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彭真逝世，爱人接待赶来悼念的养女刘朝兰：彭爸生前老念叨你

1997年4月的北京，春寒还在，城里的柳树却已经抽出新芽。26日傍晚，医院里传出消息：年近九旬的彭真，在病榻上走完了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那一刻，已经年过花甲的刘朝兰，像是被人当胸重重推了一把，整个人愣在原地，手里的电话听筒发着抖，却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她匆匆赶到彭真的住所。灵堂里铺着白花，哀乐低回，许多熟悉又久违的面孔都沉在一片悲痛之中。刘朝兰站在灵前，长时间没有跪下，只是直直地看着遗像里那张熟悉的脸。眼前一阵阵发黑，耳边却仿佛响起了当年那句质朴的话：“你就当我的女儿吧，好不好？”

等她回过神时，张洁清已经站在身旁。多年的风霜在这位老人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声音却仍旧平稳：“朝兰啊，彭爸生前老念叨你。”短短一句话，像是扯开了几十年积累的情感闸门。刘朝兰再也忍不住，扑上去抱住张洁清，几乎失声：“张妈妈——”这一声称呼，跨越半个世纪的烽火与风雨，又一次清清楚楚地回到了现实。

有意思的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一声“彭爸”“张妈妈”从何而来，时间得往回拉到整整半个世纪之前。

一、战火中的小姑娘和“新爸爸”

1941年初，华北的冬天格外冷。晋绥边区的山路上，一个不足十一岁的女孩子，跟在一队转移的同志后面，脚上踩着硬邦邦的冰雪，肩上的小包已经磨破了边。她叫刘朝兰，是洪赵特委敌工部长兼宣传部长刘以纯的女儿。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40年12月，被称为“十二月事变”的那场血雨，让她失去了父亲——刘以纯被阎锡山杀害，牺牲时不过三十多岁。

在父亲的战友桑一伟的照料下，刘朝兰辗转来到晋绥边区新县。到了之后，桑一伟的丈夫龚子荣了解情况，马上带着她去见时任晋绥边区领导的林枫。那天在窑洞里，炉火烧得正旺。林枫看着这个瘦瘦的小姑娘，问了年龄，又沉默了片刻，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年纪太小，本该好好念书。现在前方正在反扫荡，这里没有合适的学习环境，也顾不上照看你。得想办法送你去延安，那边学校多一些。”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刘朝兰抬头看了看龚叔叔，勉强露出一点笑容。临别前，林枫郑重叮嘱：“你爸爸牺牲得很英勇，要向他学。”这些话，她当时未必能全部听懂，只记得“英勇”两个字，在幼小的心里刻得很深。

几天后，她被叫去一起吃饭。窑洞里坐着几个干部，其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穿着草绿色军装、走路带着点拖步的男人。林枫指着刘朝兰，对来客介绍：“这是我们刘以纯同志的女儿。去年‘十二月事变’，人牺牲了。孩子准备送去延安上学，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带。”

那位军装男人没有多说客气话，只是轻轻一笑：“这好办，你交给我吧，我带她去。”说完，转过头来，带着点乡音地问：“你就当我的女儿吧，好不好？”一句话，却像一只稳稳伸过来的大手，把那个在战火中飘摇的小女孩，硬生生从风里雨里拉回到人间。

吃完饭，林枫单独把刘朝兰叫到一边，给她讲起这个“新爸爸”的来历。彭真出身贫苦，十八九岁还在握锄头，后来参加革命，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里戴了多年的重镣，出来时连话都说不利索。那会儿，他走路时脚步沉重，就是那副铁镣留下的后遗症。这些细节，在一个孩子心里，比抽象的“布尔什维克”三个字更有分量——那是看得见的苦，看得见的坚持。

几天后，彭真要去延安，便带上了刘朝兰。一路上，他们骑一匹马，刘朝兰坐在马屁股上，双手紧紧搂着彭真的腰。黄河风大，河面灰蒙蒙的。跨过黄河，进入绥德、米脂一带，黄土高原的沟壑和村庄在眼前展开，小姑娘兴奋得不行，随口就胡诌起诗来，高声朗读。彭真听得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山谷间传出去很远。这种看似轻松的场景，在1941年那样的岁月里，实在难得。

到了延安没几天，刘朝兰就见识到“彭爸”生活里的另外一面。那时，中央领导多住在杨家岭窑洞里，条件简陋，但学习风气却格外浓。一天，彭真的警卫员抱回一大摞新书，放在桌子上。刘朝兰好奇地问：“为啥要这么多书呀？”彭真放下手里的笔，笑着说：“我也要学习呀。你还小，有学校可以上，我还要工作，只能抽空读书。”

