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存厚（1875-1962），清末弃文从武，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护国战争时倒戈反袁，后割据达县十年（1924-1933），任川陕边防督办，扩军至2.5万，横征暴敛。1933年红军攻占达县，刘溃败，1949年刘逃至台湾，晚年穷困潦倒。

刘存厚

刘存厚，字积之，生于1875年，四川简阳县人。清光绪年间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是屡试未中，才立志弃文习武，投考岑春瑄在成都主办的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毕业，以优等生的成绩，由清政府第一批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步科。1909年毕业回国去云南担任新军教育工作。八月云南讲武堂成立任战术教官。1911年初，任罗佩金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十月三十一日昆明光复，蔡锷任云南都督，派刘为援川滇军总参谋、进驻叙、泸、自贡盐汤。滇军撤退回滇时，刘于1912年三月到成都，任川军第四镇统制。

老车坝

1912年五月任四川陆军第四师师长。1913年"二次革命"中重庆独立失败后，刘存厚投陆军中将，四师番号改为第二师，任第二师师长。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派陈宦（即陈二奄）到四川大清乡时，授命刘存厚兼任川南清乡总司令，驻扎泸州。在护国战争之役，刘存厚被蔡锷说服，倒戈反对袁世凯，于1916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出讨袁檄文，自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

转转楼

护国之役后，刘存厚任四川陆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授上将衔。但滇黔军掌握了四川军政大权。滇军的罗佩金任四川督军，黔军的戴戡任省长，企图裁减四川军队，后又电北京政府委刘为崇威将军，欲削其兵权，更加促使了川、滇军之间的对立，终于酿成川滇、川黔军激战。滇军不支，退守川南。接着围攻黔军，戴戡不支，败退自杀。至此，北京军政府任令刘先为四川军务会办后为四川督军，张澜（张表方）为省长，于1918年元旦在成都就职。这时云南唐继尧因滇黔军战败被逐出四川，非常愤恨，于是组织"靖国军"，大举入川攻打刘存厚，并支持熊克武回四川任督军。二月十九日，刘存厚退出成都，向川北溃败。六月九日败退到陕西宁羌，最后止于汉中，仍挂着"四川督军"的招牌。

人民公园

1920年唐继尧另组织"靖国军"发动倒熊战争，七月十日熊克武撤出成都，退守保宁，联络久困汉中的刘存厚组织"靖川军"，对付唐继尧的"靖国军"。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刘存厚打回了成都。熊、刘虽然合力战胜了滇军，但两人之间各有打算，貌合神离。适刘的得力部下赖心辉因故对刘不满，熊得悉内幕后，暗地利用赖反刘，使刘在成都势孤力薄。刘为充实队伍，用督军名义招兵买马，熊因而更加嫉妒。时川省各方面对刘也有责言，熊于是调动部队向刘进攻。刘见四川形势对己不利，军事又节节失败，不得已依然退走汉中，仍去做汉中的"四川督军"，待机行动。

人民公园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川省爆发了一、二军之战。当时盘据华中的军阀吴佩孚正图染指，为了加强二军（杨森）的战斗力量，吴支持刘存厚回四川助战，并送刘三千支意国制步枪。二军终于战胜了一军（但懋辛军）,夺得了整个四川。论功行赏，刘存厚也分享了部分"胜利果实"。1924年五月六日，北洋政府在吴佩孚、曹锟操纵下，发表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让给他绥定所属（达县、大竹、渠县、开江、宣汉、万源、城口）七个县的地盘。

文华街

于是刘存厚于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派参谋长谢xx先遣来达，向刘宝善部接洽办理接收事宜。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刘派了三个团（魏声华一团、余光武二团、郑光武三团），扛起红、黄、兰、白、黑五色旗先行来达。接着，田颂尧为使刘存厚接替驻防得以顺利进行，又派了谢遮常一个团的兵力来到达县，半年之后才离去。同年十二月，邓锡侯派了旅长杨荣向并带了一个警卫连护送刘存厚，由重庆来到达县，亲自坐镇绥定（达县，以下同）。刘委廖震为渠县知事，不数月被罗泽州赶走。委梁维珍旅长兼开江县知事（辖周绍轩、孟清云、孔显和三个团），为时不久，被杨森占了开江。大竹为二军防区，刘不能去。从此刘存厚割据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四县。

文华街

军队扩充和布防

刘存厚初来达县时三个团，一个警卫连，加上临时护送来的一个团，除一团驻防宣汉外，其余二团、三团、警卫连和护送团都驻达县。民国十四（1925）年，四川陆军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张苏率部队来达投靠于刘，被刘收编为第四团，指定住宣汉南坝场（就地驻防）整训。

凤凰头

民国十六（1927）年上半年，刘存厚调其驻京代表刘邦俊（又名刘肇乾，刘存厚之弟），来到达县共谋军事扩充，整顿部队。预定编足两个师，一个路司令，十四个团，主力集中绥定。分别加强宣汉、万源、城口，原有的适当调整。刘存厚分委刘邦俊为一师师长，编足四个团，驻达县（绥定）；魏声华为二师师长，辖四个团驻宣汉；廖震为三路司令，辖两个团，驻万源，邓占云为团长，并代知事和清乡司令，驻城口；张苏为团长，驻南坝。邓、张两个团不属师所辖，直接嘴刘存厚的提调。

凤凰头

刘还任命了师长李伯阶，司令熊登武，团长陈岳、汪涛，混成旅长申介屏、余炳生等，都是有官无兵，只是领饷，人们叫他们为"空头司令"。同年，刘在达县成立了第五团，任命蒋明秋（简阳县人）为团长，驻防达县城区，为刘帮俊师所辖。同年，周绍武（绰号周毛牛）率其部队来投，收编为炮兵团（后改为六团），任周为团长兼城防司令，归刘帮俊师所辖。

民国十七（1928）年，刘存厚在宣汉招募扩充第七、第八两个团，任汪柱龙为第七团团长，彭占魁为第八团团长，驻防南坝场，均属魏声华师所辖。同年刘在万源·又扩充了一个第九团，刘存民任团长，为廖震司令所辖。同年又收编吴占元（匪头目）的部队，任吴为第十团团长，驻防宣汉，为魏声华所辖。

