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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旧社会的青楼并不是影视剧里纸醉金迷的温柔乡，而是血淋淋的剥削场。账本一翻，姑娘们越干越欠；老鸨笑脸背后，是冷酷的算计与无休止的折磨。很多女孩原本只是贫苦家庭的女儿，却在这里陷入死循环，连呼吸都带着负担。

卖身契一落笔，人生就被锁死

清末到民国初年，妓院制度化程度极高。进入青楼的第一步就是卖身契。契约往往写上十年二十年，看似有期限，其实是个无底洞。老鸨用吃穿开销做账，把姑娘们的收入一点点吞掉。

账面永远亏空。每天接客的钱大部分要上缴，剩下的一点点还要扣去所谓“梳头费、灯油费、茶水费”。姑娘们接客越多，欠债越多，账本像一张牢笼。有人讽刺说，这比高利贷还狠。

除了钱，身体也是约束。想逃跑？牙婆早已盯紧，每个姑娘出门都有人跟随。逃走被抓回，不仅加倍罚账，还可能被毒打。历史档案中有过案例，姑娘尝试逃跑，被剃去头发关在小屋示众。这种羞辱比鞭打更让人崩溃。

精神上的控制同样可怕。老鸨常用一句话：“你欠账未还。”这种话像铁链，把姑娘一辈子绑住。哪怕有人拼命接客十年，账本翻到最后，还是一串红字。真正能赎身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在这种无尽轮回里耗尽青春。

到民国二十年代，上海的青楼鼎盛一时，妓女人数高达十万。数据冷冰冰，却说明一个事实：无数家庭的女儿被卖入火坑，靠所谓“赎身”几乎不可能回头。老鸨成了最冷酷的看守，把人当工具榨取每一分价值。

这种模式在北平、天津、武汉等地一样存在。无论南北，姑娘们的命运几乎没有差别。一纸卖身契，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账本翻动的声音，背后是一个个被困死的人生。

老鸨的狠招，比酷吏还毒辣

到了民国时期，老鸨的手段更复杂。经济上的剥削已经让姑娘们喘不过气，还要面对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制。

最常见的是惩罚。姑娘若顶撞客人，或拒绝接待，马上会遭毒打。竹板、藤条是常备工具。挨打之后，账本上还会加“罚款”，形成二次折磨。挨打挨骂之后，还得带伤接客，没有休息的权利。

有时，惩罚不止是打。老鸨会把不听话的人关在小黑屋，不给饭，只留一盏昏暗油灯。几天后放出来，精神几乎崩溃。这样的方法，比单纯的鞭打更让人害怕。

精神打压也层出不穷。老鸨常当众辱骂，给姑娘起难听的外号，逼她们在客人面前低头。甚至有人故意制造矛盾，让姑娘们互相排挤，从而无法团结。孤立与羞辱，让人彻底丧失反抗的勇气。

健康更是沉重的负担。妓院缺乏卫生条件，性病蔓延严重。很多姑娘年纪轻轻就染上梅毒。史料记载，民国三十年代上海妓女感染率极高，医院里常常挤满病倒的女子。老鸨不会关心，只会催促继续接客，直到身体彻底垮掉。

社会新闻常见悲剧。有人因绝望跳楼，有人偷偷服毒。报纸上那些冰冷的标题背后，是一群没有选择的女性。老鸨的算盘永远只看金钱，从不把姑娘们当人看。

这种制度化的压迫，让妓院成了吞噬生命的深渊。对外它可能被描绘成“灯红酒绿”，内部却是铁血账本、毒辣惩罚、无尽羞辱。老鸨的冷酷，比任何酷吏都更让人心寒。

病痛蔓延，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到了民国三十年代，青楼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成了社会危机的源头。妓院里的卫生环境差到惊人，一张床一天要换好几个人，却从未真正清洗。梅毒、淋病像流感一样在坊间横行。上海的官方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妓女感染率接近一半，医院专门设立性病科室，病号源源不断。

这种疾病不只困住青楼内部，还向社会扩散。客人们出入频繁，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妻子甚至下一代。报纸上常有“青年染病暴毙”的消息，医疗界不断呼吁整治妓院，称之为“公共健康炸弹”。