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刀：“从今天起，你有空就帮我把这些书页裁开。”那些书大多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书，封面上印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一个十来岁的烈士遗孤，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页一页把思想武器裁开，这种场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杨家岭，她无意间闯进了另一段后来常被提起的记忆。那天，她在一排窑洞前玩耍，一个小勤务兵端着一壶开水，故作老成地招呼：“小鬼，过来，过来！”他指着一扇门，让她帮忙把水送进去。刘朝兰接过壶，掀开门帘才发现，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

毛泽东正在和彭真等人谈事，见进来的是个小姑娘，随口问了一句：“小鬼，你是哪里来的？”彭真替她介绍：“主席，这是我从前方带来的，她父亲前不久被阎锡山杀害。”毛泽东又问：“叫什么名字？会写吗？”刘朝兰就把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他的手心。问到“现在谁照顾你”，她脱口而出：“当然是中央组织部啦！”这句话逗得屋里人一阵笑。毛泽东还幽默地接了一句：“那你应该姓组，不该姓刘了。”对于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这种轻松的玩笑，带着一种特别的人情味，让她心里暖了很久。

在延安的那些日子，对刘朝兰来说，吃穿虽然简单，却从没有“叫苦”两个字。八路军120师的战斗篮球队，用塞棉花的球照样打得酣畅淋漓；窑洞里的饭菜粗糙，却充满笑声。更重要的是，很快有一个人，会让她真正体会到“家”的意义。

二、“张妈妈”的坚硬与温柔

刘朝兰到延安不久，另一个特殊的身影也踏上了这片土地。那是彭真的爱人张洁清，身上带着风尘和病痛，也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历经千难万险，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路转移到延安，身上的被褥早已在山路上扔掉了，腰腿疼从此成了落下的病根。

认识她的来龙去脉，需要把时间往前拨几格。早在1935年，彭真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在北平的大义社暂住。当时与他联系工作的是一位女党员——张秀岩。她是李大钊的学生，受启蒙很早，后来成了党内著名的女干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还曾评价她“改造了一个家庭”，说的就是她带动十几位亲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事。

张洁清，正是这个家庭中最早跟着姑姑参加革命的青年之一。她在北平担任交通员，往返于张秀岩和“魏先生”之间。那时的彭真，为了安全，使用“魏先生”这个化名。二人接头时说话不多，任务交接干净利落。张洁清印象最深的，是这位“魏先生”身上那种朴实得近乎木讷的庄重，与其说像城市知识分子，不如说更像一个吃过很多苦的庄稼汉。

不久，彭真按组织安排离开北平，到陕北，奔赴更广阔的战场。张洁清则留在白区，从事十分危险的秘密工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她终于结束白区工作，从艰险重重的城市地下战线转向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她主动向组织提出，希望先系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再上新的岗位。组织便把她送进了晋察冀党校。

谁都没想到，正是在这所党校，她再次遇见了“魏先生”。此时的彭真，已经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晋察冀分局书记，并兼任晋察冀党校校长。身份完全不同了，人还是那个不善花言巧语的“魏先生”。重逢带来的是惊讶，也是某种命运感。长期在战斗中磨砺出来的信任，在这时，很自然地发展成了感情。

两个人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喜字贴，没有成套家具，只是把两床被子并在一处，就算结了婚。可是，简单不等于冷清。贺龙、吕正操、黄敬、关向应等老战友都来捧场。大家半是起哄半是关心，要彭真讲讲恋爱经过。他想了想，只用三句话概括：“在秘密工作中相识，在战争年代里恋爱，在艰苦环境下结婚。”听上去略带调侃，骨子里却是一整代革命者共同的写照。

婚后不久，张洁清怀了第一个孩子。1940年冬天，日军又一次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大扫荡”，炮火密集，局势极其危急。那时彭真已经离开，前往延安开会。晋察冀分局组织了一批伤员和女同志准备转移，临近生产的张洁清也在其中。队伍行至山西盂县附近时，她突然阵痛，孩子急着要出生。刚生下孩子不久，日军的追兵就逼近，情况万分紧急。当地民兵和乡亲们抬着她往山上跑，为了减轻重量，她把身上的棉被扔在路上，硬是咬牙挺过了那段惊险的路程。也就在那次转移中，她落下了终身难以痊愈的腰腿疾病。

后来，她带着孩子辗转来到延安，与彭真团聚。等刘朝兰见到她时，这位“张妈妈”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炮火和长途跋涉。彭真把刘朝兰的身世从头讲给妻子听，张洁清听完，眼眶红了，伸手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可怜的小人儿，以后就跟着我吧，我就是你的张妈妈。”这一句，既是怜惜，也是庄严的承诺。

日子稍稍安定下来之后，张洁清开始操心刘朝兰的学业。她问彭真：“朝兰上学的事，怎么样了？”彭真只是笑笑，说已经在想办法。不久，有那么一个夜晚，他通宵工作后没有立刻休息，而是在油灯下用毛笔伏案写字。刘朝兰好奇地凑过去问：“你写啥呢？”彭真把两张写满小楷的信纸递给她：“这是给你写的介绍信。”

