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沉默、双标、垮掉之后，数百万美国人终于走上了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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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很顺从，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维持现状，把改变视为威胁。学校里开设了爱国主义课程，有的甚至引入了晨祷，将民族主义和对权威的敬畏融合在一起。大多数学生根本不关心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比如不断扩大的核武器库、公民自由日益减少、妇女和少数族裔受到的不公。

然而，也有少数公民对美国的现状感到担忧。最终，数百万美国人被“逼”上了街头，以至于在1960年代，全世界一片运动的海洋之时，美国独树一帜，堪称此后几乎所有社会运动的鼻祖，关键是这个时代至今仍是美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美国1960年代》要探讨的问题。

孵化地：冷战文化

节选自《美国1960年代》

文|特里·H.安德森

译|宋琳

沉默的一代

美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很顺从，郊区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政府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局提供担保贷款，为美国的郊区化提供支持。结果导致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50年代的每一天里都有约3000英亩的农田被开发商铲平变成郊区。居住在郊区的都是带着孩子的白人夫妇、中等收入的中年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及犹太人。其他人并不受欢迎。“在美国历史上，”两位作家曾说过，“除了反常的军旅生活或集体宿舍生活之外，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统一的单一阶级社区。”

美国似乎同质化了，成了没有阶级的中产阶级社会。郊区居民觉得生活在一个人人外表和行为都与自己相似的社区里很舒服。男人们崇拜约翰·韦恩，女人们模仿奥黛丽·赫本，郊区居民接受了同一性，很多人惧怕改变。“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镇，我在那儿长大，”音乐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回忆说，“它一心维持现状，一切事物都被视作威胁。”

为了遏制威胁，父母们把子女送入了几百所新学校，他们将在那里接受教育成为优秀的美国人。老师和教育委员会以开设爱国主义课程来应对冷战。1951年，纽约在公立学校引入了晨祷，将民族主义与对权威的敬畏融合在一起。许多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因此，每日锻炼变成了祷告和宣誓效忠。

大多数学生根本不关心那些可能引发争论甚至是抗议的问题——比较不受欢迎的朝鲜战争，不断扩大的核武库，大气核试验，公民自由受限，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不平等待遇。50年代时，5万名高等院校学生去五角大楼游行的想法是非常荒唐的。一名学生后来写道，虽然在1954年至1958年，也就是她上大学的4年间，报纸上写满了各种问题，但她只会“扫一眼标题，或是偶尔浏览一下写这些事件的文章。当然，它们所呈现的问题，从来就不会是我的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即使是几分钟的讨论也没有”。1957年，一名教授质问他的学生并抱怨他们随大流、安于稳定时，其中一个学生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呢?我们知道那些冒险的人是什么下场。”另有学生感激麦卡锡参议员，因为他给他们这代人上了宝贵的一课：“闭上嘴巴”。

他们被称为“沉默的一代”。大概十年后，当整个国家因抗议而愤怒时，当沉默的一代开始舒适地步入中年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合乎情理地得到了一个新标签——沉默的大多数

人们尤其要求“合校女生”保持沉默，男教授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女学生的。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涌入大学，顾问们小心地将她们引到教育和护理这类传统的女性学科上，这样一来，她们就不会和男性竞争。大学管理人员还认为合校女生需要一门服务于社会需求的课程，即女孩们要成长为快乐的家庭主妇，这门课程是：家政学。伊利诺伊大学引导男生学习商业和工程课程，却建议女生学习家政学第182课：“服装选择”。如果合校女生拿到了学位，她们就会面临不公平的就业竞争。玛德莱娜·库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拥有新闻学学位，但给她工作的是一家报社的自助餐厅而不是新闻编辑室，另一家公司拒绝聘用她，因为之前曾有一名女记者在公司停车场被人强奸。受聘的女性起薪比男性低，而且在困难时期，她们总是第一个被解雇。

面对有限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合校女生意识到迎合传统角色对自身有利。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如意郎君就是安全感，因为他会成为一个好父亲，而且能养家糊口。事实上，50年代中期，半数的合校女生从大学辍学去结婚了。一名教育家称，对女性来说，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婚姻市场”，史密斯大学的一名高年级学生在被问到自己未来的理想时，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嫁给普林斯顿的毕业生。”

50年代的下半段，朝鲜冲突已成历史，政治开始重回正常。《时代》周刊称：“暴涨的出生率：商业兴旺的机遇”，“1955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而且它还在继续蓬勃发展。

原子时代的生活，女性与黑人

然而，也有少数公民对美国的现状感到担忧。他们意识到，就算是在快乐时光里，国内也存在问题，到了50年代末，三个问题逐渐显现：原子时代的生活，女性的角色和黑人的地位。

