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这事儿，在古代的判罚会有多狠？

道光年间一个夏日，京城街边发生一幕：男子王某内急难忍，背对街道小解。恰巧妇人李氏路过，王某非但不回避，反而转身淫笑，手指私处。李氏如遭雷击，嚎啕奔回家中当夜悬梁。案卷呈递刑部，多数官员认为“无手足勾引，无语言调戏”，建议“缓决”（死缓）。唯有一司员力排众议：“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最终王某以“情实”（立即处死）定罪，命丧绞架。

无独有偶，数月后某私塾先生授课中途外出解手，偶见邻楼少女凭窗远眺。四目相对间，先生下意识微笑颔首。少女霎时色变，猛闭窗扉。片刻后少女房中传出哭声——她已自缢身亡。先生闻讯失声惊呼“今日错了”，被少女胞弟（恰为学堂学生）告知父母。官府以“致妇女羞愤自尽”定罪，刑部同一位司员批下十字判词：“虽无实事，其心可诛”，又一条人命就此终结。

这两则载于晚清外交家薛福成《庸庵笔记》的真实案件，揭开古代性骚扰律法中令人窒息的严酷逻辑。

古代对性骚扰的规制，走过从道德谴责到法律严惩的漫漫长路。

唐代以前，礼法分离。汉乐府《陌上桑》中，太守当街调戏采桑女秦罗敷却逍遥法外，仅遭机智反讽。唐代滕王李元婴更荒诞，他常假借王妃之名召官员妻妾入府奸淫。典签崔简之妻郑氏反抗时抓得王爷“满面流血”，反被王妃嘉奖。若非郑氏刚烈，施暴者将继续横行。

元代首立专项法规。延祐元年（1314年），江西瑞昌县达鲁花赤（掌印官）屯屯强扯民妾求奸未遂，依“诸职官求奸未成者，笞五十七，解见任”之律，遭罢官杖责。五年后江苏武进官员伯不花调戏部民妻子，被杖六十七棍且降职二等。

明代开国重典治国。朱元璋亲订《大诰》，规定当众调戏妇女者“断手斩脚”。南京某浪荡子当街猥亵女子，地方官拟罚款了事。朱元璋闻讯大怒，亲判斩其双手。

这种思想可追溯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他曾判一桩离奇案：某人挥棍救父却误伤父亲，按律当斩。董仲舒力排众议：“志善违于法者免”，开创以主观动机定罪的先河。

清代律法更为缜密，将“调戏致妇女自尽”纳入“威逼人致死律”，量刑尺度却飘忽不定。前述小便案中，刑部司员以“原心定罪”原则诛心论罪——即便行为未构成实质侵犯，但“其心可诛”就足以要人性命。

雍正十一年（1733年）新增律令明文规定：“强奸未成，或但经调戏，本妇即羞忿自尽者，俱拟绞监候。”这条法律将女性自杀作为对骚扰者量刑的核心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诡异悖论：受害女性不死，施害者可能免罚；女性一死，罪犯必抵命。

更令人心惊的是经济诱因。清政府为强化贞洁观念，规定“强奸不从以致身死之烈妇”，家属可获三十两建坊银加二十两葬银，总计五十两。这笔钱在乾隆年间堪称巨款——当时平民年收入不足三两银子。

利益驱动下，乾隆朝“妇女经调戏羞忿自尽”案件激增。士大夫方浚师在《蕉轩随录》中记载了男性的普遍忧虑：某些女性“本不欲生而借此鸣贞，或别有他顾而饰词诬陷”，用生命换取家族利益。

1857年甘肃如宁村的雨夜，村民赵雨潜入独居婢女三姐房中图谋不轨。三姐高声呼救惊醒邻家少女足姐，赵雨持刀伤人后逃窜。因三姐未自尽，赵雨仅以“强奸执持凶器戮伤本妇”判绞监候。若当夜无旁人在场，她或许只有以死明志才能将罪犯送上刑场。

贞洁牌坊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每一座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另外，古代性骚扰案审判中，涉案者身份常决定生死。

权贵阶层屡屡逃脱法网。唐代滕王李元婴被郑氏抓伤后，崔简惊恐请罪，王爷反因丑闻外传而作罢。清乾隆年间慎刑司处理一桩亲兄性侵案：二妞指控同炕而眠的哥哥二达子屡次骚扰，官府竟以“妄控兄长的罪名，判二达子“杖八十”，对性侵指控不置可否。

平民骚扰案却多见严惩。前述路边便溺的王某与私塾先生皆属底层，终被处死10。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西赵情三深夜扯拉侄媳喻氏手臂，喻氏羞愤自尽。因涉及“侵犯服制内亲属”，赵情三被处斩刑，比普通骚扰罪加重一等。

幼女保护法规在宋代突飞猛进。《宋刑统》首创“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亦同”条款，首次确立“无论幼女是否同意皆属强奸”的原则。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更规定：“诸性侵女十岁以下虽和同强，流三千里；折伤者，绞。”

元代将幼女保护推向极致：“诸性侵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且明确“幼女止十岁以下”。明清沿袭此律，仅将幼女年龄提至十二岁。《大清律例》规定：强奸十至十二岁幼童拟斩监候；奸污未满十岁幼女按“光棍例”斩立决。

在清代，妇女深陷贞洁伦理与现实困境的双重绞杀。

官方倡导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城市化浪潮中沦为虚文。18世纪北京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5万人，平民家居通仄。直隶顺义县记载贫寒家庭“脸不洗，串街坊”，妇女日常走街串巷。朝鲜使者李坤在《见闻杂记》中惊见中国妇女“无贵贱老少皆朱唇粉面”，李宜显更注意到她们“杂坐、吸烟、接膝交手而不以为嫌”。

庙会成为性骚扰重灾区。河北《高邑县志》记载庙会时“男女杂沓，巷里为空”。湖南衡州佛诞日“跪烛”仪式中，流氓“见妇女稍美者，亦买烛以跪其旁，实为调戏”。

乾隆年间江南巡抚陈宏谋曾严禁妇女入寺烧香，结果导致“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最终在民生压力下解禁。

法律维权更是荆棘密布。性骚扰本就证据难寻，雍正年间案例中，赵情三反诬侄媳喻氏自愿通奸。喻氏为自证清白，别无选择只能自尽——用生命换来官府对诬告者的制裁。

1907年清廷《大清新刑律》草案首次删除“妇女羞忿自尽”条款，引入“强制猥亵罪”。主持修法的沈家本直言：“以死明贞乃迫人于死的恶法。”

更悲惨的是民国纱厂女工。上海女工向美国学者埃米莉·洪尼格控诉：工头以轻便岗位诱奸，拒从者派予脏活甚至开除。贺萧教授在天津调查发现，女工上下工途中遭男工骚扰，请假或犯错时更被工头要挟性交换取宽恕。“好女不做工”的民谚，道尽底层女性血泪。

当私塾先生因无意一笑被判死刑，当路人王某小解转身被认定“其心可诛”，那些曾以捍卫贞洁之名挥落的刀笔，在历史深处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清代严法的硝烟早已散去，贞节牌坊也褪尽了血色。回望这段沉重的过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严苛审判，更是一种将女性生命价值捆绑于单一道德标准的时代烙印。

从要求女性以死证清白，到今日对精神损害与人格尊严的立法保护，这条漫漫长路，终究指向一个更朴素的共识：守护尊严，不应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真正的保护，从不是将女性逼上“不死不足以证清白”的绝路，而是建立让她们能活着看见正义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