大操坝

民国十八（1929）年，刘将原炮兵团改为六团后，任蒲良远为团长，调原炮兵团团长周绍武任四团团长，其驻防由宣汉南坝调驻达县麻柳场、万家坝一带。原四团团长张苏，调宣汉作征收局长。张苏调任后不愿作征收局长，向邓锡侯写信反映，于是邓向刘存厚写信说"积之（刘存厚原名）帅座，生明（张苏原名）团长，北道作战，颇有战功，此人不用，要用何人？!"因此刘存厚又任张苏为团长，由刘直接提调，后又提为路司令。同年刘收编陕军王光宗的残余部队，不久被解散了。到民国十九（1930）年为止，刘存厚所有的部队，由开始来绥定的5000余人，扩充到25000余人。

大操坝

刘存厚部队的将官，有百分之八十属于简阳人，自成一帮，其余是安岳人和巴中人。掌管行政、财政的则是以刘的夫人傅常玉为首的内江帮。在将官中的政治色彩也各不相同，如师长刘邦俊为国民党人，旅长郑国武则系国家主义派，在团长中不少是无党派的，他们暗中互相排挤。郑国武原为团长，升为三路司令，最后被排挤掉。团长张苏后来也垮了台，巴州部匡锡光等也退职。

大操坝

刘存厚军队中薪饷待遇是：少将旅长每月380元（硬币，以下同），上校团长每月280元，中校每月150元，少校80元，上尉36元，中尉25元，少尉22元，准尉16元，文书12元，上士8元，中士7元，下士5元。士兵分三等：一等兵（又称上等兵）4元7角，二等兵4元6角7分，三等兵4元6角2分。军佐人员按所定级别支给。所需军饷，由军需处开据拨款单，由提款员带上队伍，到各区、乡领取现金，除付给正数外，还要负担招待费和舆马费，同时还给提款员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大操坝

军队服装也是按官阶供给，刘存厚是陆军上将衔，无论检阅部队或参加节日出面时，头戴有白鹤翎插在顶上的官帽，身披绶带与金质肩章，腰系日本式的长指挥刀。将官都是穿的日本进口的黄呢军官服，肩章是全金板。校官一级都穿黄呢制服，肩章是两金夹银。尉官穿黄色卡巩制服，肩章是两银夹金。士兵每年发灰色制服一套，足穿草鞋。

大操坝

刘存厚为了培养他的基层骨干，从民国十五年（1926）开始，开办军官教育团和军士教导队，地点在西圣寺（今达县市二中校址）。军官教育团办了四期，每期招收学员四百名，其来源一是抽调现役连、排长，二是招考初中以上的学生。被录取后，自缴伙食、制服费，编队学习训练，时间一年。刘存厚自任教育团团长，刘邦俊为副团长，余昂、余光武、马德珍先后为教育长。钟顶厚（又名永焜）、廖永川为大队长，田伟然、肖端久、石德珍任教官。刘存厚每周精神讲话一次，每次约两小时，宣传国家主义，要大家拥护共和，反对国民党，仇恨产党。教育团毕业的学员共有千人。现役军人回各自的连排，学生招考来的分配在各团、营、连充当见习，满三年后补缺。

凤凰山

刘存厚来达的第二年，将颜德基原在达县时所设立之兵工厂（在今市粮食局仓库一带）重新修复，增加工人，添购机器，仿意枪制造了七千多支步枪，以及一些大炮、子弹，把全军装备起来。当时都认为意国枪是最精良的武器，其子弹头有毒，中弹后不易治疗。

通川桥

刘存厚为了训练部队，曾调二、四、五团的士兵，将北门大操坝（现地区体育场）扩大平整，并修建检阅台一座。台上正中高悬"我武维扬"四个大字。规定部队每日"三操""两讲""一游戏"。每次会操，刘存厚必亲临操场检阅训练。还规定每年十月起开始秋操大演习，地点多在达、宣交界处。刘自任总监，把部队分为南、北两军，主要演习遭遇战和攻守战，时间一至两月。在演习期间，农民的禾苗遭到践踏不少。

部分军事活动

1926年二月十七日，杨森第六师魏甫臣部，由开县攻占开江后，想进攻达县，但杨电告刘存厚，借口路过达县入陕讨贼。刘见事不妙，要求邓锡侯调驻合川的陈书农的林翼如旅和田颂尧部四十二旅相助。并立即派四团张苏带全团官兵前往大石桥阻止。魏闻悉返回开江。林翼如旅驻守达、渠交界的木头市，林本人驻在达县城内，半年后离去。

通川桥

1927年夏，温少武（开江人）聚众约八百人，手枪二百多支，步枪数百支，化装成香客和做生意的混入城口邓占云部的驻营地，突然袭击。邓营被歼，占据了城口县城。温少武自任知事，发出布告，安定民心，自称讨贼联军川军第一师独立团团长。刘存厚得知后，即命令所属四团张苏率部进剿，与温交战约一周。张团伤亡士兵二十七人，暂停进攻。后改用招安办法，许温为团长，温不愿，又改用武力，温被困而往陕西退去。刘收回了城口。后来温被陕西省主席孙蔚如招安编为路司令。

通川桥

1928年冬，陈福兴（渠县人）号称团长，带兵数百人，盘据在牛奶尖、白蜡坪一带，常在木头、渡市、申家、草坝、双庙、映山等地打家劫舍。刘存厚即令二团刘耀武带兵前往征剿。在征剿中，刘部伤亡士兵13名，连长刘昌渠阵亡。后陈部听说刘军配巨毒意枪，中弹之后不管轻重伤，概不能治疗，于是惧怕，逃跑一空。

1930年四月，有名叫金中玉的，自称司令，率众千人，携有长短枪数百支，其中还有号称枪打不钻刀砍不进八卦教，在梁、达、开交界处百里漕抢劫作乱。刘存厚得报，即派驻麻柳场四团团长周绍武和清凤乡的大队长戴汉儒带兵前往清剿。经过一场激战，金部边战边退，退到开县境黑天池，刘部方收兵回营。

凤凰山红军亭（新）

1930年夏，天大早，民不聊生。六月，南岳地下党组织农民向该乡当局借粮，刘存厚即令驻麻柳的四团团长周绍武派营长徐代才带兵前往镇压，农民武装被迫撤退。同年七月，蔡奎、金治平的农民武装被刘部四团刘玉玲、严静秋两个营围困在南岳联升寨与三角寨，七天后弹'尽粮绝，形势十分危急。七月二十四日三角寨被骗开寨门，农民七、八十人被引诱下寨，关在南岳蔡伦庙内，逐一审讯，全遭杀害。