1955年，由于地面核试验的进行，芝加哥下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雨。接着，2年之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震惊了全世界。

斯普特尼克重燃了人们对核的恐惧。“俄国人成功发射卫星这件事的影响力与‘珍珠港事件’不相上下，”英国大使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美国人的自以为是被打击到了。”2年后的1959年，牛奶中开始出现致命的锶90，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将核战争列为美国最紧迫的问题。《花花公子》的第一期另辟蹊径：玛丽莲·梦露几乎毫无遮掩的胸部登上了封面，编辑们说，这将为男性提供“一点消遣，好从原子时代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40年代后期，阿尔弗雷德·C.金赛进行了他那著名的研究，结果表明性行为比公共道德更为宽容。虽然这一发现震惊了老一辈人，但当时大多数未来的社运人士还太年轻，不知道紧闭的卧室门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正受着卧室外现行道德观念的影响，即“双重标准”，一种适用于男性，另一种适用于女性。根据双重标准，一个男人被压抑的冲动偶尔需要得到释放。某个深夜，他会到城市的贫困地带找个放荡的女孩释放欲望；在女孩为他“服务”之后，他会跟自己的兄弟吹牛，称她为淫妇或荡妇。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这种道德准则，民意调查显示，80%的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女人在结婚时应当是处女。婚礼钟声响过之后，她就成了他的财产。学校董事会会开除怀孕的女孩，让她们无法毕业。大学会在宿舍或校园之外的地方监视合校女生的行为。1960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行政人员开除了一名遭到强奸的学生，然后对行凶者提起诉讼，将此事公之于众。在那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遭这份罪的女性真的是“自找的”。2年后，在斯坦福，一名合校女生和男朋友参加了一个派对。两个人都喝多了，醉倒在了草坪上，之后，男生被停课一学季，但女生被停了两学季。罪名是：“在男性面前让自己处于毫无防范的状态。”

许多州都禁止使用避孕手段，甚至已婚夫妇也不能使用，而在马萨诸塞州，发放一罐避孕泡沫会被判处5年监禁。堕胎在全国都是违法行为。在一些城市，未婚情侣同居是不合法行为，一些州的法律与亚拉巴马的相似，都将婚外性行为定为犯罪。在佛罗里达，公共场合给孩子喂奶在法律上属于淫秽行为。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制定法令，禁止出售比基尼，以此来“控制男女乱交”。奥托·普雷明格拍摄了《俏女怀春》后，一名法官对其下了禁令，宣称以当代的标准来看，这部电影含有不雅用语。这些可耻的用词是“诱惑”“怀孕”和“处女”。

许多家长都告诉自己的孩子，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宣之于口，其中就包括有关种族的讨论。50年代期间，大部分黑人生活在南方，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小镇或乡村地区。对他们而言，现状离做奴隶只有一步之遥，那就是被称为吉姆·克劳法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整个南方，黑人的选举权受到了诸如白人初选、读写能力测试、人头税甚至是良好品行测试等法律噱头的限制。白人登记员会直接问潜在的黑人选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亚拉巴马，一名官员这样问凯里·考利：“一块4盎司的象牙牌肥皂里有多少泡泡？”考利答不上来，就被判定为文盲，无法进行登记。

然而，吉姆·克劳法所触及的远不止教育和选举权，还渗入了社会之中。前邦联各州通过立法建立起了隔离医院、监狱以及贫民院、聋人院、哑人院，甚至是盲人院。“仅限白人”或“有色人种用”的标识被挂在了公交车站和火车站、运动场、游泳池以及马桶和饮水器上方。在亚特兰大，法庭上的白人和黑人证人不能用同一本《圣经》起誓。在亚拉巴马，黑人和白人一起玩西洋跳棋是非法行为，而在新奥尔良，官方对性工作者和红灯区进行了种族隔离。得克萨斯餐馆协会分发给会员的橱窗标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南方黑人的社会地位：“我们不招待墨西哥人、黑鬼和狗。”

学校通常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因为学区是按照歧视性住房供给惯例来划分的。哪里有贫民区，哪里就有黑人学校。近90%的芝加哥黑人上的是全黑人学校，而费城27所公立学校几乎全都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北方黑人确实有投票权，但因为鲜有政客会处理他们的议题，所以他们的登记率非常低，选举日的投票率通常也很低。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大部分美国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民意调查显示，97%的南方白人和90%的北方白人反对跨种族约会，四分之三的南方白人和一半的北方白人反对与黑人为邻。种族歧视语和“黑鬼笑话”在全国都很常见。白人可能会将阳台叫做“黑鬼天堂”，或把巴西坚果叫做“黑鬼脚趾”；面对慷慨之举，他们可能会回应说“你真是又白又善良”。如果被人竖中指，年轻男性可能会回答：“那是你的智商还是你白人爹妈的数量?”一旦他们成年，他们就是“自由的21岁白人”。

