葬回娘家的张九龄故妻董夫人，或是“自死”

前不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宣布，在考古发掘西安董氏家族墓地时，发掘出一座张九龄夫人墓，夫人姓董，字韶容。对此，人们第一感觉是意外，觉得反常。

张九龄做过唐玄宗的中书令，即首相、首辅，其夫人怎会葬入娘家祖茔?唐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出为荆州长史，属于高官获谴被贬，没几天董夫人就以廿八之龄亡故，时间上太过巧合。

有妇之夫长安藏娇

董韶容墓的墓志上，称其“叨椒掖之亲，承纶言之聘”。椒为香料，汉代皇帝后宫用花椒涂抹墙壁，称椒房；掖即掖庭，也指皇帝后宫。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网官，董韶容为唐玄宗董贵妃兄弟之女，可以算是玄宗的外甥女。这就解释了“叨椒掖之亲”。纶言指皇帝的诏令、皇帝的话。“承纶言之聘”表明，董韶容适张九龄出于玄宗的意思。

墓志云，“一嫔丞相，七载妇仪”。嫔即人妇，嫔、作嫔是唐代女子嫁为人妇的书面表达，有“作嫔君子”等说法。则迄于殁年，董氏与张九龄一共生活七个年头。

可以推知，两人结为夫妇当在开元十九年。其年三月七日，张九龄由岭南按察使任被召回京，约于三月底四月初，就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故婚期可断为本年四月后。彼时，张九龄已年五十四。

问题是，张九龄乃有妇之夫。据九龄外甥、赠太子太傅徐浩撰《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九龄“夫人桂阳郡夫人谭氏，循州司马府君诲之子也”，“太夫人乐在南国，不欲北辕，克勤奉养，深得妇礼。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终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

这位谭氏，有桂阳郡夫人即桂阳郡君的封号，丈夫殁后还顽强地活了十七年，乃张九龄正妻。今韶州张氏家族墓地，尚存一古塚，被断为谭氏之墓。

张九龄因周子谅事件被贬

由尚书右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是张九龄政治与人生悲剧的高潮，并且祸延董韶容，其引爆点是“周子谅事件”。

《资治通鉴》载，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宰相牛仙客略无宰相之材，还在朝堂上引用谶书，预言牛仙客将来造反。玄宗大怒，命左右棍棒侍候，周子谅死而复活，再次廷杖之。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岭南瀼州，押送至蓝田便死了。

宰相李林甫上奏玄宗：“子谅，张九龄所荐也。”二十日（此日期或有误，下文会论述），玄宗下诏，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被贬没几天，董韶容就去世了。专家猜测，董夫人大概是身患有疾，突遭九龄官场变故的打击，悒郁而终。

其实，事情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时长安还发生了“一日杀三庶人事件”。唐玄宗三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指控意图谋反，玄宗下诏废太子，将三人贬为庶人，流放瀼州。三人押送至城东驿，被玄宗赐死。

废掉太子瑛，这一想法玄宗早就有了，但张九龄作为首辅坚决反对，使玄宗颇有顾忌。玄宗此次将九龄贬到荆州，台面上的咎由不是其支持太子瑛，但这只是帝王心术。

与太子关系密切才是主因

董氏家族墓地考古还发现，吴王李恪曾孙女李仙仙葬于董氏家族墓地，李氏嫁给了董贵妃弟弟董君，这就为我们梳理历史经纬提供了新线索。

这位李仙仙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她，确定无疑地将张九龄、董韶容与一位唐宗室统兵大将、信安郡王李祎，紧密联系起来，证实了一个复杂的姻戚与政治关系网络的真实存在。

据本人向陕西考古专家请教，李仙仙是吴王李恪第四子李璄的孙女。而信安王李祎是李恪第三子李琨的嫡长子，故李仙仙是李祎的堂侄女。

唐玄宗登基后，陆续重用一批宗室近支，首先重用的便是李祎。君臣俩是从兄弟关系，唐太宗是他们共同的曾祖父。开元十五年，李祎拜左金吾卫大将军、知朔方节度事，兼摄御史大夫，寻迁礼部尚书、仍知节度事。开元二十二年，迁兵部尚书，仍兼朔方节度大使。李祎是手握重兵、屡建边功的明星级权贵。李仙仙嫁董君乃唐玄宗赐婚，大概是皇帝表示对李祎一族的关怀。