1930年刘存厚委张xx（绰号罗汉）为司令，招安了散兵一千人，任命周绍轩（大竹人）、孟青云（开县人）、钟和清（大竹人）、赖忠孝、孔显鹤（映山人）等为团长，驻万源的三路司令廖震为指挥，自称"援陕川军"，侵入陕西的城固、洋县、镇巴等地，大肆抢劫。后被陕军打垮，败回四川。周、孟等投靠了范绍增。廖仍回城口驻防。

1931年，冷白云（垫江人）带数百人，编为三个支队，自称司令，在巴中、江口一带活动。刘存厚派旅长余光武进驻白衣庵防范。冷白云派他的参谋长向余光武旅投诚。余请示刘存厚，招安任冷为司令，仍住江口对岸的祖师庙。1933年，刘存厚垮台后，冷投向王方舟，在宣汉整编为一个营，王任冷为营长。不久队伍就分散了，冷回了垫江。

1932年，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发生，刘存厚作中间人出面调解二刘之争，特命该部第一师师长刘邦俊带二、六两个团，士兵一律穿着灰色军服，出现于两军作战之间，后到成都暂驻。士兵出街，有人称他们为学生兵，竟有剥兵士的衣服的事出现。后红军进川，刘存厚才急调刘邦俊部回达。

政治设施

刘存厚以"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察使"的头衔来达县（即绥定，以下同），首先设置"督办署"，地点在原靖国军司令颜德基驻防达县时的司令部（今地区行政公署）。一切政治措施，军政命令均由"督办署"发出。"督办署"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处，处长刘培良（忠江人），秘书处，处长王天一（内江人），军需处，处长李静客（成都人），军法处，处长林惠泉（川北人）,军械处，处长刘弼良（中江人）；军务处，处长由刘存厚兼任，军医处，处长徐乘凤；副官处，处长张子育（成都人）。后来增设了一个顾问室，高级顾问吴莲炬（乐至人）。

达县石桥镇-老街上的挂面作坊

"督办署"还直辖一个警卫营和一个运输大队。警卫营营长兰继凯（成都人），运输大队长李陀（湖北人）。"督办署"直辖各县。当时达县的地方行政机关，仍为知事公署（俗称知事衙门），县知事兼司法官，赋有民事和刑事诉讼的审判和执行的权力。知事公署以下隶属的行政事务机关，分别设有征收局、地方收支所、教育局、劝业局、团练局。嗣后逐渐增设，有筹饷局、马路局、禁烟查缉局、护商事务所、市政公所等。在刘存厚统治时期历任达县的知事有：1924年至1925年是曾繁昌（永川人），1925年至1926年是左鸣梁（长寿人），吴其焕（资中人），1926年至1933年是张中孝（内江人，任的时间较长）。1933年是吴莲炬（乐至人）。

达县石桥镇-徐汪氏节孝牌坊

在县公署以下的机关能直接管理政治基图组织的是团练局，地点设在院樱街龙王庙（今县招待所》。1926年团练局改名为团务局，县人龙昱鲲（龙莽泉）、彭宿海、庞吉安曾先后任局长。1932年团条局又改为保盟团办事处，成立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龙显佩，委员有：陈诗甫、庞吉安、李慈佛、张伟卿、伍朋程、贺逸仙。

县以下的行政组织，仍沿民初旧制，全县划为五个乡，乡设团甲公所。清风乡团甲公所设在蒲家场（今蒲家乡），下属城镇、东、南、西、北城郊和蒲家、罗江、复兴、双龙等22个场镇，明月乡团甲公所设在麻柳场（今麻柳镇），下属麻柳、万家、黄都等18个场，翠屏乡团甲公所设在南赵家场（今赵家乡），下属南赵家、双庙、金垭、河市等十五个场，垂虹乡团甲公所设在西赵家场（今赵固乡），下属，西赵家、管村、罐子、桥湾下属石桥、江陵、白衣、双河、石梯等20个场。

1900年3月英国人摄从四川到陕西途中遇到的抬着棉花包的中国乡民像

每个乡等16个场，宝芝乡团甲公所设在石桥河（今石桥镇），团甲公所设团总、乡约各一人。各场与城镇东、南、西、北四门均设团甲公所，并各设团正一人。当"时四"门的团正是：东门贾尊三、南门吕仁甫、西门赵子惠，北门王义廷。（各场团正不详）。团正以下设甲长，甲长以下设排首（亦称排头）。其编制以十户为排，十排为甲。各乡场团总、团正均属于团练局。

1926年五乡改名五区，清风乡为第一区，明月乡为第二区，翠屏乡为第三区，垂虹乡为第四区，宝芝乡为第五区。乡团甲公所改为区团甲公所，原乡团总改名为区长。同时增设一个城区，辖城厢附近四个郊区。原来各场的团正改称为团总。城厢分为内外八团。1932年又将城厢内外八团改名为八镇，把团甲公所改名为镇公所。原团总的名称改为镇长。四个郊区的名称分别改为东外乡、南外乡、西外乡、北外乡。当畔县人还是习惯于把镇长，乡长称之为团总和团正。这时的、编制已撤销了团正一级，区以下各基层组织均隶属于保卫团办事处。保卫团有常设团丁六个大队，分驻各区公所。1933年上季曾调查户口一次。全县为六个区，八个镇，九十五个乡，共123381户，男女人口共计为637949人。与1912年达县户口的调查统计数字相比，减少了3634户，人口减少了17046人。

达县议事会于民国八（1919）年，遭北洋政府通令停止活动后，到民国十（1921）年才得恢复，重新选举议事长开会议事。民国十三（1924）年，川映边防督办刘存厚来达县后，县议事便未开会议事。民国十七（1928）年，刘存厚为了推行政令的方便，指示县知事成立"法团联合会"，代表了议事会，一直到川陕边防督办垮台，法团联合会才自行撤销。

刘存厚为了巩固其"督办"权势，无论在行政机关和军队里都唯亲信是用。他所委任的军政头目，大多是简阳人与内江人，因刘存厚是简阳籍，其妻傳富玉是内江籍，从而形成两派力量，即军队为简阳帮，行政、财政为内江帮。当时简阳、内江人来达县求宫者不少，都由副官处接待。也有假名简阳、内江来的，当时，县人有这样一句讽刺话："是简阳、内江人就拿碗添饭。"如是本地人当个军士也不容易。

