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拂晓，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海风带着咸味。

吴石把呢子军装扣到最上面一颗，朝西北方向念出“天地有正气”。

朱枫揉碎给母亲的信咽下去，侧影透着决绝。

穿白衬衫的聂曦面带微笑，像要去赴宴。

枪声一起，四个人倒在血泊里。

三百公尺外的吉普车上，一个戴墨镜的女人攥裂了虎口，她叫黎晴，是这场谍案里唯一握有全部真相的人。

黎晴，从“复仇工具”到暗夜里的微光

黎晴本来叫林雪霁，23岁那年被国民党保密局的谷正文挑中。

1949年4月南京乱作一团，谷正文撤离时带走了她，还编了个故事，说她哥哥林风死于共军空袭。

这种拿仇恨当诱饵的套路，现在听着都让人牙酸。

谷正文看上的是她的本事，闽南语、日语、沪语都通，档案工作也熟。

本来以为是血海深仇，查来查去才发现，全是编的。

她去台大图书馆查空军阵亡名册，没找着“林风”。

又潜进松山机场档案室，才知道1947年中共根本没有空军作战部队。

谎言被戳破的那一刻，她才算明白，自己就是颗没温度的棋子。

没多久，谷正文派她去国防部二厅当译电员，实际是让她盯紧“联勤总部”的聂曦，套取“吴次长”的情报。

几次“偶遇”下来，她发现聂曦也在试探她。

1949年10月1日，青岛东路咖啡馆里，她递出张写着“4号桌要加单”的纸条。

从那天起，她成了双面人，白天是保密局文员，夜里帮吴石默记《中央日报》里的“气象暗语”。

她给自己改名叫黎晴，取“黎明将晴”的意思，和过去彻底切割。

蔡孝乾，一块牛排，压垮了长征老兵的信仰

蔡孝乾这名字，在当年的台湾地下党里分量不轻。

1908年生于彰化，1931年就进了中央苏区，还是长征里唯一的台湾人，曾和张爱萍、萧华并称“少共三剑客”。

抗战胜利后他回台湾，1949年10月当上省工委书记，手里握着三百多号党员，还有吴石、陈宝仓这样的高层情报源。

长征都熬过来了，最后栽在一块牛排上，说出去都让人不敢信。

他的心思早就不在革命上了。

妻子走后，他公开和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

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香槟是常客，还用组织经费换金条存进台北美国银行，甚至花美元订《LIFE》杂志。

信仰这东西，一旦沾了私欲，垮起来比什么都快。

1949年12月29日，他第一次被捕。

谷正文没动刑，就端来一块七分熟牛排、一杯红酒，他立马写下了第一个联络点地址。

脱逃后也不安分，惦记着小姨子办不到“出境证”，转头就托朱枫找吴石的副官聂曦帮忙。

那张有聂曦签字的通行证，后来成了锁死吴石和朱枫的铁证。

1950年1月6日，他实在忍不了山里的野菜，溜回台北西门町吃牛排，当场被抓。

这次，谷正文满足他和马雯娟同住的要求，他一周内就交出了四百多名党员的名单。

朱枫本不该卷进这摊浑水。

1905年生在浙江镇海的富商家庭，1938年抛下儿女去参加新四军。

1949年10月，她揣着金条和胶卷入台，任务是把吴石手里的“东南沿海兵力表”送出去。

按纪律，她和蔡孝乾、吴石都是单线联系，可架不住心软，帮马雯娟办了通行证。

就这一个举动，让保密局顺藤摸瓜找到了她。

蔡孝乾叛变后，黎晴没慌。

她把“空战部署”抄在香烟纸上转给吴石，劝他赶紧离台。

后来还伪造调车令，想把朱枫从看守所救出来，可惜在码头被识破，中了三枪。

第二天，她的尸体不见了，只留下一滩血和半张通行证。

有人说她被地下交通员救到香港，后来回了大陆；也有人说她当场就没了。

但她留在日记里的话传了下来：“若吾一去不回，愿山河无恙，晴日再临。”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倒在马场町。

蔡孝乾却活了下来，国民党给了他少将军衔，可他死后墓碑都不敢刻名字，儿子也改姓避祸。

直到2025年，黎晴的日记残页和那张烧焦的通行证在台湾“档案局”被找到，这段历史才彻底拼完整。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故事，早该被更多人知道。

蔡孝乾用私欲毁了整个组织，而黎晴、吴石、朱枫们，用生命在黑夜里点起了光。

台北马场町的野草，七十五年里青了又黄。

但历史记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都是这些人用热血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