但恰恰是这位信安王李祎，作为宗室统兵大将，已早一步卷入武则天一族某人罪案，而这桩罪案焦点实在于废太子李瑛。

此案分为三个阶段：

开元二十四年四月，武则天族孙武温昚坐交通权贵，杖死。《资治通鉴》载，武温昚所交通的权贵，主要指朔方、河西节度使信安王李祎，广武王李承宏，泾州刺史、太子妃家族的薛自劝等人，此三人分别被贬到边远州郡任刺史或别驾。还有一位蒲州刺史王琚，是唐玄宗诛太平公主的功臣，此时竟因与信安王李祎有书信往还，被贬通州刺史。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据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描述：“范阳节度、颍王璬，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领，上乃震怒，谓其不臣，顾问于公。”太子私下向统兵将领索要甲胄，且数量多达二千件，这在唐代被视为政变前奏。玄宗打算废太子，中书令张九龄答：“子弄父兵，罪当笞，况元良（指太子）国本，岂可动？”主张只打屁股，反对辄兴废立，玄宗闻言痛哭流涕。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流瀼州，行至城东驿赐死。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亦流瀼州，行至蓝田驿赐死。

“三庶人”悲剧，通常认为是武惠妃为立儿子寿王、杨玉环丈夫李琩为太子，与宰相李林甫内外勾结，构陷三人谋反所致。

但“三庶人”因母妃失宠，而致自己处境每况愈下，故对玄宗心生怨望，已在谋划宫廷政变，这恐怕也是事实。

在《废皇太子瑛为庶人制》中，玄宗谴责太子“妃之昆弟，潜构异端”，并指出：“驸马都尉薛锈，亦妃之兄也，今又煽惑，谋陷兄弟。”“三庶人”以及太子妃兄弟等人搞团团伙伙，发展到大逆不道，是悲剧的主因。

开元十二年，张九龄为李祎撰写上玄宗的《进写圣容真图表》。开元十四年，李祎又请张说文士集团中坚、吏部尚书裴漼为其婶婶慕容氏撰写墓志。张九龄是这一文士集团骨干之一，可以推测，他与信安王李祎往来密切。

随着玄宗将李仙仙赐婚于董韶容叔叔董君，以及钦点董韶容与张九龄的鸳鸯谱，九龄与李祎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李仙仙墓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布，但据本人向专家了解，李仙仙卒于天宝七载。作为董韶容婶婶，李仙仙在董韶容入侍张九龄时，大概已经嫁入董家。张九龄与信安王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姻戚纽带。

如此一来，张九龄与废太子瑛之间便形成微妙联系。首先，太子妃兄与武温昚、李祎等搞团团伙伙，顺藤摸瓜，瓜就是太子瑛与张九龄。其次，张九龄作为宰相，坚决反对玄宗废太子，在玄宗看来，张九龄与信安王李祎、太子李瑛等是一伙儿的。

妄议天纵英明

事实上，周子谅事件不仅是张九龄的滑铁卢，而且与李祎之间也存在一根暗线。张九龄到达贬所荆州后，立即给玄宗上书，在《荆州谢上表》中称：“臣往年按察岭表，便道赴使，访闻周子谅久经推覆，遥即奏充判官。寻属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后信安郡王祎奏将朔方驱使，便请授官。”

张九龄被召回京时，在岭南与周子谅结拜金兰，双方有诗唱和。九龄酬作中有云，“无庸我先举，同事君犹滞”，明显在替周的不达抱屈。

九龄亲手拔擢周子谅，但他把责任推给了李祎，但李祎是如何认识沉沦下僚的周子谅的？很大可能是，张九龄将周子谅推荐给素来交好的李祎，意在助其沙场立功，再加保奏。开元二十年，李祎作为主帅北征叛唐的奚、契丹，取得抱白山大捷，拿到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官衔，当然也要保奏一批人。张九龄顺水推舟，先让周子谅做了长安尉，最后擢为监察御史。

