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怎么才叫搞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生产方式或者说经济制度，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却一直是一个谜。

资本主义从何而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资产主义在欧洲兴起的那段历史，而是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和解读充满了意识形态上的需要。

有的将资本主义的出现描述为与几种“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密不可分的过程，例如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契约精神等等。

有的（马克斯·韦伯）则将它跟基督教联系起来，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禁欲主义新教”对生活伦理的重新塑造，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对于我国来说，资本主义如何产生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例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名词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就是我国史学界特有的一个学术课题。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上曾经专门出现过相关介绍，认为早在明朝末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雏形”。“资本主义萌芽”也成了当时历史课必须掌握的知识点之一。

1583年明朝贸易船旗

不过，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的中学历史教材已经将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不再将它作为重点来讲述。

然而，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仍然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深刻的矛盾，美国开始主动抛弃由它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

重新思考这一历史问题，对于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以及各国此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让我们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出发，审视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1. 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是一场持续了近百年的学术马拉松。最早的讨论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为了解释相对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

当时有几种观点，有的认为中国古代其实有过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明朝织布），但是被自身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打断了（清兵入关）；还有的认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但同时也认为假设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古代社会也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

具体来说，早期的研究者认为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但还没有出现成熟的工厂式生产方式，因此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之际手工业市场已较为成熟——纺织女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关概念的讨论开始进一步深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除了明清说，还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

关键在于学者们对于什么程度的手工业才能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达不成一致的标准。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看，很多朝代的很多地区都出现过比较繁荣的商品贸易，也有了一定规模的手工业。

到了七八十年代，相关研究开始集中于某个地区，某个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并且与欧洲同时期的规模进行量化比较。

但是，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假如这些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经多次、在多地出现过，那么它们为什么始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或者说，假如一颗种子种下去后始终成长不出应该长出的果实，那么是不是可以怀疑它本来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商界领袖——晋商、徽商

进入90年代以来，研究风向已经发生翻转，取而代之的是对此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反思。有的称之为是为了跟西方历史进行对照而产生的“研究情结”，有的称之为“假问题”。

这些反思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总结，例如“资本主义萌芽”相关讨论中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学者把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产生当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根本性标志。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它们经常伴随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者在很多朝代都发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其出现的时间甚至出现了汉朝说、春秋战国说。但是，认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诞生的“前兆”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过，即使换一个标准，例如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高度发展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则把市民阶层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这些散在的现象也都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找到存在过的证据。

到了这里，有人可能会将原因归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或政治制度，认为是土壤不合适，而不是种子不合适。

但实际上，古代欧洲、北非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它们同样也没有成长为参天大树。

2. 欧洲萌芽

公元前405年，雅典和斯巴达争夺希腊控制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到了最后关头。自战争开始以来，雅典方面一直凭借强大的海军，占据了海上优势，与斯巴达周旋。

伯罗奔尼撒战争

斯巴达海军统帅吕山德为了歼灭雅典舰队，制定了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攻占赫勒斯滂海峡附近由雅典人的盟友控制的兰普萨库斯城。

赫勒斯滂海峡就是如今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它控制了连接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战略要冲。

达达尼尔海峡

当时雅典城邦人口众多，但耕地有限，严重依赖来自黑海沿岸的谷物。一旦斯巴达人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雅典人的运粮船队就无法将黑海的粮食运回国。

因此，当兰普萨库斯城陷落的消息传到雅典，雅典不得不立即派出全部180艘战舰火速驶向赫勒斯滂海峡。而斯巴达士兵则在城中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最终，庞大的雅典海军毁于一旦。在海上粮道被切断后，雅典只苦苦坚持了数月就被迫向斯巴达投降。雅典自希波战争以来建立的地中海霸权宣告结束。

而导致雅典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导致雅典的粮食供应过于依赖外贸进口。

海上贸易发达导致雅典粮食供应过于依赖外贸进口

以雅典、科林斯等城邦为中心，当时的人们凭借成熟的近海航行能力，构建起了覆盖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贸易网络。

在繁荣的海上贸易推动下，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大大小小的城邦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分工。

受海外贸易影响，希腊当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收益更高的橄榄和葡萄，主要向周边地区出口橄榄油、葡萄酒。同时，雅典还出现了大量陶器、金属制品、武器制造等手工业作坊，来制作满足海外市场的手工业品。而希腊所需要的粮食则高度依赖从外部进口。

从形式上看，这些手工业作坊中有相当一部分也符合“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土壤上看，雅典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民主政体”的发源地。

而且，由于欧洲人几乎将一切都追溯到古希腊，如果愿意，你还可以从这里找到自由民、市民阶层、私有产权、契约精神等等概念的雏形。

甚至，后世学者经常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分别作为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典型，那些所谓农耕文明不适合产生资本主义的种种“缺点”，在这里也不管用了。

