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吴石暴露，李克农派出的潜台小组，不辱使命绝境立功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中共中央意识到，台湾将成为未来统一战争的核心战场，急需建立内线情报网络。此时，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尚未稳固，日据时期遗留的社会矛盾与省籍冲突为我党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共中央社会部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审时度势，决定派遣骨干力量赴台建立战略情报小组，重点发展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军内部关系，以获取关于海南岛、舟山群岛以及台湾的军事战略情报。朱芳春作为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具学术影响力与地下工作经验，被李克农选中执行这一任务 。

朱芳春，1911出生于河北藁城，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后在多所院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教师身份在北平学生中发展地下组织。此次潜伏台湾，与他搭档，假扮夫妻的萧明华就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培养起来的骨干。

萧明华出生于浙江嘉兴城内梧桐树街，祖籍广东潮阳。抗战爆发后，她随家人辗转至重庆，1943年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期间认识了人生导师台静农。1946年秋，在台静农的推荐下，萧明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1947年9月27日经朱芳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投身革命 。

在朱芳春赴台之前，萧明华作为关键棋子，已经提前一步埋进敌营。

1948年初，已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的台静农给萧明华寄来一封信，信中，台静农邀请萧明华赴台工作。抓住契机，提前埋子，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一项优良传统，作为上级领导，朱芳春批准了萧明华潜台的请求。

萧明华赴台前，朱芳春一再嘱咐她，赴台之后，首要任务是站稳脚跟，蛰伏待命，不召唤，不行动。

萧明华潜台后，在台静农的推荐下，在台湾师范学院做了一名普通教师。按照组织指示，她保持静默，行事低调，看上去就像一个静怡文弱的女知识青年。

1949年8月26日，朱芳春化名“于非”，顺利潜台。

按照预先设计，潜台前，朱芳春用密信唤醒了萧明华，等到朱芳春已是于非，以《国语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抵达台北后，萧明华已默契地成了“于太太”。

于非潜台，与吴石赴台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当于非、吴石一前一后抵达台北后，潜伏在台湾的我党地下情报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三条线，一条是吴石，一条是于非，还有一条就是蔡孝乾领导的台工委。

吴石这条线，战略级别最高，本应谨慎使用，严加保护，遗憾的是，因为他这条线与蔡孝乾这条线同属华东局领导，当朱枫作为华东局特派交通员潜台后，由于他们的直接上级万景光过于乐观，不够谨慎，加之以蔡孝乾为首的台工委，集体浮躁冒进，朱枫赴台后，由她居中联络，吴石这条线与蔡孝乾这条线就发生了致命的横向联系，这是吴石这条线最终集体暴露的最根本原因。

与华东局领导的这两条线相比较，直接由李克农领导的于非情报小组，就显得卓绝多了。

“横向隔绝”，是李克农情报工作的经典策略原则——通过独立网络确保安全性，即便某条线暴露，其他系统仍能运转。

李克农作为隐蔽战线的统帅，在任何时候对“横向隔绝”这一策略原则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在他那里，绝不可能出现走样的情况。

这一点，对于非情报小组在台湾的生存，至关重要。

其次，李克农对于非情报小组的整体设计，也是统帅级的水准。他的切入角度不仅刁钻，而且极富想象力。台湾保密局很难料到，于非情报小组的渗透手段，竟然是开设“实用心理学讲座”。

后来，有人曾这样评价于非情报小组，这种利用学术讲座进行垂直渗透的策略，不仅极具吸引力，而且隐蔽性极强，台湾保密局很难想到，李克农会用这种方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插进一把利刃。

再次，李克农赋予于非情报小组的定力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极其难得，非常珍贵的。李克农要求于非情报小组，不要受到环境干扰，非必要时刻，务必保持静默，切忌无效盲动，危险联络。

蔡孝乾、吴石这两条线，如果有这样的定力，也许就能避免后来那样惨烈的结局。

然而，即便于非情报小组具备了顶级潜伏水平，但是在当时的台湾，要想顺利完成任务，全员全身而退，还是极为困难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将大陆时期的特务机构（如军统改组的保密局、中统改组的调查局）全部迁至台湾，形成了全球罕见的特务密度。据统计，1950年代台湾总人口不足1000万，而特务人员超过5万，平均每200人中就有1名特务 。这些特务渗透到机关、学校、工厂、街巷，甚至家庭，形成“全民监控”网络，加上户籍制度与宵禁政策，地下工作者的活动空间几乎被挤压殆尽。