再说牛仙客，出身县小吏，但是个颇有管理才干的边将。唐玄宗要重用他，征求中书令张九龄意见。张九龄竟然说，若用牛仙客为相，就是对他这种文学之士的侮辱。

玄宗听了非常生气，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诏令张九龄罢知政事，给了他一个尚书右丞相的虚衔。现在周子谅公开攻击牛仙客，等于妄议天纵英明。既然周子谅是张九龄的人，唐玄宗揣度张九龄居于幕后指使，就不能说是昏君的受害妄想狂。

厘清历史经纬之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杖杀周子谅也罢，贬谪张九龄也罢，“一日杀三庶人”也罢，其实就是唐玄宗分步下的一盘大棋，绝非时间巧合的孤立事件。

一条过于巧合的时间线

不妨据史料梳理一条时间线：

四月十七日，朝堂杖杀周子谅；

二十日，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二十一日，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驸马都尉薛锈流瀼州，寻并赐死；

二十二日，李瑛舅家赵氏、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等，被牵连流放降职的多达几十人；

二十六日，董韶容香消玉殒。

这个时间线，其实还可以优化。张九龄《荆州谢上表》称：“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而唐玄宗《赴荆州长史制》的成文日期署“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学者早就注意到二者牴牾。“四月十四日”早于周子谅被杖杀的四月十七日，必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四月二十日”就一定对。

很有可能，张九龄获谴被贬于四月二十四日，后世人在抄写出版时，《荆州谢上表》于“十四”前抄漏了一个“二”字，而《赴荆州长史制》于“二十”之后抄漏了一个“四”字。类似例证所在多有。

无论张九龄是被贬于二十日，还是被贬于二十四日，说董韶容两天后或六天后悒郁而卒，都有些牵强。唐人墓志一般会交待志主死因，譬如“寝疾终”“横祸终”“暴疾不旬”等。所谓悒郁而亡，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有基础病的，会加重病情，但死也少则十天半月；二是悒郁而致病，更有一个较长发展时程，方言不治。张九龄遭贬后，董氏六天内或两天内悒郁而终，未免过甚其速。

董韶容墓志描述：“驲使无容，闺罗惶疚，不意魂归月道，德被人间。”驲，即驿。其大意是，驿使不容许张九龄逗留，也不让董韶容随行，董韶容既惶恐又愧疚，事发突然地就魂飞天国，只留下美德名声在人间。

不排除“暴疾亡”的可能，但墓志基本回避了对死因的交待，给人想象的空间。

唐玄宗杀红了眼

我们不妨从张九龄自身对时局的感知，来揣摩董韶容可能的应对。

《荆州谢上表》云：“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属小道使多，驿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礼上，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唐代宰相出牧州郡，本属稀松平常，可谓“能上能下”，当事人自然觉得委屈，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开元初，中书令张说被玄宗贬为相州刺史，再贬岳州刺史。但到了开元四年即触底反弹，先升迁为荆州长史，开元九年重登相位，开元十一年第三度任中书令。

张九龄出为荆州长史，起点比张说高，本不该忧戚恐惧。但他明言自己“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忧戚之至，必有他的“心中明镜”。

他清楚，这一回，自己犯的是死罪。唐玄宗当廷杖毙周子谅，其实他不是要杖毙一名监察御史，而是对张九龄杀人诛心。

《荆州谢上表》云：“臣不即饮气取死，岂敢辄惜余命？伏念心无党恶，死则似同，以此偷生，犹希圣察。”又云：“臣受性愚钝，暗于知人，禀命舛剥，与此凶会，诚合自死，以谢天威。”

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五年是张九龄政治生涯的高潮，但他在诸多重大国是上，包括边疆战和、高层用人、太子废立等，与皇帝意志相左。很多人总提玄宗后来时常念叨“九龄风度”，其实玄宗一边提拔重用九龄，一边又对他充满嫌恶。

