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尽管伊朗的石油收入，在20世纪60-70年代获得猛增，但是由于巴列维国王较为片面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内存在的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实际上伊朗大众从国家石油财富中收益甚微。他们对国王的不满也油然而生，伊朗内部稳定遇到一些问题，这让视伊朗为中东冷战工具的美国稍有不安，于是美国肯尼迪政府向巴列维国王表达了希望伊朗进行改革之意。

20世纪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白色革命，随之主持通过一系列与白色革命相配套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是超过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国，可能不久就会成为继美国、苏联、日本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

1、巴列维面临的危机

巴列维的这一宏伟目标为国家和人民描绘了光辉的前景，当然也激发了民众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然而不管是“白色革命”，还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1978年的连续3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像有人惊呼“1960年以后的伊朗工业增长速度之快，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国王的改革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白色革命”的中心内容土地改革而言，进行得很不理想，例如在土改后大小地主仍然占有全国可耕地的62%左右；由于土地股份制的推行，使得大股东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得以强化，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新获土地的自耕农，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权，从而造成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受挫，致使生产效益连连下滑。

再者，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巴列维国王试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强调进口替代和开放性政策，这使得习惯了传统农业的伊朗农民深受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每况愈下，从而使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这一部分人到城市后，并不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于是失望之情日益浓重，这又引发了各种城市危机。土改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它冒犯了宗教阶层，因为大量的宗教地产也在重新分配之列，这使得宗教阶层对巴列维国王充满了愤恨之意，加剧了它们反对国王统治的力度。

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巴列维国王改革中存在的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少数权势者和投机者获取了滚滚财富和大量的发展机会，而下层民众乃至大多数的商业阶层却收益有限，从而造成了伊朗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民众的失望与愤恨之情自然由此而生。

另外，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大量涌入伊朗，这对伊朗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造成严重冲击，尤其遭到宗教界的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就对西方文化的入侵给予了猛烈抨击，声称“欧洲圆礼帽是伊斯兰教的耻辱”，男女合校“毁灭了纯洁和男人的阳刚之气”，“流行音乐制造了色欲和淫乱”。

霍梅尼还大力谴责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沦丧和本土文化的衰落，指出伊斯兰教正经受着物质主义、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邪恶教义的侵蚀。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穆斯林的当务之急是要净化伊斯兰教，回归传统的伊斯兰社会。

在霍梅尼和其他宗教人土的呼吁下，“回归伊斯兰”成为当时广大穆斯林的普遍心声。考虑到霍梅尼遥控领导的宗教势力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政权最为强大的对手这一现实，他们的愤恨及反抗对巴列维国王来说就不是容易对付的了。这时巴列维国王还要面对由世界石油市场剧烈变化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使欧佩克成员国获益匪浅，但是这些国家也面临来自美欧等石油消费大国的沉重压力，因为巴列维国王是欧佩克提升油价的主要支持者，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多有指责。

1976年12月，在欧佩克于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会议上，沙特石油大臣阿赫麦德·扎基·亚麻尼宣布本国政府将为降低油价作出努力，即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沙特石油，甚至还表示将考虑增产50%的石油产量。

沙特的表态令世界石油价格下滑，这对严重依赖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巴列维国王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以致他在1977年1月2日向其心腹大臣、前首相阿拉姆哀叹道：“我们破产了，似乎一切都注定要慢慢陷于瘫痪，同时我们已经计划好的很多项目都要推迟…今后将会非常艰难。”

2、巴列维统治的根基

除了上述困境之外，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也加剧了他的统治危机。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在国内主要倚重军队、秘密警察以及几乎完全听从于他的政府、议会，在国外则是美国。

军队是巴列维国王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53年重新掌权后，巴列维国王就牢牢地将伊朗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直接掌控着军队高级将领的升迁、调动，各个部队也在他的有意安排下基本上处于相互独立的地位。