种族主义甚至跟随黑人走进坟墓，因为当他去世时，为了表达敬意，仁慈的白人会在讣告栏中写道：“他是个黑人，但他有一颗白人的心。”这样的言论造成了伤害。浅肤色黑人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肤色深的黑人约会，而许多人仅因为自己是黑人就感到羞耻。

《绿皮书》

美国社会排斥所有少数族群，不过歧视程度要弱一些。在少数族群聚居的城市里，特别是只住了白人家庭的郊区，种族歧视语很常见：墨西哥人被称为上油佬，波多黎各人被称为西班牙佬，亚洲人被称为中国佬，犹太人被称为犹太鬼、犹太佬或犹太仔。

然而，和谋生问题相比，歧视语不过是件小事，因为黑人身份就意味着贫穷。1960年，劳工部报告称，黑人工人的平均收入不到白人工人的60%。黑人做着最糟糕的工作。他们中在专业或管理岗位的人不足7%，约为白人的四分之一，而大约一半的黑人男性是非技术工人或者劳工。在纽约，三分之一的黑人女性是家政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同样遭遇了薪资歧视。在南方，黑人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大约是白人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在北方，这个数字大约是三分之二。”

那些试图越过“肤色界限”的人，试图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利的人，得到的是生硬的警告或恶毒的回应。1955年，当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黑人决定抵制必须坐在公交车后排的侮辱时，当地白人散发传单称：“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当消灭黑人种族变得必要时，我们应当使用恰当的方法。这些武器包括枪支、弓箭、弹弓和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即所有白人生来平等，享有特定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捕死黑鬼的权利。”这些相较于殴打，相较于杀害，都算是轻的了。

殴打和杀害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最骇人听闻的是14岁的芝加哥黑人男孩艾米特·提尔在造访密西西比时遭受的不公审判。据说由于不了解“南方习俗”，他对一名白人女性说了“再见，宝贝”。不久，当地白人抓住了他，割下了他的睾丸，朝他的头部开枪，然后将他血肉模糊的尸体扔进了当地的河中。虽然凶手们后来供认不讳，但白人陪审团宣布他们无罪。这样残忍的谋杀并非特例——在1880年代至1950年代间，3800多名黑人被南方人私刑处死。

虽然黑人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和其他城市抵制公交车的行动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他们在小石城的中央高中等一些校区实现了种族融合，但这些胜利不过是地区性的成功。更典型的情况是南方各州直接无视联邦法院的裁决，而且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司法部认可这样的行为。显然，为促成平等而制定的法律及立法策略具有局限性，60年代的社运人士注意到了这一点。

垮掉的一代

反叛不会等着60年代来临。美国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当时是存在一些异议的，尤其是在50年代下半段。一些勇敢的学者挺身而出，反抗反共运动。不过，与青少年们日渐响亮的怒吼相比，学术旷野中的呼喊只是低声细语。在许多城市，青少年们组成帮派，进行斗争。在郊区，年轻人变得躁动不安，家长们越来越担心5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青少年犯罪。好莱坞在许多极有见地的电影中探讨了这个话题，当然，青少年犯罪和民族主义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它证明了每个人对现状都不是那么满意。

新的无因反叛者越来越多，一些青少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朱尔斯·菲佛的漫画、兰尼·布鲁斯或莫特·萨尔的喜剧讽刺了社会，更有思想的纽约学生可能会读《村声》，这本杂志报道了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或者会读保罗·克拉斯纳的《现实主义者》。《村声》是第一份打破“脏话”出版壁垒的报纸。到1960年，《现实主义者》几乎摧毁了冷战道德准则的所有其他界限。

青少年们还听起了收音机，因为某些乐队正在演奏一种不同的音乐。在50年代的下半段，年轻一代开始摇摆、晃动和翻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摇滚表现了反叛。它打破了遵从一致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整代人的反抗。

成年人对摇滚的典型反应是，这种音乐和明星正在将年轻人引向青少年犯罪。电视审查员禁播了《美国舞台》中的舞蹈《鳄鱼和狗》，因为它们“太性感”。参议院青少年犯罪问题小组委员会担心猫王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他脱衣舞式的滑稽动作即将让青少年的世界‘摇滚’，让他们公开反抗社会。今天的猫王这类人就是明天的歹徒”。全国上下的家长教师协会给当地高中制定了“恰当”的着装规范。男孩不能穿牛仔裤，女孩不能穿短裙。