文化教育方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保护文庙之令，县人呈请地方军政当局，潜保护文庙为辞，提出设置县立图书馆的建议，得到督办刘存厚的同意抑准予提拨修建经费，成立筹备会，拟具设置计划并从事修建。将文庙东房（厢房）改作藏书室，西屋（厢房）及戟门改作阅览室，改名宦、乡贡两祠为阅报室，改忠孝、节烈两祠为看役室，改更衣、陈列两所为馆员缮宿室。一面修建馆舍，一面筹募经费，共收到捐款数千元。这笔募来的捐款多用于购置图书，计购置中外古今书籍数千册，订购国内出版的报刊、杂志数十种。1928年图书馆的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常年经费为2400元（硬币）。是年春正式开馆。嗣后陆续又添购有《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之类大部书籍，于是达县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县立图书馆。

民国十八（1929）年，由团务局和县商会的一些地方人士发启创办了一种报纸，名曰《绥定公报》。地址在团务局，编辑部由曾蜀鹏负责。其经费来源，完全系地方财政开支，然而它并非民众的喉舌，办成了为刘存厚歌功颂德的报刊。

《绥定公报》开初发行为间日刊，出版四开纸型一张，用石印机印刷。后来县里有了铅印公司，才改用字钉排印，改为日刊。每天印出五百份，送达、宣、万、城四县的机关、单位、团体和学校，不收报费，私人订阅者极少。到1933年秋，刘存厚垮台，《绥定公报》也就停到了。

民国十九（1930）年，刘存厚的部下罗庆丰，周绍武发起集资开设电影院。影院地点利用东街城隍庙（今专医院），捣毁庙里的菩萨加以修缮，座位可容八百人。男女座位分开设置堂座为男性观众，两廓楼座为妇女观众，堂座后面另设家庭包厢。民国二十（1931）年，影院修建落成，取名为"东北电影院"（因达县地居川省东北例）。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六日）开始售票放映，票价为堂庭四鱼：楼座两角（硬币），放映的是黑由无声片。尽管票价高昂，而观众却不少，尤其是放映明星影片公司的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片，票价五角。哪怕是黑白无声，也最受欢迎。观众再多，也只能在每天夜间放映一场。

刘存厚部队来达驻防不久，适值教育行政机关由"劝学所"改名为"教育局"，教育经费独立，由教育局自身设科管理收支。教育局长的任命，不是由教育厅加委，而是由"督办署"决定后，交知事委任。刘存厚驻防达县十年间所任用的教育局长有刘孝颐、李汉卿、尹守白、李士志、王际云、符帮宁、周梦熊等。当时教育局的行政组织是：设局长一人，局长以下设视学三人（后改名督学）,文牍、收支、讲演、书记各一人。在改教育局以前，各区乡设有劝学员，改教育局以后，将原有的劝学员一律撤去，城乡市镇改设教育委员，并分区设教育主任委员。教育局地址仍在劝学所原有地点（院棚街文昌官左侧）。

教育经费实行独立后，地方原有兴办学校的财产，均划归教育局自行经营收支。教育局经管的教育经费，以田租、地课为主。田程、地课大多系各区乡寺庙会产。原来提归学田、宾兴、书院的产业，一律并为学产。教育经费奉令独立后，所有学产完全划归教育行政机关掌管。掌管的租石、地课计有：清风乡（一区）租石1043.8石地课49元；明月乡（二区）租石638.28石，地课22.2元；翠屏乡（三区）租石538.9石，地课48.28元，垂数乡（四区）租石275.75石，地课83.2元，宝艺乡（五区）租石971.69石，地课122.47元。各区共有租石3465.82石，地课325.15元。

教育经费除出程、她课外，契税、房租也是教育经费的一项来源。有时因增班次，或其它教育事业感到经费掣肘时，又在粮税和肉税上附加若干，其征收税率则不一。另外在黄裱纸和状纸上也有附加，不过收入的数目不大。据统计，教育局关于教育经费所有的收入为七万余元（硬银币）。如果某年财务收支不平衡，临时可呈请"督办署"批准在县里某种收入上附加若干。

1930年冬，教育局长周梦熊请示"督办署"同意，举办了一次体育运动会。邀请参加的单位，除川陕边防督办署所辖防区的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的中小学、部队和地方团队外，当时驻防广安、渠县的杨森部队也派有球队参加。运动会的名称是："绥属军团学联合运动会"。运动会场地在北门大操场（今巴山体育场）。运动会筹备会设在教育局，筹备会聘请段燕轻回达计划进行。因段当时在潼川二十九军军部任体育处处长，不能分身，乃介绍在该军任体育教官的的段季朋（段燕轻之侄，上海东亚体专毕业）回达县主持其事。

大会分设四个组：总务组由教育局担任，场地组由"联中"校长娄仁安任组长，编排组由彭桂盛任组长，裁判组由段季朋任裁判长。运动会于十月一日开幕，共举行10天。各县参加的运动员以达县为多，约占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参加单位，分军人组与学生组，学生组分中学组和小学组，中学组又分男子组与子组。比赛项目有田径和球类。田径有铁饼、铅球、标枪、急行跳高、急行跳远、三级跳远和撑竿跳高。男子有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5000公尺的赛跑。还有110公尺高栏，200公尺低栏和400公尺的中栏。女子有60公尺、400公尺的接力赛。球类有男子篮球、女子篮球（每队6人），排球（每队9人）、足球、网球。"联中"与"女师"学生还参加了团体操表演。

运动会举行开幕式时，有杨森派来的运动员中的一名军人由达县运动会场起跑到宣汉城，当天又跑回达县，往返180华里，回来已是19点过了。开幕这一天，观众异常拥跃，跑道四周的篾席棚里观众站得满满的。比赛结束还发了奖。在当时，绥属地区还是首次举办运动会，在川东北隅地区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大会开支了硬银币一万余元。

市政建设

达县县城的街道，在清乾隆三十三（1768）年进行补修后，一直到二十年代，未予改修过。旧的县城原有城门四道：东曰"迎晖"，南曰"锦川"，西曰"扬武"，北曰"来凤"。城外（城墙外，城内指城墙内，以下同）的街道设置有棚子（木料制的门）十六道。城内正南街（今翠屏路）立有石牌坊四道（第一道建立在南门进城的西街口，牌坊上刻有"祖孙三知"四个大字，二道牌坊建立在东街口与西街口之间，牌坊刻有"三朝元老"四个大字三道牌坊建在中心街接正南街上处，刻有"琐台精忠"四个大字，四道牌坊建立在今院棚街白接正南街处，牌坊上刻有"宠命四家"四个大字）。这些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对城市交通确有妨碍。

