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一位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始终没有被发现。

不仅如此，他的官职还越来越大，到后来他自己都慌了，担心官职太大容易暴露，于是上报了组织，请求指示。

没想到中央领导回复道：“大胆往上爬。”

这位中共特工究竟是谁？他在敌营坐到了什么位置？中央领导又为何让他大胆往上爬？

少年英才

1908年，黑龙江巴彦县万发镇雌凤岗屯，伴随着一声啼哭，李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这个孩子原名李亭芳，是家中寄予厚望的长子，他从小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与悟性，五岁入私塾，三个月便能背诵《论语》。

课余时间，他最爱的不是玩耍，而是抱着一本破旧的《水浒传》翻阅。

他尤其佩服宋江那种“杀富济贫”的侠义精神，从少年起便自称“时雨”，取“及时雨”之意，长大后干脆改名为李时雨。

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偷偷传阅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在他心中点燃了星星之火。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头两年，他虽然也关注政治，但只是每天埋头读书。

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他找到地下党员夏尚志，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开始参加进步读书会，协助组织学生会活动。

年底，在夏尚志的引荐下，他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在组织安排下，他成为北京大学抗日学生游行的总指挥。

1932年夏日的一个清晨，李时雨站在北大红楼的讲台上，面对着几百名手持标语的青年，他声音坚定：

“同学们，我们手中虽然没有钢枪，但我们有比钢枪更锋利的武器，信仰与团结！”

那次游行震动了整个北平城，日军驻屯地加强戒备，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李指挥”的身份，而他却在游行后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谁也不知道，他早已踏上前往哈尔滨的列车，开启了一段更加惊险的抗日任务。

在哈尔滨，李时雨的任务是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日军运输线。

1932年8月的一个深夜，他带着几名工人化装成搬运工，潜入兴隆火车站。

那一夜，他们放倒了数十名日军哨兵，用炸药摧毁了两节装载武器的车厢。

行动大获成功，扰乱了日军在黑龙江的军事调动，他也因此成为了日军通缉的“重点对象”。

成功完成任务后，李时雨秘密返回北京政法大学，继续以学生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

潜伏敌营

1934年，李时雨从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接到党组织的最新命令：打入东北军内部，搜集军情。

李时雨并没有任何军人背景，如何才能进入？他想到了一个曾在老家认识的同乡，此人正是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

在同乡的帮助下，他顺利加入了东北军，职务虽低，只是一名普通办事员，却足以让他进入核心办公区域。

此后数月，李时雨悄无声息中，记下每一份会议通知、每一次调兵遣将、每一个关键军官的言行。

他的记忆力惊人，一晚记下五六页密文，第二天便能原样默写交给组织。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消息传遍全国。

东北军一夜间陷入混乱，几个月后进行改编整组，李时雨接到组织联络人的密令：必须尽快脱离东北军，转入北平地下党。

他收拾好仅有的行李，深夜出发，不料行至天津，便听说“七七事变”爆发，通往北平的道路全部封锁。

原定的接头计划宣告失败，他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暂时隐匿在一家旧书铺中，靠着微薄积蓄勉强度日，等待组织进一步指令。

几周后，天津沦陷，新成立的日伪“治安维持会”公开招募工作人员，吴光粥任总务科科长。

这个名字让李时雨眼前一亮，吴光粥是他在东北军时的老同事，两人曾共事一年。

他主动登门拜访，吴光粥对李时雨印象颇好，加上日伪政府初建，急需识字办事的“清白人”。

于是吴光粥便为他推荐至天津检察院任职，并特意为其申请了一张带有日伪印章的专属通行证。

这张证，在当时堪比“尚方宝剑”，不仅能自由出入城市要道，甚至可越过部分军事检查哨。

不久，党组织传来一个艰巨任务：将一批无线电设备运往延安，而最安全的路线必须经过天津。

李时雨主动请缨，他先编造了一套妻子在外、思念成疾的故事，向院长哭诉希望能“暂借一辆公务用车”去接妻子。

院长见他平日谨慎稳重，便破例批准，李时雨立刻与本地地下党接头，将通讯设备分拆后藏于车体暗格。

车队启程之日，几名日军巡逻队在街口拦车检查，李时雨从容应对，用一口流利日语寒暄，并取出通行证顺利通过。

设备顺利送达延安后，他转身回到天津，继续以检察官身份潜伏于敌占区。

步步高升

1939年，李时雨已经在检察院站稳了脚跟，可是，如果只能待在外围，那他的情报价值终究有限。

就在这时，陈公博的名字进入了他的视野，此人原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投靠汪精卫后，急需一批既懂法、又能处理复杂文书的手下。