信的抬头写着“徐老”，署名郑重。见她不解，彭真耐心解释：“徐老，就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现在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又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你要去上的，是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归他管。”他又指着信里的两个字：“栽培。意思是说，你像一棵小树苗，要靠老师们栽培，将来才能长成大树，为党和人民做事。大家这么费心，你可不能辜负。”

不得不说，对一个流离失所的孤女来说，这些话比任何豪言都管用。很快，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开始。刘朝兰住校，但时常会抽空回到彭真家里，和彭爸、张妈妈一起吃饭，聊聊近况。一次饭后，她忍不住问张洁清：“你和彭爸，是怎么在一起的？”张洁清就把大义社、晋察冀党校、那场简单婚礼和炮火中的产子，细细讲了一遍。讲到最后，彭真在旁边插了一句：“你张妈妈，她人很坚强。”刘朝兰没多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在她心里，这对夫妻，不仅仅是养父母，更是那种在极端环境里仍能彼此扶持的革命伴侣。

三、整风、读书和“下基层”的信

时间到了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式展开。各机关、学校都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那个时候的刘朝兰，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点“轴劲”。她给整风提出了洋洋洒洒的“100问”，问题不少，还问得挺尖锐。结果，这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一下子在整风初期成了小有名气的“异类”，一度搞得自己惴惴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

就在她最不踏实的时候，彭真派人把她接回家。那天，彭真看到她，一如既往地笑着，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女儿回来了。”语气还是轻松的。随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毛边纸装订的小册子，递给她：“你们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染上红的，就是红的；染上黑的，就是黑的。关键看往上面写什么、谁来带你。自己也得用功。”

那本小册子，是解放社印行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单行本。彭真翻开第一页，用手指着第一章：“这里讲中国社会，第一节就是中华民族。你们得先懂中国历史、国情，再学社会怎么演变。这就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话，对当时的延安来说，不算生僻，但能这样耐心讲给一个孩子听，还是很不多见。

从第二天起，刘朝兰就按照彭真的要求，在家里一节一节地读毛泽东著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彭真有空就给她讲。讲着讲着，会突然穿插一个问题：“你知道刘华烈士吗？”她回答说是“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他又问：“林祥谦呢？”答案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彭真接着追问：“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听到刘朝兰回答“工人阶级出身，革命坚决，牺牲英勇”之后，他才慢慢点头：“对。比如你父亲，他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同样能赴汤蹈火，舍身取义。”话说得不重，却有股力量。刘朝兰听了，只觉得心里挺直了一截。

在家学习那一阵，她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彭真几乎天天练毛笔字。桌上摊着纸，笔锋起落，字势刚劲。练到兴致来了，他会把张洁清的字拿出来给刘朝兰看：“你看张妈妈的字，多好。这是从小练下来的。小时候没条件，我十八九岁还在地里干活呢。写字、做学问都一样，要多看、多练，别光图个热闹。”这些朴素的话，比什么空泛的“做人要努力”要实际得多，也更容易被记在心里。

在日常相处中，他还反复提醒刘朝兰：不要有“干部子弟”“烈士子弟”的特殊感。吃饭排队、分工劳动、和普通孩子一起下地干活，都怕她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架子。刘朝兰日后回忆起这些，常常说，自己身上能少一点娇气，跟彭真当年那几句看似随口的话，很有关系。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开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此后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到了1963年，人代会期间，已经成年的刘朝兰，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去担任湖南代表团的秘书。那一年，她与彭真的关系，看上去有些疏远，里面有原因。

在人民大会堂的宽大过厅里，父女俩意外撞上。周围人来人往，气氛庄重。彭真看见她，眼里先是一亮，随即眉头微微一挑：“怎么这么多年不回家，也不给家里写信？”语气是责备，却没有火气，更像一种不理解。刘朝兰当时一愣，在那么多干部面前，很难开口解释，只能略略低头。

第二天，两人找了个稍安静的机会，刘朝兰才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一点点说给彭真听。原来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因说话直、观点尖，被错划了边缘性质的问题，一度受到不公正的批评。那段时间，她心里不痛快，又怕给彭真添麻烦，就干脆不回家，也不写信。听完之后，彭真沉默了一会，说得并不多：“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政治上是了解你的。你的根本缺点，是缺少在基层的锻炼，很少和工农群众真正打成一片。”

这番话，既不是激烈的批评，也不是简单的安慰，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要求。刘朝兰听了，表态说愿意下基层锻炼。她知道，彭真没有给她“开脱”，也没有让步，而是按一个党员的标准在看待这个养女。

