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1945年重庆谈判交涉顺利，成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会怎样？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到重庆城时，山城上空还回荡着防空警报留下的记忆，硝烟味尚未完全散去。街头百姓谈论最多的，一边是“打败了日本”，另一边就是一句朴素的期盼：“别再打了”。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关于“和平还是内战”“合作还是分裂”的抉择，已经悄然摆到国共两党面前，也埋下了后来人们反复追问的那个设问——如果当时真的能谈成一个稳定的联合政府，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在当年就已经出现，只不过那时是报馆茶楼里的低声议论，如今则成了许多史学研究和大众阅读中的常见话题。要弄清这个设问，绕不开的节点，就是1945年至1946年间的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与撕毁的全过程。

一、三封电报与一次冒险之行

时间回拨到1945年8月14日，那是日本对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天。就在这一敏感时刻，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前往重庆“商讨和平与建国大计”。这一封电报，仅仅只是开始。

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又连发两电，语气一再强调“团结抗战成果”“避免内战”。从表面看，这是主动伸出的“橄榄枝”，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面前，姿态颇为亮眼。但不得不说，熟悉政治博弈的人很清楚，这三封电报背后，藏着极强的策略意味。

当时的中共中央敏锐判断出，这既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施压。倘若拒绝，国民党完全可以借此大做文章，说共产党“拒绝和平”“存心内战”；若是接受，则可能落入对方精心设计的政治与军事双重圈套。尤其是考虑到国民党在军事与交通上的优势，一旦人身安全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在党内讨论中，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意见一度占据上风。有领导人直言，蒋介石“没有真正的和平诚意”，此次邀请“凶多吉少”。当时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蒋介石早在大革命失败时期就曾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血腥清洗，“刀兵相见”的历史记忆非常鲜明。

然而，面对复杂局势，中共中央仍然作出了一个带有极大风险、却又极具战略考量的决定。毛泽东指出，如果拒绝赴谈，“舆论阵地必然全面落入国民党之手”，在国内外多重宣传下，极易使广大人民被误导，把“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党头上，进而为国民党日后发动内战制造借口。这种形势，一旦形成，将从政治上极大削弱共产党阵营的正当性。

在充分讨论后，中央决定接受邀请。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毛泽东临行前对中央机构作出调整，增补书记处成员，确保一旦在重庆遭遇拘禁甚至更严重情况，党内依旧能够继续指挥各解放区的斗争。同时，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授权在谈判期间，如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人民军队要坚决自卫反击，决不被动挨打。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机抵达重庆。那一天，机场挤满了记者和各界人士，镜头闪个不停。表面上是“欢迎”，实际上所有知晓内情的人都清楚，这是一趟带着生死风险的政治之行。

二、谈判桌上的筹码与裂痕

自8月下旬抵渝起，到10月签署《双十协定》，谈判持续了四十多天。其间，双方围绕政府改组、军队整编、政治保障等关键议题展开反复谈判。表层形式上，看上去一派“你来我往”，实质上却是两种政治路线、两种社会基础的较量。

值得一提的是，从公开资料看，在这轮谈判中，我党在立场上展现了相当程度的灵活与诚意。按照毛泽东的主张，为了争取和平，可以对部队部署与规模做出一定让步，主动撤出部分地区、裁减部分兵力，以显示愿意“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态度。甚至对于国民党提出的“裁军”问题，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提出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军队国家化”，让军队脱离任何党派的私人控制。

有一次会谈间隙，蒋介石提出，希望把毛泽东安排到新疆任省政府主席，理由是“边疆建设需要有声望的人物坐镇”。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种“重用”，实际上却是企图把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从全国政治舞台中心调离，远置西北。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种布置意味着什么。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代表团提出，只允许共产党保留少量师级部队，而且编制、番号乃至作战指挥权，都要纳入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体系之内。这等于说，共产党方面的武装力量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之内，军权基本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对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很难接受。

在关键环节上，矛盾集中到了“谁掌军权”这一核心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共两党领袖可以都放弃直接指挥权，军队交由国家统一管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政府，党派之间通过政治协商参与国事，而不是谁掌握枪杆子谁说了算。蒋介石则坚持要保留国民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拒绝放弃“总司令”的位置。

从整个谈判进程看，表面上达成了《双十协定》，其中包含“和平建国、党派合法、军队整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条款，文字上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当协定“笔墨未干”，背后的权力运作已经开始逆向而行。1946年，随着国民党军队陆续向解放区推进，全面内战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曾在内部夸口，要在“几个月内解决共军问题”，这种自信，既来自美国大量援助的武器装备，也来自他对自身军事力量的估计。

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权力心态下，谈判桌上签下的条文，能有多大的约束力？纸面上的“和平”，终究敌不过现实中的“兵力部署”。

三、假如联合政府真的建立，会发生什么？

回到那个常被提出的设问：如果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真正接受了“联合政府”的方案，愿意在政府结构与军队管理上作出实质性让步，中国会不会避免后来那场规模巨大的内战？“今日之中国”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要把这个假设说清楚，得先看当时的力量格局。1945年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名义上接收全国政权，拥有军队大约四百多万，绝大部分是正规化部队，其中不少师是美械装备，火力强、机动性高。国民党控制区约占全国国土的六七成，金融、交通、外交机构也在其手中。与之相比，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虽然在华北、华中、东北等解放区有相当影响，但装备和补给条件远不及对手，国民党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资源”上占据优势。

从政治基础看，国民党代表的主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与之相连的官僚集团，背后是既得利益结构和四大家族等势力；共产党则依托工农大众和广大的贫苦群众，在土改、减租减息等政策中赢得基层支持。谈判桌上的两股力量，看上去是“平等协商”，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力量彼此难以调和的对峙。