李时雨看准了这个机会，有意无意通过“中间人”，传递自己的能力与忠诚。

陈公博

一次汪伪内部的法律草案会议上，李时雨受命做笔录。

他不仅完整记录了会议流程，更当场提出一处条文逻辑不通的修改意见，语言简洁而准确。

陈公博当即点头：“这个年轻人不错，是读过书的。”

自此之后，李时雨屡次受邀参与法律审议、文件草拟，逐步走进汪伪政府的核心。

到了1940年，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拥有了实质性的政策参与权。

消息传到延安时，组织内部一度议论纷纷：“时雨这次爬得太高了，是否会引火烧身？”

李时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担心自己官职太大知否会暴露身份，因此有些慌。

李时雨

他悄悄起草了一份电报，表达了自己因身份特殊而感到的担忧，请求组织给出下一步的方向。

几日后，中央领导回电：“官做得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时刻听候指令。”

只有短短几句，却让李时雨心头的疑云倏然明朗。

他终于明白，此番潜伏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躲藏，而在于接近敌人心脏，取得最关键的情报。

陈公博对李时雨越发器重，甚至在私宴上当众称赞他“才识俱佳，可托大任”。

可谁也不知道，他那一晚回来后，在床头的抽屉里藏了一张密电草稿。

1941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汪伪系统中少有的军政双职人员。

日军驻防调整、汪伪粮草调配、军统密令内容，这些情报通过他传回延安，使得党的战略判断日益精准。

军统核心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汪伪政府随之土崩瓦解。

李时雨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卸下伪装，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但命运却再次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汪伪旧部余祥琴担心自己在汪伪政府的履历终将引火烧身，急需一根“救命稻草”，而李时雨，正是他精心挑选的“盟友”。

“我们这样的人，最好还是找条新路。”余祥琴一句话，将李时雨卷入了新的“组织”：国民党军统局。

国民党此时正如惊弓之鸟，急于吸纳一切有用之人。

李时雨的履历表上写着“立法委员、法务专家、汪伪高官”，加上余祥琴的力荐，不久便被引荐给军统首脑戴笠。

随后军统派人彻查他的背景，得出的结论是：其人曾任东北军低级军官、后效力汪伪多年，立场虽不清晰，但行为无异于寻常政客，可信度尚可。

于是，李时雨被正式纳入军统系统，担任“上海区二站社会组组长”。

这个职位不算显赫，却是一线情报搜集的重地，这个位置，成了他再次与党取得联系、输送重要机密的关键节点。

李时雨在戴笠身边表现得恭顺得体，却在暗中调换信息、回避目标，甚至故意制造“情报偏差”，为中共掩护关键人员提供便利。

内战期间，军统对中共部署重点打击，李时雨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情报，将蒋介石的军政动向，一点点传递给延安。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继任者毛人凤上任不久，便开始着手清理戴笠旧部。

凡是背景复杂、行踪可疑者，一律调查，李时雨赫然在列，很快便被秘密拘捕。

铁椅、水牢、压杠子、灌凉水，一个个酷刑轮番上阵，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出只言片语。

军统不敢轻易杀他，却也不愿放人，最终以“证据不足”之名将其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并判处七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牢狱生活极其艰苦，但他依旧保持着冷静，每日默诵《道德经》，与狱友讲述过往案件，尽量让自己像个普通法律犯，掩盖身份。

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近崩溃，经济濒临瘫痪，连狱警都无法保障供给。

于是，当局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轻罪犯”，李时雨得以出狱，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李时雨没有急于返回延安，而是继续隐藏身份，在上海暗中游说昔日的国民党高官，劝其认清大势，投诚新政。

很快就有军统残部发出密令：“务必清除李时雨。”

好在，他身边始终有警觉的同志保护，得知暗杀计划后，他和妻子被迅速转移至香港。

在香港，他终于与驻港办事处的同志接上头，几日后，他带着情报资料启程北上，穿越封锁线，重返北平。

1949年春，北平解放，李时雨站在中南海门前，郑重地向党组织报告：

“李时雨归队，请指示。”

多年潜伏、无数危险、数次濒死，他终于可以昂首说出：我是共产党员。

他曾在黑夜中潜行十五年，伪装成敌人最信任的幕僚，却从未动摇对信仰的忠诚。

李时雨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忠诚，不是喊得最响的口号，而是即便身处黑暗，依旧坚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