巴列维国王还在军队中大力灌输忠君思想，以确保军队的忠诚。为了培育伊朗军队，他可谓是不惜血本，一直到他倒台，都不停地在向美国购买各式先进的武器。巴列维国王的强军政策固然使得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跨入世界军事强国之列。

但是，在军事方面的过多消耗也严重影响了伊朗其他更为亟待投资的行业发展，特别是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并没有因为石油美元的激增获得明显改观。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伊朗经济的失衡发展，导致普通伊朗人的生活难以改善甚至愈加艰难，从而引发了民众的极大反感。

秘密警察、特务机构也是巴列维专制统治的重要依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巴列维国王组建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和高级特务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不仅对政治反对派、宗教势力、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而且还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政、军等各界官员实施严密的监视，防止他们进行反巴列维政权的活动。

当时伊朗人简直达到人人自危的程度，生活深受影响。在革命爆发前，绝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而伊斯兰革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压抑之情的机会与舞台。

巴列维国王维护专制统治的另一手段是操纵政府和议会，使它们完全沦落为自己施政的工具。他曾经多次修改宪法以扩大王权，逐步使得议会成为国王手中的橡皮章。对于首相的人选，巴列维也是以服从为标准进行取舍。巴列维国王这样做虽然把国家大权集于一身，但是拥有的权力越大，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多，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他把自己推到了需要独自承担国家兴衰成败的地步。

巴列维国王专制统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柱，那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后，巴列维一头倒向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他才逐渐稳定了政局，巩固了统治，强化了军事力量，成为伊朗名副其实的独裁者。

随着六七十年代石油收入的剧增和英国军队撤出波斯湾，巴列维国王称霸海湾的欲望日益强烈。为了改变自己被视为是美国傀儡的形象，也为了尽量摆脱美国等西方世界对自己的钳制从而达到称霸波斯湾的目的，他着意在国际舞台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于是他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在欧佩克中也成为提高石油价格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且还非常积极地参与不结盟运动和其他中立性质的论坛。

更为突出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巴列维国王还经常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巴列维国王的上述举动让美国颇为不满，于是华盛顿对他心存怨恨，甚至和沙特联手推动了给巴列维政权沉重打击的1977年世界石油大降价。

再者，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西方整体关系趋向缓和，阿拉伯各产油国的局势也渐渐稳定下来，这导致了伊朗对美国以及西方价值的下降。简而言之，在1977年卡特总统入主白宫之时，伊朗与美国虽然仍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其亲密程度已经今非昔比。

3、卡特的人权外交

1977年1月20日，高唱人权之歌的吉米·卡特就职美利坚合众国第39任总统。

当时美国面临很多棘手而又亟须解决的外交问题，就像时任国务卿塞勒斯·万斯所言：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很清楚的：稳定的军事均势；更加强大和更加自信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在谋求中东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巴拿马运河条约；解决南非的种族和政治危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和建立积极的关系；强有力的和积极参与的东亚政策；明智的能源政策；有原则的又讲求实际的捍卫基本人权的政策。”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尽管对于人权的诉求并不是排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但是因为它是相对于美国前几届政府的鲜明特征，所以，人权外交遂成为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标志。

卡特政府要在外交政策中打出人权牌，与咄咄逼人的苏联政策相抗衡，并且尽力塑造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慈爱形象。

卡特主要的外交助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推崇者。他认为，仅仅简单地反对和遏制苏联扩张已经力有不逮。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同样是一位人权政策的鼓吹者。关于人权，万斯直言不讳：“我们确实认为，永远尊重人权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而且这种尊重必须加以培育。我们不会事事都发表评论，但是，只要我们看到人权受到威胁，只要我们认为表态是有益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时地站出来说话。”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瑟姆、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桑德斯等高级官员也都自诩为人权政策的拥护者。

如果卡特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真的非常注重人权状况的话，那么，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地区盟友之一伊朗必将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因为人权政策出台之际，正是伊朗巴列维国王政权深陷统治危机之时，而且，长期以来巴列维国王一直向美国寻求购买大量的先进武器，这与卡特总统限制武器出口的主张也是大相径庭。

