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今年（2025年）走了。

这几天刷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翻出几年前和他因译书往来的邮件，还有那段没赶上的浙大晚宴回忆，突然觉得该把这些事写下来。

不只是单纯悼念，更想让大家知道，这位写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者，不止有“中国中心观”这个标签，私下里的较真和谦和，才更该被记住。

2014年夏天，我接了个活，主编一套“海外中国思想史前沿译丛”，就是想把西方汉学里好的研究引进来。

转年在杭州碰到北大师弟董铁柱，他跟我提了柯文一本讲越王勾践的书，叫《
SpeakingtoHistory:TheStoryofKingGoujianinTwentieth-CenturyChina》。

我当时翻了翻内容，立马觉得得把这本书放进译丛里。

说实话，找董铁柱翻译真是选对了人，他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吴越春秋》的，那可是记载勾践事迹最关键的文本，等于让他翻自己最熟的领域，能出问题才怪。

后来这本书的中译本叫《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算是柯文在中文世界第四本译作。

2016年过年那阵，我第一次跟柯文聊这本书的中译事儿。

他特别积极，说对中国读者看这本书很有兴趣，还主动说帮着搞定版权。

你想啊，版权这事儿本来挺麻烦，得跟国外出版社对接，结果柯文直接找了原著版权方加州大学出版社。

2月24号他给我发邮件，不光转了版权负责人RandyHeyman的联系方式，还把我的信息也同步给对方，等于帮我省了好多事。

到了8月，出版公司编辑说版权落实了，我赶紧告诉柯文，他几乎秒回，除了高兴，还提了一嘴，他之前在香港见过董铁柱了。

对我找董铁柱翻译这事儿，他说“你比我了解他，你信他，我就信你”。

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心里有底了，因为董铁柱在伯克利的博士论文就是《吴越春秋》，他早知道董铁柱的功底。

果不其然，后来柯文看了译稿，对董铁柱的翻译特别认可，还在中译本的“致谢”里专门提了这事儿。

译书卡壳：柯文为啥宁可不在内地出书，也不删一句话？

本来译事顺顺利利，2018年就把译稿弄完了，谁知道到了出版环节，卡壳了。

董柱跟我说，出版公司要删书里第三章的内容，那章讲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经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做宣传。

柯文直接不同意，说啥也不删。

老实讲，我特别理解柯文的坚持。

他是历史学家啊，历史这东西最讲究完整，少一句话可能就把叙事逻辑断了。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蒋介石用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其中一部分，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柯文在书里就只是客观描述史实，没加任何价值判断，更没说要为谁背书。

要是因为这点内容就删，那这本书的完整性就没了。

后来因为双方谈不拢，版权期过了两年，中文版权又回到加州大学出版社手里。

无奈之下，柯文自己找了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出了繁体字版。

虽说书最终还是出版了，但内地读者想拿到可不容易，毕竟香港的繁体字版在内地流通不广。

现在想起来，这真不是柯文的损失，而是内地读者少了一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好书。

那时候我还跟柯文说，不行我再帮他找其他内地出版社。

结果没几天他就告诉我，已经联系上香港中华书局了。

还有个小细节，我当时不清楚版权怎么就回归了，就问柯文，他给我写了封老长的邮件，按时间线把事儿说的明明白白，连版权回归的依据都讲清楚了。

那一刻真觉得，优秀的历史学家就是不一样，连解释个事儿都这么一丝不苟，这种较真劲儿太难得。

译书这事儿中间，还插了段浙大晚宴的小插曲。

2017年10月，浙大传媒学院的外聘教师张圭阳突然给我发邮件，说受学院吴飞、韦路两位教授委托，邀请柯文去浙大做“浙大东方论坛”的主讲嘉宾。

他还特意说，是柯文让他找我的，想让我去参加10月16号晚上在孤山路楼外楼的欢迎晚宴，我那邮箱还是柯文给的。

怕我不信这封陌生邮件，张圭阳还额外发了封邮件，附上他和柯文的合影。

浙大晚宴失约：柯文的“小心思”，藏着对中国学者的尊重

说实话，张圭阳就算不附合影，我也不会怀疑。

但那会儿我正好在国外访问，不在浙大，只能错过这次见面。

杭州10月多舒服啊，秋景正好，没能跟柯文见上面，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

我赶紧给柯文发邮件，跟他解释缘由，说特别遗憾。

他很快就回了，说他也觉得可惜，还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面。

搞不清你们发现没，柯文这细节特别戳人。

他去浙大做讲座，特意让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晚宴，还怕我不信附合影，这哪是国际大学者的架子？分明是把中国同行当成平等的朋友看待，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柯文早从90年代起就常来中国，去社科院近代史所、北大历史系讲学，每次都要组织小型研讨会，专门让青年学者提问。

他总说，汉学研究不是西方的“独角戏”，得中外学者一起修正视角才行。

你看，他私下里的谦和，跟他译书时的较真，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对学术、对同行的尊重。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记住柯文，多半还是因为他的“中国中心观”。

但我发现，好多人可能都理解偏了。

本来想，“中国中心观”不就是反过来反对“西方中心论”，说中国是世界中心吗？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柯文说的“中国中心观”，特指研究西方汉学里的中国近代史时，得从中国内部找历史变动的原因，别把啥都归为对西方刺激的被动反应。

他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核心意思其实跟这个一样，就是让大家多关注中国自身的逻辑。

比如他在书里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就说这事儿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清代中期土地兼并太严重，阶级矛盾积了太多，西方宗教只是个触发点，不是根本原因。

还有人说，柯文这是颠覆了他老师费正清的“挑战—回应”模式，费正清不是总说，近代中国的变革都是应对西方挑战的回应嘛。

但其实也不是颠覆，更像是补充。

柯文自己在哈佛的讲座里就说过，费正清让大家看到了西方的影响，这很重要；他只是想让大家再多看看中国内部的力量，两者加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

历史学家罗志田也说过，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给费正清模式补了空白，不是替代，俩合起来才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双重视角”。

如此看来，纪念柯文真不是转发几篇悼念文章就完了。

他一辈子都在守着史学“求真”的原则，译书时不删一句话，研究时不跑偏一个观点。

对这样的学者，最好的纪念就是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别把他的“中国中心观”曲解成别的意思，也别只把他当成一个标签。

要是我们连他最核心的学术主张都弄混了，那再热闹的悼念，也没什么意义。

毫无疑问，柯文这一辈子，不管是译书时的较真，和同行交往的谦和，还是研究时的清醒，都围着“求真”两个字转。

现在他走了，我们要是能把他的“中国中心观”弄明白，接着用“求真”的劲儿去研究历史，去对待学术，那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我想，柯文泉下有知，也会乐意看到这样的纪念，毕竟，这才是对一位历史学家最实在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