对姑娘们来说，病痛等于慢性死亡。染病者常常被老鸨逼着继续接客，用厚厚的粉掩盖病容。有人全身溃烂，仍被迫上场。身体已经崩溃，却要硬撑着维持收入。稍有反抗，就会被加倍罚账，彻底断绝出路。

经济账本的压力让姑娘们没有喘息机会。有人即便病倒，也要借鸦片或酒精强行支撑，结果越陷越深。鸦片馆和妓院常常相邻，形成“二合一的黑洞”。姑娘们吸毒成瘾，健康彻底被掏空。

社会舆论逐渐爆发。上海报纸《申报》多次刊登妓女自杀、病亡的消息，标题醒目刺眼。读者一边唏嘘，一边习以为常。公共卫生专家写文章称：“妓院已不只是风月场所，而是社会毒瘤。”

在北京、天津等地情况也相似。北平八大胡同声名在外，实则污秽不堪。军阀混战年代，妓院甚至被当作情报交换和权力交易的场所。姑娘们的命运被彻底绑在社会乱局中，既是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棋子。

这种局面持续多年，城市社会在灯红酒绿背后隐藏着病痛与绝望。老鸨依旧冷酷，账本依旧厚实，姑娘们却成了一次性消耗品。青楼里的光鲜，是无数泪水和病痛堆积出来的假象。

到抗战胜利前后，妓院规模依旧庞大，性病肆虐，女性困境无解。社会危机越来越明显，人人都知道这是毒瘤，却没人能真正动刀。青楼里的姑娘仍在苦苦支撑，等待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铁腕取缔，火坑里的人重见天日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青楼命运迎来根本性转折。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彻底取缔八大胡同妓院。消息一出，整座城市震动。过去夜夜笙歌的街区，一夜之间关门熄火。妓女被集中收容，接受医疗和教育改造。

在上海，陈毅市长也在1951年下令禁娼。警方迅速行动，7000多名妓女被收容进专门的收容所。里面有医生治疗性病，有老师教授识字技能，还有工厂安排她们学习纺织、缝纫。很多姑娘第一次有了摆脱账本的机会。

老鸨们的算盘彻底被砸烂。卖身契在法律面前不再有效，债务关系一笔勾销。多年苦苦挣扎的姑娘们终于不用再背负虚假的“欠账”。有的姑娘当场痛哭，撕毁契约纸时手都在抖。

姑娘们迎来转折。政府设立康复院和学习班，帮助她们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许多人第一次有了改写命运的机会。报纸刊登过一些报道，讲述她们在纺织厂、工厂重新开始的故事。虽然过程不易，但至少摆脱了老鸨的控制。

社会舆论普遍支持这场行动。许多百姓认为，取缔妓院不仅解救了无数女子，也让城市环境焕然一新。过去难以触碰的话题，变成了改革进程中的公开事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从清末到民国，老鸨以债务和惩罚控制女子；到战时，她们更成为外部势力的帮凶。新中国成立后，一纸命令彻底切断了这条黑色链条。妓院被扫进历史的角落，老鸨的角色退出舞台。

这场取缔行动力度空前。公安部门不但关闭妓院，还追查人口贩卖链条。牙婆、老鸨被依法处理，妓女则作为受害者得到改造和保护。这种区别对待，反映了新政府的政策智慧。

社会反响极大。人民日报连续刊文，称取缔妓院是“新社会送给旧社会受害者的第一份解放礼物”。新华社报道北京行动时，用了“翻身”这个词。对曾经在火坑里的姑娘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重生。

到了1958年，全国范围内妓院被彻底铲除。妓女们走上新的岗位，有人成为工人，有人成为老师，甚至有人参加地方文艺团体。那些曾经的悲惨故事，被逐渐封存在历史档案中。

从此，青楼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历史名词，不再是现实存在。老鸨的狠毒成为过去式，姑娘们第一次有了重新书写人生的机会。社会健康危机得以缓解，城市空气里少了一层阴霾。

对比几十年前的绝望景象，这场禁娼行动显得格外果断。旧社会的账本、毒打、羞辱，统统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火坑里的女人们终于走出来，看见真正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