仅从两点即可看出：一是张做到皇帝首辅，而其散官衔升到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止步；二是张的封爵止于始兴伯，这与宰相多封国公形成巨大反差。

回到张九龄被贬，揆诸前中书令张说的经历，情况本不算严重。但玄宗有一套整人的方法，他极少痛快地让人人头落地，而总是分步贬谪，最后叫人走投无路，或者派人在贬官赶往下个任所的半路上宣诏赐死。

当时玄宗杀红了眼，一日杀三子，又杀一女婿，四条人命。《荆州谢上表》直言：“臣今孤苦”，“乞哀于圣君”，求一条活路。彼时，张九龄肯定知道自己命悬玄宗一念之间。

一件宫廷赏赐

真正“孤苦”的，其实不是张九龄，而是董韶容。董韶容作为董贵妃侄女，唐玄宗如果真心施以恩泽，完全可以替她择一门当户对、年龄适宜的佳偶。但玄宗没有这样做。

开元十九年，张说刚刚去世，其生前曾向玄宗推荐“族子”张九龄可堪大用，而玄宗大概也想再续“文治”，有心栽培张九龄。他将张九龄从岭南按察使任上召回，于是就有了董韶容的“承纶言之聘”。

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老母在韶州去世，他一门心思奔丧守制，而玄宗似乎急不可耐，非要夺情，逼张返京出任宰相。翌年正月，张九龄面圣上表，“乞终丧”，玄宗不许。

于是赐九龄豪宅一区，又赐麦面、赐药、赐衣服绢帛，甚至赐给九龄家突厥俘虏，赐爵始兴县开国子。开元二十三年，还给九龄刚守制毕的两个弟弟并授京官。

在这个阶段，玄宗于九龄真可谓“上马赠金，下马送银”。反推董韶容所承“纶言之聘”，其本质不言自明。

这就解释了董韶容墓的一个反常之处，即作为张九龄故妻，董韶容墓志没有冠夫人封号。虽然志盖题“大唐故董夫人”，但此所谓夫人者，只是对女性已婚志主的一般尊称，真正封号是有某国夫人、某郡夫人之类名目的。

可以合理推论，董韶容只是玄宗赏给张九龄的一个侍妾，在张家身份尴尬。

诚合自死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玄宗令张九龄罢相，九龄本身陷入困境。

此前，九龄持续与玄宗意见不合，反对玄宗由东都返西京，反对重用牛仙客，反对废太子等。

罢相的引爆点，是蔚州刺史王元琰贪腐案。中书侍郎严挺之前妻再嫁王元琰，而王元琰案由三司会审，严挺之谋求替王元琰开脱。而严又是张九龄向玄宗推荐的宰相人选。玄宗由此认定，张九龄与侍中裴耀卿、严挺之等人“朋党”，这是一种要命的指控。

周子谅事件，无疑使张九龄罪上加罪，既然九龄本人觉得“诚合自死”，董韶容作为一名侍妾，又当如何？当时的长安，对于卷入周子谅案、太子瑛谋逆案的家族来说，只有白色恐怖。

董韶容，一名被玄宗当作礼物赐给权要的弱女子，对命运的感知想必同于待罪之臣张九龄，而且应该更加敏感，结果就是“诚合自死”。

周子谅诋毁宰相牛仙客并非直接上书玄宗，而是游说御史台一把手李适之，要李适之好好劝劝皇帝。李适之是唐太宗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玄宗从兄。李适之将情况上奏玄宗，玄宗大怒，召周子谅廷对，最后杖决。

多年以后，李适之当上宰相，卷入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妃兄韦坚谋逆案，被贬宜春太守。到任后，获悉同案的韦坚、裴敦复、李邕等清贵接连于贬所杖毙，感觉生路已无，遂仰药自尽。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董韶容香消玉殒。其墓志铭曰：“猗欤媛兮嫔君子，神有祸兮人无祉。”没有对疾病的感慨，只有对命运的叹惋。

开元二十六年，张九龄给玄宗两上贺表，皆表白“臣待罪荆南”，并以“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结尾，足见其内心之挣扎。

在在显示，董韶容应该是选择了“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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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于泽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