事实上，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已经令巴列维国王不安了，因为早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卡特就特别强调对人权和减少美国武器输出的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卡特真的按照竞选纲领施政的话，那么现存的伊美关系必将受到严重挑战，巴列维国王肯定也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巴列维国王的担心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统治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伊朗令人生畏的特务组织几乎可以随意对国王反对派进行严刑拷打和政治迫害，大赦国际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对伊朗的人权状况都给予严厉批评。这引起美国日益增多的民众对巴列维国王政权颇有微词，当然，注重民意的议员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争取选民的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多位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经常抨击巴列维国王和伊美关系，例如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就因为伊美武器交易而攻击巴列维国王和福特政府。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伊朗官方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来自美国的这种种批评声音让巴列维国王非常不安，他担心伊美关系的发展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在卡特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后，国王主动出击，推出一些符合人权精神的举措，例如一再申明要结束对犯人实施酷刑，进行法律改革，放松对公众言论的限制等，华盛顿对此给予赞扬。

在某种程度上讲，巴列维国王上述广为宣传的改革措施为卡特政府继续前任政府的对伊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基础；实际上，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并没有改变其对伊政策的打算和具体举措，这一时期巴列维不断呼吁和实施一些改革，主要的压力不是来自美国，而是国内严重的压力使然，是出于挽救其独裁统治的目的而为之的。

另外，还有他对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误解，他曾认为美国是真的要压制他进行改革、以在伊朗实现民主。

4、卡特的“神助攻”

另一方面，与巴列维国王对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忧心忡忡。相反，伊朗反对派特别是那些民族民主势力起初却比较乐观，他们天真地认为，在美国新政策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将不得不进行一些民主改革，伊朗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法治局面，并且还有可能为伊朗打开民众自由参与政治的进程。

在他们看来，巴列维国王对政治犯态度的部分改变就是他们对前景保持乐观的佐证。在上述美好愿望的鼓舞下，到1977年夏，伊朗开始出现呼吁进行改革的组织，不过这时最重要的反国王行动发生在清真寺，遍及伊朗全国的清真寺发出的抨击巴列维政权的声音越来越大。

清真寺的每次布道都会吸引大量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听众，他们逐渐构成了追随宗教领袖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主体，而随着革命气氛的日益浓重，清真寺也逐渐成为伊朗革命行动的组织中心。

在卡特政府人权外交的鼓舞下，伊朗反对巴列维独裁统治的自由派领导人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当卡特决定在1977年年末访问德黑兰时，他们拟定了一份声明并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声明对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表示了强烈愤慨，呼吁在伊朗恢复法治，该声明的基调与卡特总统的人权立场基本一致。

其实在该声明公布前的一个月，伊朗反对派就把该声明连同一些人的签名转交给卡特政府。他们希望华盛顿对巴列维国王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并且允许自由辩论和自由选举。

但是自由派的这一讨好姿态并没有受到卡特政府的重视，在该声明公布仅仅几天以后，卡特总统就在德黑兰向巴列维国王表达了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和赞扬，随后不久巴列维国王就对几个签名者和他们的家人采取了打压行动，这让伊朗反对派对声称推崇人权政策的卡特政府感到失望。

不过最让反对派失望的莫过于卡特政府对阿亚图拉迈赫姆德·塔勒卡尼被捕的漠视。塔勒卡尼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宗教领袖，终其一生，他关注的就是美国新政府所鼓吹的人权。

在1977年夏，他因为抨击政府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伊朗反对派对美国政府在塔勒卡尼被捕这件事上的沉默感到沮丧，他们对美国人权政策的热情随之骤降，并且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改善自身状况、推翻巴列维独裁统治的过程中，美国的实际帮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特在伊朗人权问题上的表现非但没能赢得民心，反而招致伊朗人民对美国更深的厌恶。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