1949年5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的《戒严法》规定，“造谣惑众者处死”，随后出台的《惩治叛乱条例》将“意图颠覆政府”“散布谣言”等行为列为重罪，最高可判死刑 。1950年吴石案后，更颁布了《戡乱时期检肃条例》，允许特务直接逮捕嫌疑人，鼓励民众告密，并将叛徒财产的30%作为告密者奖金。这种“以人制人”的策略，使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深渊。

处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于非、萧明华身边的同事、邻居乃至擦肩而过者，都有可能是特务、告密者，一句无心之语，一个异常举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但是，于非情报小组在行事谨慎的同时，又不能长期保持静默，与吴石、蔡孝乾那两条线都不同，于非情报小组直属李克农领导，他们潜台是有明确任务的，那就是在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台湾之前，必须拿到战役急需的国民党军防卫情报，拿不到，或者晚拿到，都将意味着潜伏失败，任务没有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于非情报小组唯一可能致命的地方——明知山有虎，硬向虎山行。

他们必须与魔鬼博弈，与时间赛跑。

正因为如此，潜台之后，于非行事虽然谨慎，但利刃实际上处于出鞘的状态。在萧明华的掩护下，他很快就在台北开办了一家心理学讲座室，利用开办讲座的机会，吸引进步青年以及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国民党军官参与其中，进而通过讲座潜移默化地展开渗透、感化、策反工作。

萧明华则以台湾师范学院教师身份活跃于文化界，通过学术活动结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进步青年。这种公开身份为他们提供了接触高层的机会，例如萧明华与台静农、李霁野等知名学者的交往，既巩固了社会地位，又为发展情报关系奠定基础 。

然而，虽然于非的《国语日报》编辑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频繁接触国民党军官，势必会引起无处不在的保密局特务的怀疑。

1950年1月31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破获郑臣严小组，逮捕9名地下党员。郑臣严曾与于非小组有过间接联系，其成员供出了“心理学讲习班”的活动线索。2月4日夜，特务根据这一线索突击搜查了于非与萧明华的住所，见于非没有在家，特务转身走掉，没有立即动手抓人。

萧明华敏锐地察觉到危险后，紧急通知小组其他成员迅速转移隐藏，但为了给于非获取情报争取哪怕多一点的时间，她自己没有撤离，而是选择了留下来继续与特务周旋。

萧明华对劝她一起撤离的小组成员说，我现在不能躲，我一躲，我们的小组就彻底暴露，没有时间拿情报了。

但是，特务并没有给萧明华留下多少时间。

两天后，之前来过的两个特务带着十几个人再次冲进萧明华家中，这次他们不仅要找于非，还要抓萧明华。萧明华知道自己暴露了，但她临危不乱，在被特务带走前，镇定从容地提了一个要求：我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

特务没有阻拦。

萧明华神色自若地走到后窗，从挑在窗外的竹竿上取下实为信号的那件旗袍——“竹竿无物，危险勿入，火速撤离。”

萧明华被捕后，台工委也迎来了血雨腥风。蔡孝乾在1950年2月被捕叛变后，供出400余名地下党员名单，引发全岛大搜捕。国民党特务借此扩大清查范围，通过交叉比对社会关系网，逐步锁定了于非情报小组的核心成员。

蔡孝乾的叛变，不仅直接导致了台工委的全军覆没，更间接导致了吴石这条线集体暴露，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于非情报小组成了唯一能向大陆传递情报的渠道。

可是，此时的于非情报小组自身也处在险境之中。

萧明华在狱中饱受折磨，仍不忘整个情报小组的安危。

期间，她买通一个狱卒，将一个仅剩7颗鱼肝油胶囊的药瓶送出，明面上要于非“按这个牌子再买几瓶”，实际是提醒他尽快撤离台湾。在他们情报小组的密语里，“七”就是“去”的意思。

当特务允许她与哥哥萧明柱见面时，她故意用家乡话谈论“母亲的病情”，实际是告知组织“交通线已暴露，速切断联系”。萧明柱心领神会，回去后立即通知其他同志转移。

当于非接到萧明华的再次预警后，他面临一个抉择：是紧急撤离？还是孤注一掷，誓死完成任务？

于非最终选择了后者。

于非情报小组还有一枚关键棋子，那就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担任作战参谋一职的苏艺林。此前，于非给他的行动指令是，择机而动，但不能冒险。

现在到了拼死一搏的时候，于非再无法顾忌危险，决定与苏艺林直接接头，必须抢在档案室戒严前获取《台湾兵要地志图》等关键情报。这些关键情报标注了台湾全岛及海南岛、舟山群岛的军事部署、暗堡位置、潮汐数据等核心机密，是解放军攻岛作战的“导航图”。