军阀刘存厚割据达县时期，于1927年成立市政公所，县知事吴其焕任用留法学生吴汝谏（白农乡人）为市政公所所长，拟具了城市整修计划，得到军政当局和地方绅士的同意，迅即施工，将城外各街道的栅子，正南街的四道牌坊，黄龙寺庙门前的"当关第一"木质牌坊以及街道上的梯坎全部徽去，惟城门仍然保留。居民住宅有突出街道影响规划者，则强令退齐。城外东自滩头街，西至木厂街的沿河街道，也整修成一条直路，通行无阻。较热闹的街道除加宽外，还铺以石板，以利通行车辆。自此达县城才有人力车（一般叫黄包车）,在街道往来，市容方有了很大改观。

在整修街道的同时，又计划在城市修建公园。修建公园的地址，经刘存厚勘查后指定在北门外吕家祠背后营盘坡一带。成立了公园管理所，管理所聘请留日学生文端图（达县双庙乡人）负责设计和工程监督。刘存厚指定在县财政附加税项下拨款7000元作公园修建费，并调士兵一连，平整工地。1928年公园修建竣工。原拟将公园命名"达州公园"，因刘存厚只亲笔题写了"公园"二字，遂未冠上"达州"之名。后来又才命名为"中山公园"（今名人民公园）。

公园建修为庭院式，园内正中建立"中山堂"，四周环以楼房走廊。"中山堂"前面为花圃，花圃两侧建西式平房各一幢。公园前面为宽数十米的水池，池内种有并蒂莲。池子四围环植柏树杨柳。公园后坡培植广袤的林木，以各色梅花为多，尤以绿芍梅为最多。"中山堂"后侧有凉亭两座。经刘存厚命名为"蕊心亭"与"清啸亭"。吴佩孚来达县后，为了标榜刘存厚的功德，将"清啸亭"更名为"虎啸亭"。1931年，地方人（主要是团练当局）为吹捧刘存厚"公德"，发起修建"积公亭"（因刘存厚又名积之，故取名积公亭）于公园的高坡上。亭内刊有陈廷杰、余光武、张仲孝、吴莲炬以及刘存厚本人所作诗文的碑石（此亭于1938年工农红军解放达县时撤毁）。在园内进口的路侧，刘存厚还为他的部下"军团联合办事处"的处长李伯阶，建了一座"李公亭"（后来改为抗日将士纪念碑）。

"中山公园"初建时的规模虽不大，建筑物亦不够雄伟壮观，但至今仍是达县城市居民游乐之地。

经济概况（主要是商业）

刘存厚割据达县时，战乱暂告结束，人民得到一时喘息，生活较为安定。这时达县工商业随之恢复常态，市场交易兴旺，金融逐渐活跃起来。

民国五年（1916），县商务分会改组成立县商会，它是达县最早组织起来的一个职业团体。地点在水府宫（今市党校）。初成立时仅有二十四个行业，在刘存厚统治达县期间，发展到七十二个行业。任商会会长的有陈恩普、庞古渔等。县商会不仅成立时期较其它民众团体为早，同时也是达县最能聚集各业商贾人士的一个组织机构。每天各行业负责人或生意较大的商人都离不了要到商会去周旋一番，打听行情，互通信息，达成交易。此外，一些地方富绅和机关公务人员也常到此，搞些外快或高利借贷的事情。县商会的开支，全凭各行业按月缴纳会费。由于商务活跃，会费收入较多，在商会任职也是个有利可图的事，所以每当竞选会长（后改为主席）时，较其它团体更为篱热。

达县城里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当时商人资本较为雄厚的，城内正南街（今翠屏路）有天福祥、陈协兴、况祥泰、王焕如、范永兴等，城外珠市街、兴隆街有恒太和、周永顺、福兴恒、同中和、义顺和等，是有名的绸缎、百货铺；滩头街有夏德盛、邓天心、大有恒等，是有名的花表行。油盐铺多集中在永丰街，纸货铺多集中在珠市街西段。这时客籍商人来达县经商也多，有的设号批发，有的大开商店，时间渐久，便形成帮口。经营棉花、黄裱纸的有"黄州帮"，如周坤山、胡象离等，贩运匹头的有"汉阳帮"，如张理成、苏荣发、夏恒庆、肖同太等，做山货生意的有"渝帮"，如杜兆南等，经营米、盐生意和酱园业的有"合川帮"，如何宜斋、万福臻等。

达县虽属丘陵地带，但地面宽广，物产丰富，甚产米粮、青麻、桐油、五倍子，猪鬃等农付产品。工业生产的原煤、土铁都是大宗运出的物资。其它如上三河（指州河上游的支流，前、中、后河一带）和通、南、巴的木耳、白耳、白蜡、蚕丝、药材等土特产，大多集中在达县，然后运销渝、万等地。宣汉、达县还盛产耕牛（多赶往成都平原），耕牛交易多集中在达县一区蒲家场，三区双庙场和四区管村坪。每年这三个牛市的交易数字是很可观的。二区大树、万家二坝所产的黄裱纸，多为陕西运来棉花调购出省，这在达县算是一种大的经济收益。

至于本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洋纱、花布、百货、食盐、白糖等，则由外地集中运来达县，然后再运销邻县和农村。由于达县成了集散中心，商业因而不断繁荣。加之刘存厚部队的军官待遇优厚，搞的钱多，又没有邮汇汇出，就在达城花用。四乡的富绅因避匪患迁入城内者多，所以城内甚是热闹。农村普遍种烟，种烟户收获的鸦片烟出售后，手里也比较松动。所有游散的钱财都集中投入市场，因此达县的商业在这时曾一度呈现繁荣现象。

鱼市口（今翠屏路、珠市街口）高焕章的茶馆，热闹非凡，不仅成了交易场所，而且也是信息中心。商人们在此出入，川流不息。大宗货物的买卖，多在此地成交。南门河坝也有专为经营河上生意的商人开设的茶馆。正南街二道牌坊的茶馆是做银元兑换和收售山货的市场。至于县商会里，则是做大宗米、盐生意的成交之所。以上这些地方都是当时达县热闹的商场。在商场中买卖成交后，不能及时付出现款的，可在"关期"付款。付了款货物不能马上交付的，也可在"关期"交付。所谓"关期"是商场交付货款预定的期限，每月有两个"关期"，即初九与二十三两个日子。凡是大家买卖成交，事先必须议定在一个或几个"关期"付清货款才行。

当时市而上既无银行又无钱庄，商人的现金存放或借货，皆系私人凭信用打交道，汇兑款项全赖私家商号周转，甲地付款，凭商号票据在乙地取款，于是市场上便流行着买实"申票"、"汉票"、"涂票"的生意。所谓"中票"，系在上海交款的票据；"汉票"，是在汉口交款的票据；"渝票"，是在重庆交款的票据。做"票字"汇兑生意的，也有到期不能付款而"黄票"（不能兑现的汇票）扯筋的，如商人张纯清于1927年因卖"汉票"过多，到期不能付款，酿成很大一场诉讼案。