但是，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也有些牵强。或者说，即使可以称为“萌芽”，古希腊的商品经济仍然缺少了将它催生出资本主义的某个关键要素。

回顾东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始终没有发现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足以主导一切、异化一切的“资本力量”。

代表雅典鼎盛时期的著名“猫头鹰硬币”，据说最多时需要有2万名奴隶在银矿进行开采。那时的“资本”或者说货币、财富，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可见的物件，仍然屈从于人类的力量和掌控。

猫头鹰硬币

相比于工匠们制作的一件精美陶器，由奴隶们开采然后经过锻造加工的猫头鹰银币，只是用的材料特殊一点，可交换的商品更广泛一些而已。

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繁荣，资本都没能在其文明框架内形成主导性的力量。

那么，“资本”究竟是如何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将它所遇到的一切都变成能够滋生利润、为自己服务的生产要素，并推动人类重新组织整个社会，乃至主宰一个个国家的生死命运。

3. 资本力量

1602年，由荷兰首相奥登巴恩维尔特伯爵牵头，荷兰成立了一家前所未有的公司——东印度联合公司。

东印度联合公司

这家公司的独特之处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融资方式：它以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为愿景向全社会筹集启动资金，以未来的分红吸引市民们成为公司股东，凑足了600多万荷兰盾的本金。

东印度联合公司也因此成为了现代公司的鼻祖。它的典型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抽象的“资本”、“股份”、“分红”等概念的驱动之下，组织的一种大规模集体行为。

东印度联合公司的股东数量非常庞大，甚至一些有钱人家的仆人，都拿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大量普通荷兰人愿意将家庭的全部资产拿出来，来换取一份可能会带来巨大收益，也可能会导致倾家荡产的合约。

这一集体举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甚至超出了它的经济意义，因为荷兰人很快就开始按照这种全新的方式全面组织起自己的生活，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资本能够如何改变一个国家。

东印度联合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30年时间里，公司的股东不仅每年能够分到巨额分红，股价也在此过程中翻了24倍。一夜暴富的神话突然在这个小小国家成为了现实，并且瞬间点燃了欧洲人的疯狂。

全欧洲的钱源源不断地涌向荷兰，让这个偏居一隅的欧洲小国一跃成为了第一海上强国。资本开始展现出其改变国家实力对比和影响世界格局的巨大力量。

东印度联合公司的成功使荷兰成为第一海上强国

这股力量比西班牙人去南美掠夺白银的热情更加狂热。尽管白银是一种可以铸造货币的特殊矿产，但它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可见的实物。开采白银需要多少人力，铸造银币需要多少工时和成本，同样的成本投入到其他行业最终能够获利多少，仍然是可计算、可衡量的。

它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所展现的抽象的“资本力量”，一种由人类的想象力和欲望混合驱动的产物。

荷兰人对郁金香的资本炒作，更加体现了这种力量的可怕之处。一周的时间，郁金香的价格翻了40到60倍，一朵名贵的郁金香甚至能换一套住宅。

17世纪郁金香狂热

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从中得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事件。寡头们从中赚取的超额利润，效率远超辛苦从海外掠夺白银。

更离谱的是，当时正值荷兰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荷兰的资本家看到英国发行的国债利息更高，就转而大量购入英国的债券，借钱给敌国打败自己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的演进史中，“资本”那种以自己为中心将一切进行重构的力量，在荷兰的身上第一次展现了出来。

当资本展现出这种颠覆性的力量后，资本主义体系就开始不可避免地席卷整个欧洲。

此后，英国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竞争过程中，总是能够通过其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透支当前的国力来赢得战争，然后将成本转嫁给战败的国家。

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成就了大英帝国

通过这种方式，英国一步步成就了世界霸权，然后获得了更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

如果说荷兰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那么英国则第一次将资本主义体系转变为一套成熟的世界统治模式。

英国的成熟在于它将资本主义体系从一个国家扩展成了一套“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然后通过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循环”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来保证中心国家的繁荣和有序。

这套体系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它通过“自由投资-经济过热-泡沫破裂-转嫁危机”构建了一套高效的从边缘国家汲取负熵的系统。

在过去几十年乃至现在，中国崩溃论之所以一直甚嚣尘上，本质上是出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一种秩序性需求：它需要一个转嫁危机的边缘地区，于是便通过“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不断加强这种信念。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通过搜集“客观数据”构建“科学模型”进行的一次预测，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秩序中心的国家竭尽全力要实现的一场预谋。

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说要向西方学习。而学习的前提是弄清楚西方搞的这套资本主义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才能战胜它，甚至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