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三百余年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秉持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与非凡勇气，向天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追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其意为：试问远古混沌初始之初，是何人将万物的法则予以传递？当天地尚未分化成形之时，又该从何处去追溯其源头踪迹？

当我们将时光的齿轮缓缓倒转，回溯至比屈原所处时代更遥远的三千多年前，有一位智者正奔走于江河大川之间，追寻“天地之中”的位置。最终，他在万山之祖的嵩山脚下，找到了“天地之中”，筑土为台，以木为表，建立了天文观测的观星台，成为了那个时代“看星星”的人。他，就是辅佐武王克商、平定管蔡之乱、制礼作乐的西周开国元勋，更是被后世尊为中国儒学先驱的周公旦。

观星台

远古追星人

其实，周公旦并不是中国人类史第一个“看星星”的人。

早在距今6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西水坡人便已心怀对未知的渴望，有意识地开启了对浩瀚星空隐秘奥秘的探索之旅。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考古发现，在墓主人的右侧，是用贝壳精心码放而成的一条苍龙；左侧，则是同样以贝壳码放的一只白虎。这龙虎造型栩栩如生，神韵尽显，犹如守护墓主人的神灵，左右对称地分布于墓主人两侧，仿佛在诉说着远古的传奇。

而在墓主人的脚下，另有一组用贝壳码成的三角图形。而在这三角图形的一旁，还摆放着两根人骨。专家推断，这个由贝壳码成的三角图形，象征着北斗七星的“斗魁”；那两根人骨，则代表着北斗七星的“斗柄”。西水坡龙虎墓的发现，证明了当时的西水坡人，不仅形成了对“青龙”“白虎”方位的尊崇与崇拜，更展现出他们对天空星辰满怀的好奇与探索精神。

而在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人也已然深谙观测天体运行轨迹之法，并通过此种方法来洞悉春夏秋冬的更迭、寒来暑往的变迁。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牛河梁遗址不仅出土了震惊世人的“女神头像”和“玉猪龙”，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积石冢和三重同心圆祭坛。专家研究后指出，牛河梁的三重圆所处位置，分别对应着冬至、春分、秋分和夏至这四个重要节气。在这些时节，人们在地面之上能够观测到太阳特定的运行位置。专家的言辞并非空穴来风，牛河梁人这种精妙的设置并非独一无二，在古巴比伦发现的星图中和今天的北京天坛，都能找到类似的三重同心圆祭坛。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三重同心圆祭坛可能对应了冬至、春分、秋分和夏至

二十一世纪之初，在距离周公旦营建观星台不足百公里之遥的河洛文化核心区域，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距今5000年前的“河洛古国”，即被后世誉为“早期中华文明胚胎“的双槐树遗址。双槐树遗址位于郑州巩义市北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黄土台地上，占地面积约117万平方米，是上世纪中叶在郑州东郊发现的大河村遗址的3倍。双槐树遗址应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黄帝的都邑。通过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有三条壕沟将整个城池分为四部分，外壕外居住着地位最低的贫民，外壕内居住着地位略高的平民，中壕内居住着贵族阶级，而内壕中则是王族的宫殿和祭祀坛。

双槐树遗址，遗址中央地带祭坛发现的九件陶罐，组成了北斗九星图案

考古工作者就是在中央的宫殿遗址区发现九件被精心依次摆放的陶器及一副麋鹿和一头猪的骨架。专家认为，出现在遗址中心地带的九个陶罐绝非偶然为之，其组成的图案与天上“北斗九星”可以对应，而麋鹿在中国古代又是供仙人登天骑乘的灵物，猪则可能象征着奎宿。因此可以断定，双槐树人在对星空与天体的探索征程中，已然抵达了一个相当高深且令人瞩目的境界。

为何是登封？

此刻，且容我将思绪重新拉回到观星台。当伫立在观星台前，我们的心中不禁泛起层层疑云：九州大地幅员辽阔，而河南登封又与西周都城镐京相距甚远，周公为何会将“天地之中”的殊荣赋予此地呢？

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从纪年的推演到时令的划分，无一不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确切地说，古圣先贤们殚精竭虑地勘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其初衷便是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的指导与助力。

因此，寻找一个适宜观察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地点，显得尤为关键。这个地方要四季明分，冬寒则夏暑，降水更要适中。尤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应是粮食的主产区。如此便能把观测所得的天气变化情况，直接在庄稼的生长态势中进行验证，让天象与农事的关联得以直观呈现。

于是，周公旦匠心独运，制作出了一件能够精准测量日影的玉尺，将其与被称作“臬”的木质“八尺表”相互搭配，古人凭借此仪器，便能精确度量光照之下日影的长度。依据日影长度的变化，既能够精准判定季节的更迭，亦可以准确确定所处的地理位置。

据《周礼》记载：当太阳位置偏南时，日影较短，此时气候多呈现暑热之象；当太阳位置偏北时，日影较长，此地气候多偏向寒冷；若太阳位置偏东，日影会在傍晚时分出现特殊变化，当地多有大风天气；若太阳位置偏西，日影在早晨会呈现特定状态，该地则多为阴天。