苏艺林此前的潜伏十分成功。为巩固“信任”，潜伏期间，他刻意塑造出了“反共忠诚”形象，定期参加国民党的“戡乱救国”集会，主动申请参与对地下党的清查行动，并在公开场合痛斥共产主义“危害”。这种双重表演使他在1948年至1950年间从未被列入特务怀疑名单。

作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校作战参谋，苏艺林长期负责军事档案管理工作，能够接触到《台湾兵要地志图》、《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等核心机密文件。

但是，国民党为防止情报泄露，对核心档案室实行“双人双锁”制度：需两名值班参谋同时使用各自钥匙才能开启保险柜。

苏艺林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同事的生活规律。1950年3月的一个深夜，当值同事因家中突发急事，将钥匙临时托付给苏艺林。他立即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于非，两人约定在凌晨2点至4点间实施行动。这一时间段正是特务巡逻间隙，且档案室内只有一名警卫在打瞌睡，为行动提供了宝贵窗口。

在苏艺林的配合下，于非携带微型相机顺利潜入国防部三厅。这种相机体积仅相当于火柴盒，使用35毫米胶卷，可在昏暗光线下拍摄。两人分工明确，苏艺林负责警戒并操作保险柜，于非快速翻页拍摄。为避免机械快门声暴露，他们提前在相机齿轮上涂抹润滑油，并采用“单页拍摄法”——每拍摄一张便将文件恢复原状，确保原件缺失不被察觉。整个过程持续两小时，共拍摄200余张胶片，完整记录了台湾全岛及两岛的军事部署、暗堡位置、潮汐数据等核心机密 。

拿到情报，接下来就是紧急撤离，如何将情报交到李克农手里了。

于非在撤离前故意制造了假象，他将部分伪造文件留在住所，误导特务以为核心情报尚未转移；同时通过中间人向国民党官员透露“共谍将在基隆港乘船撤离”的假消息，成功地将追捕力量引向错误方向。这种虚实结合的策略，为其争取了宝贵的逃亡时间。

李克农预先构建的“三线隔离”体系在此刻发挥关键作用。于非小组拥有独立于台工委的秘密交通线，由香港联络站专人接应。这条交通线通过渔船、走私网络和国际商船运作，避开了国民党重点监控的官方口岸。

于非伪装成跑单帮的商人，携带情报混入开往香港的货船。为应对特务检查，他将胶片封装在防水布袋中，藏进行李箱夹层，外层堆满布料和日用品以作掩护。船上的便衣特务多次抽查行李，手电筒光束扫过夹层时，于非通过佯装算账失误、与其他乘客争吵等方式转移注意力，成功蒙混过关。

当于非为送出情报千里北上时，他的情报小组核心成员萧明华、苏艺林正在受难。

萧明华在狱中遭受电刑、老虎凳等酷刑，双臂骨折仍坚贞不屈。她在“狱中纪事”中写下白居易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以野草自喻革命火种的顽强。1950年11月8日，她在马场町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年仅28岁 。

苏艺林因最后一搏，暴露被捕后，在狱中，他同样遭受了种种酷刑。审讯记录显示，特务曾以“家人安全”相威胁，苏艺林怒喝：“你们出卖的是中国，不是我！”1950年6月29日，他在台北水源路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6岁。其妻子陈淑华在丈夫牺牲后，遵照遗嘱将仅存的半块怀表埋于庭院树下，直到1987年才取出作为革命文物捐赠。

让人欣慰的是，英雄没有白白的牺牲，于非小组送出的情报直接改写了两场关键战役的进程——

海南岛战役：根据《海南岛防卫方案》，解放军提前掌握国民党军的海防部署，避开正面强攻，选择从琼西北登陆，使战役提前21天胜利结束。

舟山群岛战役：《舟山群岛防卫图》精准标注了敌军火力死角和补给路线，解放军据此实施“拔点战术”，以极小代价迫使国民党守军撤离。

对于掩护自己，英勇就义的“革命夫妻”萧明华，于非的内心一直是沉痛的、怀念的。

萧明华就义后，于非始终保留着她的遗物：一支钢笔、半截密语联络本，以及她编织的毛衣残片。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当触摸这些物件，仿佛能感受到她在刑场上的呐喊。”1982年萧明华骨灰迁葬北京时，于非坚持亲自题写墓碑背面的“归来兮”三字。这三个字不仅是对战友的呼唤，更成为隐蔽战线英烈精神的象征 。

1956年起，于非调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专门培养对台情报人才。他将萧明华的事迹融入教学案例，强调“情报工作不仅是技术较量，更是信仰的坚守”。他的学生回忆：“于教授讲到萧明华烈士时，眼中常含泪水，但语气始终坚定。”这种言传身教培养出一批优秀情报人员，其中多人在后续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