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这样说】（三）中国抗战何以中流砥柱

宋一叶

八十年前，当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卢沟桥的晨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谁能凝聚四万万同胞的意志？谁能指引这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翻开厚重的抗战史册，历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犹如一道穿透黑暗的光，以擎旗者的勇气担当，以点灯人的卓越智慧，以定盘星的无畏坚毅，成为当之无愧的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最终带领四万万同胞走出沉沦，迎来民族解放的曙光。

“擎旗者”

回望八十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信念的较量。当“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笼罩大地，中国共产党如同一盏明灯，以科学的理论照亮胜利的路径。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深刻分析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将抗战分为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断，如同一剂清醒剂，让迷茫中的国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历史学家金冲及研究发现，从1931年至1937年，中共先后发表抗日宣言、决议、通告等文件达185份，平均每12天就有一份抗日文件问世。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声。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最早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当局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胸襟，不断调整政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终实现“联蒋抗日”。1936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品格。诚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员应该作抗战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自大，而要谦逊和气。”这种率先觉醒、率先呼吁、率先实践的擎旗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抗战意志最坚定的代言人。

“点灯人”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信念的较量。当“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笼罩大地，中国共产党如同一盏明灯，以科学的理论照亮胜利的路径。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光辉著作，不仅准确判断了战争走势，科学预见了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更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如灯塔，驱散迷雾，又好似一剂清醒剂，让迷茫中的国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美国记者白修德曾评价：“《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国人对抗战有了清晰的概念，知道这是一场必须付出巨大牺牲但最终必胜的战争。”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创造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百团大战等经典战例。据统计，到抗战胜利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伪军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敌后战场牵制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智慧，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灵活战术，更是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优势。

“定盘星”

在决定民族存亡的较量、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坚定信念，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定盘星”作用。

面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国民党内动摇分子散布悲观论调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政权团结各阶层，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平衡抗战与民生，通过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处理矛盾，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中国抗战很可能在1940年前后就已崩溃。”这种政治定力源于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对历史大势的清醒判断。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驻地，是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延安，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以28.6万党员牺牲的代价（占战前党员总数的58%），证明了谁才是民族利益最坚定的捍卫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抗战期间中共高级干部牺牲率达43%，远高于其他党派。这些数字不是冰冷的统计，而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铸就的永恒丰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展现的擎旗引领之勇、点灯指路之智、定盘稳舵之毅，已经深深融入党的基因血脉，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精神资源。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抗战精神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没有抗战精神的传承弘扬，就没有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