1964年1月5日，彭真给刘朝兰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却颇见用心。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记下：“你过去没有长期在车间、生产队、连队等地呆过，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缺点。现在下去了，就好了，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相信你会不断有新的收获。祝你丰收，身体好。”这样的语气，很像一位老领导在给年轻干部提要求，又夹着一点做父亲的人难以完全藏住的关切。

从字面看，这不过是一封再普通不过的家信。但放在当时的语境里，放在他们特殊的关系里，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不是简单的父女情，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革命亲情。刘朝兰看完，握着信纸，愣愣地站了很久。她很清楚，从1941年那匹战马开始，到延安窑洞的灯光，到人民大会堂的走廊，再到这封1964年的信，一条线一直延伸过来——不是血缘，却比血缘更有约束力。

四、一声“彭爸”，延续了半个世纪

时间回到文章开头的1997年。此时的彭真，已经走完了从贫苦农家子弟，到早期党员、北平斗争骨干，再到延安中央领导、解放后国家和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全部历程。4月26日这一天，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终究在北京画上句号，享年89岁。

他身边，是与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张洁清。这位多次在敌机轰炸、敌军“扫荡”下转移的女干部，早就把个人的苦痛压在最下面。失去伴侣的那一刻，她已经苍老，却依然镇定，只是在提起某些往事时，声音会短暂地发颤。

27日早晨，刘朝兰赶到灵堂。她不是唯一一位前来吊唁的晚辈，却是身份最特殊的那一个。从1941年被彭真领到延安算起，到那一年已经整整56年。她从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走到花甲老人；彭真从“魏先生”，走到国家领导人，再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进入高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把一个“小鬼”的命运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一生，紧紧地缠在了一起。

灵堂里，白色的花圈一圈一圈摆开，哀乐低低响着。她站在彭真的遗像前，突然想起当年黄河边上，自己坐在马背上胡诌的那几句“诗”；想起杨家岭窑洞门口，被勤务兵叫一声“小鬼”；想起毛泽东说“那你应该姓组”；想起彭真在灯下写“栽培”两个字，又在信中写“祝你丰收”；也想起1963年的人民大会堂走廊里那句“怎么这么多年不回家，也不给家里写信”。

这些画面，交替闪回。她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努力把腰板挺直，好像那样就能让自己不至于立刻倒下。直到张洁清走过来，轻声提起：“彭爸生前老念叨你。”这句话里有多少没有说出口的内容，外人很难完全体会。只知道在那一刻，刘朝兰再也找不到任何支撑，只能抱住这位曾经在炮火中扔掉棉被、抬着孩子往山上跑的老人，放声痛哭。

如果把他们几十年的关系摊开看，会发现几点颇为耐人寻味。战争年代，彭真以战友之义收养烈士遗孤，用的是“你就当我的女儿吧”这样朴素的承诺，不带一点矫饰。延安时，他既给温饱，又抓学习，把一本文献，一段革命史，一位烈士的精神，一点点讲给她听。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因为自己地位高，就对养女格外宽松；相反，在面对她受到不公正批评的问题时，没有简单护短，而是强调“根本性的缺点”，要求她去车间、生产队、连队“下去”，从实践里找答案。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养父与养女之间的关系，也折射出那一代革命者的一种共性：在亲情面前，始终把党的原则放在前头，但又不因此变得冷硬绝情。比如那封1964年的信，既不粉饰现实，也不夸大困难，只是平静地指出问题，然后给出一句“祝你丰收，身体好”。严厉与关心，就这样夹杂在不到百字的信里。

再看张洁清。她在炮火中生孩子，在山路上扔掉棉被，被人抬着上山逃命；她带着腰腿的旧伤，还能在延安窑洞里一笔一画练字，还能细致地为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姑娘操心上学的事。从1939年晋察冀党校到1997年北京的灵堂，这位“张妈妈”的坚硬与温柔，也一直在那条长长的时间轴上存在着。

试想一下，当年那个在晋绥边区寒风中冻得直哆嗦的小女孩，如果没有那句“你就当我的女儿吧”，命运会怎样发展？这当然无法凭空猜测，也不需要浪漫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像彭真、张洁清这样的革命者，把烈士的子女真正当成自家骨肉来对待，把革命理想与最朴素的人伦之情结合起来，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

多年之后，当彭真离开人世，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在中央工作中的地位、在法制建设和首都工作中的贡献，这些自然十分重要。然而，对于刘朝兰来说，记忆里的彭真，首先是那匹马上的背影，是窑洞里递来的那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信纸上那几个略显用力的“栽培”“丰收”。这些细节，与宏大的历史场景并行不悖，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真实”。

1997年春天的那场告别，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悲痛时刻。可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安静地收束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政治风云所留下的一条隐线。那条线不由血缘联系，而由信仰、责任和共同经历系在一起。当张洁清在灵堂里轻声说出“彭爸生前老念叨你”，这条线并没有被切断，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了后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