当时达县市面尚未使用纸币，绝大多数都是使用银元硬币和钢元辅币。银锭和制钱（又称小钱）已经少见。机关、单位、学校、公职人员的工资（当时称薪金）尚能按月发给，每人每月一般的伙食费在三元左右。生活主食品，大米、食盐、猪肉等的价格都以米价为转移。大米每斗（老斗重四十五斤）价一般不上银币两元，每斗米可买食盐十斤，也可买猪肉十斤。要是大米涨价，则食盐、猪肉也相应涨价。1925年因天大旱，米价曾陡涨到每斗五元，盐、肉亦随之大涨。次年稻谷丰收，米价又骤跌到每斗不上一元，盐、肉亦随之大跌，又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情况。1927年物价才又走上平稳。

民国二十（1931）年前后，辅币出现混乱。市场上的辅币制钱绝迹，当十文、二十文的铜元也极少见。常见的是当五十文、一百文和当二百文的大钢元（一文代表一个制钱）。不久市面上连当五十文、一百文和"大二二百"的铜元也少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小二百"的铜元。为了市上零星找补，竟有人将"大二百"铜元宰成两开和四开。人们把两开的叫做"半边"，当一百文制钱使用，把四开的叫做"钉子"，当制钱五十文使用。这样一来，给牟利者以可乘之机，他们在分宰"大二百"铜元时，从中抽截一小块铜来肥己，而当局并不追究。于是"大二百"铜元市上也完全绝迹，不够半边的"半边"铜辅币则在城乡泛滥成灾了。

半元银辅币在市场使用的也是五花八门，有成都造币厂造的厂板，有云南省造的云南半元，有各防区军阀设厂仿造的杂板，以上三种半无，都是成色不一，银质不足的银辅币，在市场上都是照面值一样使用。一时期因云南半元充斥市场时，曾打八折使用过。因铸造银色不足的银辅币有厚利可图，刘存厚的师长魏声华曾在宣汉南坝场私自设厂铸造半元。

民国二十年（1931）秋季，县建设局长周梦熊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由，请乐刘存厚，举办了一次"劝业会"，县人把它叫做"赛宝会"。地点设在中山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举办之前，建设局为此在县内和邻县发出通知，贴出通告，既征集展品又欢迎参观。通知发出之后，县商会各行业把它当成是大做生意的极好机会，争先恐后的在公园范围内划地盘，搭棚房，设货架，摆货摊，把高档货品尽量陈列出来。

展品中大多是优质的农副产品，轻工业产品也不少。刘、李、陈三家竞争销售的灯影牛肉，香脆可口，用油纸包装，每包一斤，方便顾客携带；石姓织造的狮球线毯，图案式样在当时县人俱称新颖刘、郭二姓编制的各式各样的藤器，技艺十分精致；"绫子机房"纺织的绸绫、丝帕，为人称赞，"十二恒"生产的机棉线，在当时算是技术革新的产品，为缝纫业者所乐用，"维新布厂"用铁机织成的洋纱花布，花色品种多，在那时还能抵挡一批外来品，河市坝邱寄云运来一块重二百斤的大煤炭，色黑而光泽，质量优良。农业产品展出比较著名的有电家滩的青麻，质优纤维长，铁山所产的雨前毛尖（俗称老人茶），泡沏时香味扑鼻，其它如青油、桐油、蚕丝、药材、瓜果、蔬菜等都有展出。还有不少私人的古玩、字画供人观赏。

劝业会展期为一月，参观者每天络绎不绝。闭幕之后，凡参加劝业会的展品，均由建设局乍出评定，优良者发给奖状，奖状上印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八个大字。

横征暴敛

刘存厚在达县时，对人民的榨取是空前的，民国《达悬志》有这样一段记述：

"民国十三年冬，刘存厚来绥，自称川陕边防督办……自制一隅。为时几至十年，毫无善政可记。搜括款项最为厉害，晚年多至213万1千元（银元）。征敛之苛虐，则父死子押，兄逃弟囚，人民不堪其苦。有抛弃产业秘逃异县者，有捐田归公苛征不免者，有背负红契饿死城厢者。达县素有富庶之名，至此亦无力撑持，思乱者众矣。"

现将刘存厚设置的征收机关、捐税名称和每年搜刮略举其大者列之于后：征收局（征收田赋的机构，民间称曰"粮房")。田赋虽然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田赋还是农民在负担，因为田赋的征银越重，地主就越是要增加佃户的租谷。有的粮户，前辈人虽有一块田地，但因连年兵祸，灾荒，生活难度，只好把田地卖掉以维生计。可在卖出土地时，不一定就把田粮搭得出去，往往是田地卖了，而田赋还留在自己名下。

因此，有些有田的富者却少纳粮或不纳粮（即田赋），而有些无由的贫者反而有"粮"，仍须照常纳粮上税。刘存厚时期的征收局，除征收田赋正税外，还有"预征粮税"、"子弹捐"和"矿产捐"。"预征粮税"的办法是制发预征粮票，在征收局另设柜征收，每年征收数约有9万元。刘为达到他既养官兵又肥自己的目的，还要了一套田赋预征办法，把一年征收一次的惯例，改为一年征收两次，致使有"粮"的人户一年就增加一倍的负担。

他在民国二十二（1933）年就预征至民国三十二（1943）年的田赋，即预征了未来十年的田赋。田赋原来属国家收入，征银要上缴，而刘存厚所征田赋分文都未上缴。"子弹捐"的征收办法是附加猪厘金，每只猪增加三角，全年征收数约为1500元"矿产捐"是由征收局派员到矿区包收，其包收数为300元。以上三种税捐都名曰"军事费"。

禁烟查缉所。刘用"富禁于征"的名义骗人弄钱。说的是禁烟，其实是号召大种鸦片烟，因此才为鸦片烟的产销征税而专门设置了一个机关，名曰"禁烟查缉所"。其所征项目有烟亩捐、红灯捐、烟秤息和特税等，用于军警特别开支和知事衙门费用。所谓烟亩捐，凡是种烟的都要纳税。有以种植面积多少纳税的，有以种植窝数计算纳税的，所以又名"烟窝捐"。