在登封阳城精心立表测影之后，人们测得此地夏至时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冬至时日影长度达一丈三尺，这一结果与既定的标准高度契合，登封阳城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天地之中”。从此，登封便凭借“天地之中”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而河南人更是将“中”字奉为独特的文化标识，彰显着他们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与文化认同。

周公测影台

随着历史的长河滔滔奔涌，时光的洪流无情地冲刷着往昔的痕迹，当初周公旦用以立表测影的土圭早已消逝不见。如今呈现在世人眼前的观星台，实际上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主持规划营建而成的。在观星台的前方，矗立着一座石表。这座石表是唐代天文学家南宫说奉诏在周公旦当年测影旧址上仿制而成，其目的在于缅怀周公旦的卓越功绩。

周公测景台，唐代建筑

石表由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通高3.91米，整体由青石凿制而成，尽显古朴与厚重。其台座设计独具匠心，上小下大，呈梯形锥体之态。北壁之上，镌刻着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说明这座石表作为测影之用。台座之上，矗立着方形石柱。石柱正面，醒目地刻有“周公测影台”五个楷体大字，笔力雄浑，似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石柱顶端设有柱帽，虽略有破损之痕，但仍可依稀辨出其为房屋悬山式的独特造型，符合唐代的建筑风格。

在周公测影台的后方，坐落着周公祠。这座祠庙始建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 年），为面阔三间、带有卷棚的砖木结构硬山式建筑。硬山式建筑脱胎于悬山式建筑。它与悬山式建筑的最大区别是，其房屋左右两侧的檩木梁架皆被严密封砌于山墙之内，山墙全然裸露在外，尽显质朴刚硬之态，故而得名“硬山”。

周公祠，明代，系面阔三间，带有卷棚的砖木结构的硬山顶建筑

硬山式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属等级最为低微的一种。其进深相对较浅，建筑用料亦较为简省。因此，多数硬山式祠庙为拓展前廊空间，会于祠庙正前方勾连一座面阔与进深皆与之相同的卷棚式建筑作为拜殿。卷棚式建筑线条流畅，轻盈灵动，仿佛带着一种俏皮活泼的姿态，在古朴庄重的整体风格中增添了别样的韵致。

走进观星台

绕过清幽静谧的周公祠，一座宏伟的建筑蓦然映入眼帘，它便是观星台建筑群的核心——观星台。观星台由台体与石圭两部妙组合而成。作为主体的石台，高达9.46米，呈现出上小下大的稳重形态，底边长度逾16米，顶边长度亦达8米有余。为了观测日影的需求，观星台坐南朝北而建。台体北侧的两边，设有台阶可直通台顶。不过，出于文物保护的考量，如今普通游客已无缘登顶参观，只能在台下仰望其雄伟身姿。

观星台

伫立在观星台北端，自下向上仰望，会发现一处凹槽自地面笔直延伸至台顶，一根铁尺横跨在凹槽上方，呈东西方向安置。凹槽底部，一条笔直的石圭由南向北缓缓伸展。石圭由36块青石拼接而成，宽度为53厘米，长度达31.196米。石圭之上，南北两端各有一个水池，中间由两条平行的水槽相连，可将南北两端的水域紧密相连，为这座古朴的观星台增添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当正午的阳光如金色的丝线倾洒而下，直射在观星台顶端的横梁之上，石圭之上便会映出长短各异的日影。测影人员就会将这些日影的数据一一记录在案。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探寻其中的规律，从而精准判断时令的更迭，并据此编写时历。

显而易见，观星台测影的原理，就是利用了太阳光线直射地球的角度。当日太阳直射点南移至南回归线时，石圭上的投影也随之达到最长，此时便是冬至日；反之，当太阳直射点北移至北回归线，阳光垂直照射，石圭上的投影缩至最短，这便是夏至日。

观星台

诚然，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南北气候差异极为显著。倘若仅仅依据登封观星台一处的数据来制定时令，显然有以偏概全之虞。于是，郭守敬怀着对天文历法的赤诚与担当，上书忽必烈，效仿唐代杰出天文学家僧一行，在全国范围内精心设立了27个观测点。其中“设监侯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一幅宏大而严谨的天文观测图景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徐徐展开。

简仪（模型），藏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系郭守敬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底座上的正方案可以测方向

四年后，一部中国天文史的宏伟巨著《授时历》横空问世。《授时历》的编纂，得益于全国各处观星台所测得的海量精准数据。《授时历》将地球一个回归年的周期精确勘定为365.2425天，即365天5时49分12秒，与近代观测所得数据仅相差25.92秒。这微小的差距，却足以彰显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卓越的智慧与精湛的技艺，足以在漫漫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转流，郭守敬督建的这些观星台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洗礼大多消逝在了岁月的长河中，而登封观星台却幸运地成为这27处观测点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元代建筑，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历史与科学的光芒。1961年，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登封观星台凭借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赫然位列其中，接受着世人的敬仰与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