垮掉的一代以展示放荡不羁的行为为乐。1940年代后期，当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及其他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意识到美国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冷战文化震惊了金斯堡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其他混迹于纽约格林威治村或旧金山北滩的垮掉派青年。对他们而言，麦卡锡主义、冷战言论、中情局支持的伊朗及危地马拉政变全都在证实一个弥天大谎——权威不可信。美国让垮掉派青年忧心不已。约翰·克莱伦·霍姆斯解释说，垮掉派青年是在“和平时期进行军事训练可以被完全接受的生活现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目睹了“种族屠杀、洗脑、控制论和动机研究”，是在核末日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总结道，垮掉派青年“正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对垮掉的一代来说，生活并不是沾沾自喜的郊区，不是组织人，也不是沉默的一代，因为这些年轻男人着黑衣，留胡子，说时髦的行话，疯狂地搭便车走遍全国，他们吸大麻，读诗歌，过得花天酒地。他们一边退出当代社会，一边无情地攻击冷战文化。

垮掉的一代奚落社会，他们提供了一种反叛方式，为个人可以质疑和拒绝社会这样的想法提供了动力。他们或许影响了未来的一些社运人士，同样起到影响作用的还有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这两者对冷战文化表示反感也是正常的。

60年代初时，很多当时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开始发表质疑冷战文化的观点，一名学者称，这些“战后知识分子从字面上和精神上成了新左派的父母和老师，他们是反主流文化、民权社运人士及终结越南战火运动的坚定拥护者”。

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毫无疑问，1960年代初这些知识分子确实在一些年轻社运人士的思想沃土上播下了种子。

在50年代这片孵化地中，有两拨人在60年代里破壳而出：在北方，是一些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学生和教授，在南方，则是许多被这个梦想拒于门外的黑人。尽管这两者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同，但他们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起来反抗自己在1950年代的现状。他们和几乎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未来社运人士一样，都拒绝接受冷战文化。虽然所有最终参与社会行动的人都有着自身的原因，但他们都在国内外的反共运动中长大，这样的运动造就了一个墨守成规、致力于保持一致的社会。50年代有各种问题——美国介入伊朗政府和危地马拉政府的事务，军工复合体的不断扩张，蒙哥马利的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大气层核试验——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拒绝面对这些问题。除少数人外，公民们完全反对任何公开示威活动，因为“采取政治行动不太可能会让世界保持稳定”。一位学者接着说道，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更保险的路子是“适应而非抵抗，这样才能过得‘舒服’”。

很少有人能鼓起勇气提出问题。1960年，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不再接受这样的观念，而当他们质疑并反抗这个美国梦时，他们就开始砸碎冷战文化了。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美国1960年代》

作者：[美] 特里·H.安德森

译者：宋琳 校：徐玉梅

ISBN：9787532797523

定价：88元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内容简介：

1960年代，全世界几乎是一片运动的海洋，而美国的运动不仅如万花筒般名目纷繁，其主张更是堪称此后几乎所有社会运动的鼻祖。

《美国1960年代》所讲述的社会运动，始于格林斯伯勒的静坐示威，终于1973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在伤膝谷起义和美军从越南回国。其间有“自由乘车”、休伦港集会、“密西西比之夏”、伯克利学运、塞尔玛游行、反越战、“爱之夏”、黑人力量、芝加哥大会、嬉皮士、棕色力量、妇女解放……

为什么数百万美国人会投身社会运动，为什么他们会走上街头？

这是《美国1960年代》要探讨的问题。

借由对当事人的采访、全国各地校园和档案馆收集的“地下”手稿以及诸多主流叙述，历史学家特里·安德森教授从格林斯伯勒开始，揭示了一个事件是如何在另一个事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1970年代初爆发成了行动主义的万花筒。民权、学生力量和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构成了1960年代运动的第一波浪潮。1968年间和之后，运动发生了变化和扩大，涌入了反主流文化、少数族裔赋权和妇女解放的新潮流。这些潮流，定义了一代美国年轻人，并对“美国”的本质提出了质疑；这些抗议，无一不在鼓励其他公民质疑他们的国家。

《美国1960年代》既不是个人回忆录，也不是关于新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更不是所谓运动领导人的编年史。它是一部国家历史，是对一个决定性时代的令人信服且引人入胜的讲述，而这个时代至今仍是美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特里·H.安德森，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学教授，越战老兵。他曾在马来西亚和日本任教，并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中国、印尼访学，还曾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玛丽·鲍尔华盛顿美国历史教授。他是研究1960年代历史和越战的专家，相关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