每季纳税一次。既种了第一季，以后不种也要强迫照常纳税。具体征收办法是由各乡保甲查报代收，每亩征银一元，一年可征收5万元。所谓"红灯捐"，民间开设大小烟馆供瘾民吸食者要纳税。城市乡间都很普遍，按烟馆设置的烟灯多少拍捐。全县年收约2万元。熵秤息是取之于经营烟土的商人由各级乡场包认包缴，每年收入的秤息金不少于红灯捐。特税的征收办法，是由在达县贩运烟土的商人向查缉所登记，自报缴纳，全年约收入6万元。

护商事务所。这是刘存厚特设的弄钱机关，名义是保护行商的安全，避免歹徒抡劫，其征收的名目为"百货厘金"。凡是有货物运输经过达县境内的，由护商事务所设的税卡人员按商品包装件数估价，照百分之几缴纳护商费。但护商事务所最大收入还在于贩运鸦片烟的行商，若害怕土匪抢劫需武装保护者，那就格外取费，并且还要给护送者以优厚的款待。自成立护商事务所以后，单是这一机构的收入每年就有24万元之多。

筹饷局。这是刘存厚为了充实军备，专门设置征收"临时军费"和"三升捐"的机构。"临时军费"征收办法，是制票先垫，按"粮"摊收，每斗"粮"征30余元，超过正粮（每斗4元多）的八至十倍，每年征收数为79万2千元。"三升捐"是借"保卫团"和"马路局"筹款为名而征收的，尽管马路未修，保卫团徒有其名，但捐款还是随粮附加，连年照征。全年征收16万元。

烟酒公卖局。名虽曰"公卖局"，但非出售烟酒，而是专门征收烟酒税的机构（不包括鸦片烟）。烟酒税规定产销两方面都要纳税，种烟的要纳税，市场销售又要纳税，酒在厂里酿造时要计桶纳税，在酒店销售又要纳税。此即所谓双重税。这种税是由经营烟酒业的商人向公卖局包案认税，按月缴纳税款，此项税收每年达2万元。

还有由"督办署"军需处征收的邮包税，其征收办法是按邮包估价取税，每年有2万元的收入。由警察局向住居城市居民征收的门户捐，每年约收5千元，由城防司令征收的还有"花赌捐"，每年可收3万元。征收办法，一是按公开卖淫女的执照和"堂条"抽捐，一是由公开的赌场按日抽搐。

还有由机关单位自行设科或派员征收的，有粮税、肉税、契税附加。每年征收粮税附加约2万元，肉税附加4万元，契税附加约3万元。还有由县商会摊派在各行业按月缴纳的"印花税"，每年包缴5千元，给县衙门作政法费用补助。另有各乡场军实粮款自由附加，由各乡场斟酌包缴，这笔款供各乡场军食糜耗和上面派下的委员差遣之用，其数每年达55万元之多（中间还有很大漏洞，远不止此数）。

更糟糕的是"发天榜"，以前虽然有之，这时更为盛行。所谓"发天榜"就是由刘存厚示意县知事，再由县知事会同团练局委员，以临时需用军费为辞，在县里殷实富裕之家的头上，表面上根据其资金、田产的多少决定其应出款的数字，将出款人姓名按出款多少的顺序，列榜贴示。其实，出款数目谁该多少，完全取决于团练局几个委员口头一句话。说不起话的出款人，根本没有申诉的会地，实在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有一中学国文教员张候山，看到孔庙墙上贴的"天榜"，即兴作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孔衍墙头财源滚滚"，下联是"封神榜上杀气腾腾"，横联是"流毒其厚"（指刘存厚督办害人之深）。

以上所列各项苛捐杂税，全年约为200余万元，户平20多元。税捐之重，名目之多，实前所未有。正如当时县人所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刘存厚除了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鹅杂税外，还于民国十七（1928）年，命其副官张德仁在罗江密设一造币广，除铸造成色不足的川板银元外，还将市面流通（当两百文制钱）的大铜元收来燃毁，改铸成"小二百"铜元（两个大铜元可改铸三个小铜元），在辖区内当"大二百"锵元的面额一样大量使用。民国二十一（1932）年，开办了一个"汉通银行"，由重庆肇明公司运来橡皮印刷机，用美产钞票纸在达县印钞票30万元。其票面金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企图在辖区内发行流通，刮取地方物资。是年红军入川，节节进逼刘之防区，人心惶惑，钞票被拒绝使用，顿成废纸，汉通银行也不得不关闭歇业（汉通银行设荷叶街，董事长系冉仲瑜）。

社会糜烂

刘存厚统治达县时期，除利用烟、赌、娼的公开抽捐、纳税，糜烂社会，腐化人民外，还有土匪为患，扰乱社会，危害人民。

"鸦片烟"是人人皆知的祸国殃民的烈性毒品。早在百多年前，林则徐就禁止过，并因此而引起过一场战争。刘存厚却偏偏允许公开种植买卖鸦片，还保护吸食、贩运。那时开设烟馆的，不只城里盛行，即在大小乡镇，甚至关卡、"么店子"，为了过往行商、力夫"过瘾"，也无处不有。至于害怕纳捐而暗地摆设烟灯供人吸食者，更不在少数。当时城里有一家规模较大的烟馆，开设在正南街中（今翠屏路），其招牌号为"颐和茶园"。园内布置若干大小房间，房间内遍设床榻，有烟灯，烟枪数十具，可同时供数十瘾客吸用。每日来往瘾客川流不息，有商人，有公务人员，也有行旅、地痞等。生意兴旺，极一时之盛。

赌，在旧社会，虽从来没有认真禁止过，但由官府公开准许开设赌场的，在达县还是以刘存厚割据时开始。因为有了大赌场，假"寓禁于征"为名，才利于他们大抽其赌捐。当时的大赌场，设在城市的有，郑家祠堂（荷叶街）、禹王宫（策亭子街）、亚东茶园（东街）三处。赌具，用骨质的骰子两颗，名叫"单双"的；有用铜质方形外盒，内装红黑二色蕊子，名叫"红宝"的两种。赌客都围在大而长的桌子四局，当"宝官"的（摆赌的）坐在上面正中，"宝吏"坐在宝官下首主管全局，赌角则不拘人数，各聚在长桌的四周下赌注。这是最利于"抽头"的输赢较大的赌博。每一场赌要收赌捐数十元（硬洋）。至于其它茶社、家庭、甚至街头巷尾，都有以赌博为业者。其赌的方式和花样不一面足，，最普遍的是"摇单双"、"掷骰子"、"打麻将"和"纸牌"。