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蒋介石在1945年至1946年间，出于国际压力或国内形势考虑，暂时同意组成联合政府，即便在文件上承诺军队国家化、权力共享，能否长期维持稳定，本身就充满疑问。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推演。

一个层面看，若联合政府真的成立，短期内确实有可能延缓全面内战的爆发。两党进入同一政府框架，在形式上都可以对国内外宣布“和平建国”，一时之间，城市里也许能看到“团结”的宣传口号，新闻报道中也会多出些“协商”“民主”的字眼，对于一心盼望休养生息的普通百姓而言，这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画面。

但问题在于，军队指挥权和地方实际控制权，会不会同步交接？这是关键所在。如果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让步，实际仍掌握大部分正规军，将其部署在关键区域，而共产党方面则被限制在少数地区，甚至被要求“整编缩减”，那所谓“国家化”的军队制度会变成一纸空文。一旦政治形势稍有变化，旧有矛盾爆发，手中掌握重兵的一方，很容易重新走向武力解决问题。

另一个层面看，即便蒋介石本人在某一阶段，真的产生了妥协念头，为争取美国进一步支持、维持国际形象而暂时接受联合政府，他背后那一整套利益集团是否愿意买账，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长期依靠土地、工厂、金融系统攫取利益，一旦联合政府推动土改、缩小特权、限制垄断，这些集团势必产生强烈反弹。历史上不少国家的经验表明，旧有统治阶层往往不会主动放弃手中的经济和政治特权，而是倾向于通过破坏协议、策动政变、扶植代理人等方式，去瓦解任何可能削弱其利益的制度安排。

再从共产党一方看，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清楚一个朴素而又残酷的事实：在当时的中国，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掌握自卫力量。枪杆子并不是目的，而是一道防线。大革命失败后惨痛教训在那里摆着，谁都明白，一旦完全丧失独立的军队指挥权，把命运完全寄托在对方承诺上，一旦对方翻脸，等待的极可能是新一轮血腥镇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表面存在、实质不稳固的“联合政府”，即便在形式上成立了，也很难保证不走向破裂。哪怕内战不在1946年爆发，也可能在数年之后，以某种突发事件为导火索重新点燃。历史上的“四一二政变”，就是在此前合作背景下突然爆发的，教训极深。

四、设想中的“今日之中国”，可能有哪些差别？

问题回到开头那句设问：“倘若1945年重庆谈判交涉顺利，成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会怎样？”从目前可以掌握的历史资料和当时的力量结构来看，这个假设即便成立，极大概率也只是改变了道路的曲折程度，而很难改变大的历史方向。

一种比较谨慎的判断是：如果联合政府真实、稳定、持续存在，且能够在制度上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终结一党对军队的垄断，同时又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那么中国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一种“多党合作、宪政框架”的方式前进。只是，以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结构和旧势力根深蒂固程度来看，要他们在短时间内接受这样的深刻变革，其难度几乎可以用“颠覆自我”来形容。

另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可能是：联合政府哪怕建立起来，内部也会持续存在激烈的斗争。各地对政策执行的理解完全不同，军队整编时明里暗里互相较劲，经济、金融领域仍然由旧势力把持。人民对腐败和通货膨胀的不满积累，社会矛盾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酵。到了某个关节点，一场新的政治危机触发，双方再次用武装方式解决争端，只不过时间可能从1946年推迟到更晚几年而已。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的态度。抗战胜利后，美国在华影响力极大，军事顾问团、援助计划、政治调停都深度介入。美国官方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统一但亲美”的中国政权，其实际政策倾向，客观上对国民党更为友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即便有联合政府的形式存在，如果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仍主要流向国民党，那么权力天平就很难真正平衡。一旦局势紧张，美方很可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做出有利于国民党的一边倒选择，从外部推动局势朝不利于共产党方向发展。

从这些环节综合来看，那种设想中的“彻底避免内战、长期和平共处”的联合政府模式，在当时条件下实现的可能性并不高。更现实的推断是，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多数情况下会成为一段过渡性的安排，是通向更剧烈冲突的一道中间台阶，而不是终点站。

说到这里，有一句话常被人提起：历史并不能重来，假设终究只是假设。但这种假设并非毫无意义。通过设问，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种选择背后的力量结构和内在逻辑。例如，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并非一时冲动，更不是个别人物的偶然决定，而是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取向在特定条件下的必然延伸；而共产党坚持保留独立的人民武装，也不是出于单纯的“权力欲望”，而是在残酷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生存判断。

如果那场重庆谈判真能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今日中国的道路或许会更少战火，却一定要付出另外一种代价——要么是旧有特权集团长时间占据主导，要么是人民力量不得不在更复杂、更漫长的博弈中寻找出口。比较之下，当时历史所走出的那条路，虽然艰难、充满牺牲，却在短短几年内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面貌，这一点，已成为后来众多史学研究中不断被验证的事实。

从1945年的重庆，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再到1949年全国胜利，这条时间线并不长，却极其密集。每一个转折点都牵扯无数人的命运，也为后人留下难以回避的问题。关于“联合政府”的设问，之所以经久不息，归根结底，是人们在战争与和平、妥协与斗争之间，反复思考的一种方式。而那一段历史已经说明，单靠纸面协定、口头承诺，很难改变深层的社会矛盾；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再漂亮的协议也经不起风浪。

就1945年的中国而言，联合政府即便在重庆的会议厅中成形，多半也难以抵御现实的巨浪。蒋介石有自己的算计，背后势力有自己的利益，广大工农群众有自己的期待，而共产党也有必须坚守的底线。在这样的多重力量交错之中，“今日之中国”的样貌，最终还是由那几年刀光剑影中的胜负来决定，而不是由谈判桌上那一点墨迹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