赌博在各乡场也很盛行，无论喜事、丧事或宴会都要摆赌，以团聚宾客，夜以继日的赌。在春节期间，更是红火。县属二区大树坝，万家坝的舀纸业农工，每逢当场之期，各把自己加工的手工业黄裱纸，在场上出售后，不少人却到赌场上去图个侥幸赢钱，可是走出赌场的总是两手空空，垂头丧气而归。

"娼"，达县本是一个风俗纯朴的古老城市，"娼"，却在刘存厚割据达县后，由于烟、赌的公开风行，因而出现了狎妓玩乐的风气，所谓"扬州帮卖婬女"便络绎而来（一般人称呼为杨州姑娘），其实这些卖婬女并非来自扬州，而是从宜昌、万县一带诱买来的无知村女。她们初来时，聚集在"凤集茶楼"（原地名为凤凰头，原先的楼房早拆去了）。以后陆续来的卖婬女，又分批聚集在娘娘由街和西街，地方人把卖婬女住在娘娘庙街的院子称为"黑漆朝门"，住在西街七道朝门院子称为"红漆朝门"。因为有了外来公开卖淫的卖婬女，于是旅店，酒楼和茶馆狎妓作乐者，随时可见。尤有甚者，官府人员中，县知事张仲孝，征收局长王天一，副官张德仁等，还有些商人亦无不以卖婬女作为他们的选姘纳宠的对象。这风气不特在城市风靡一时，也影响到了乡间的地主豪绅相与效尤。

刘存厚统治达县时期，因为烟赌流行，劫案也就迭起。就是在县城里，也曾发生"抢童子"的匪案。虽然刘存厚为了治匪，也杀了不少的匪（曾一次在会仙桥河坝杀了十余人），但匪风仍炽。东岳乡袁伯凡是曾在达县任过议事会长袁紫积（袁德恒）的儿子。家庭富有，也还有封建的门面，但他也纠合几十条人枪，四处抢掠，捕获后枪决于蒲家场。

刘存厚专门成立了"军团联合办事处"，用曾任过师长的李伯阶为处长，对捕获的匪徒，严加惩处，然而四乡的抢劫案件，仍不断发生，连李伯阶后来也遭土匪杀死。继任处长的余昂，他去万县开会，在途中也遭土匪伏击杀死。至于抢人越货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二十年代在达县境内的匪首，如陈福星、孔先和、蒲继光、赖忠孝、孟青云等，都是地方人所熟知的匪首。还有招安的周绍轩等，也是土匪改编的。刘存厚也曾用"以匪制匪"的办法，如巨匪陈福星招安为团长，后来，刘存厚利用陈匪的部下张xx将陈诱杀。因四乡匪情严重，世居农村的大地主、绅粮们，很多都搬迁入城，以避匪劫。

镇压革命

五四运动后，进步思想传入达县。首先为学校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特别是1911年冬，老前辈革命教育家吴玉章来达，影响极大，吴老在绥属联中对师生作过报告，讲述他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提出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传播进步思想。一些进步师生开展了对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向当时学校中的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二十年代末，联中的校长娄元亮（即娄仁安），达中的校长胡玉璞，他们不仅是国家主义派在达县的出色人物，就是在兰省也很有名。当时这两个学校就有"国家主义大本营"之称（也有叫狮子狗大本营的）。他们的口号是"读书救国"、"外抗强权（反苏），内除国贼（反共）"，在学校打击进步师生，木得过问政治。

1926年上期，在国家主义分子胡玉璞任达中校长时，该校进步教师戴治安、张鲤庭及学生张端绪（张爱萍）、魏传统、王荣澍等，因成立进步组织"烂慢社",印出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烂漫》，并在县城各校散发，影响很大。1928年联中国家主义派头子符邦宁勾结刘存厚部的旅长郑国武（郑西屏），派武装到学校搜捕"赤色分子"，于是在联中引起了一场罢课驱符的学潮。刘存厚得知，认为郑、符不够策略，表面上只好将符邦宁调离学校到县教育局任职，学潮才暂告结束。从此刘存厚对镇压进步青年革命分子的手段由公开而变险毒。国家主义派的符邦宁给他提供黑名单，刘依次点名捉拿。

1929年夏，刘将共产党员唐伯壮（黄都小学教师）逮捕入狱，九月暗地杀害在监狱里。石桥小学女教师尹文荃（尹耀先先生之女），说她给共产党张贴标语，也逮捕到县城知事署，受尽酷刑。1932年一月，梁达中心县委共产党员杨宛如（女），在二区被捕，在押送进城途中的雷音铺山垭，被武装押送人员杀害。1932年七月二十日蔡奎在黄庭乡白果峡被捕，遭杀害县城监狱之中。1932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在绥定联合中学任职的扁聚五（柏树乡人）正在正南街同仁药房右侧张姓茶馆饮茶休息，刘的城防营连长许震奉令捉周，许与周相识，见周在此，便先进茶馆与周周旋，接着数名武装人员一拥而上，要周出去谈话。周见势不妙，不肯出去，许震不由分说便令士兵将周拉出茶馆用乱刀砍死于大街之中。

1932年二月二十九日，河市坝革命青年小学教师咎中荣，中午休息时间因事让街到茶馆与乡亲说话，就地遭武装军人枪杀。管村小学校长覃永骥（秦仲芳），在一天中午被几个穿便衣的军人喊出学校，欲将其带出场口，意图杀害。幸而学校师生见此情景，忙去报告街上团总，团总急带了一分队团丁赶去，向便衣军人索阅捕人手续。便衣军入因无手续，国总不准无故捉人，因此覃才得以幸免，即时离开了达县。直到1933年冬，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达县，刘存厚才丢了屠刀，狼狈逃窜，终止了他残杀达县革命青年的暴行。

彻底败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通、南、巴等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后，为了继续扩大根据地，使川北与川东游击区打成一片，于1933年由司令员徐向前、政委张国焘率部突破了四川军阀田颂尧、杨森等对川北的封锁，发动了向川东的大进军，刘存厚驻防的地区遂首当其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任命刘存厚为"第六路剿匪总指挥"，就在这时，红军第九军、三十军已开始向宣达进攻。刘存厚企图堵住红军的前进，急忙增调第一师团长刘耀武和第二师团长吴占元的军队开往马渡关防守。命令吴占元等紧守王家岩右翼的金花寨、吴家坪一带。这一调动，刘在达县的兵力，就剩下三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了。当时部队中传闻红军作战勇敢，行动神奇，弄得刘的部队军心动摇，士兵多开小差。是月下旬，红军攻下了金花寨和吴家坪，打垮了吴占元和刘耀武两个团。

红军268团占据蒲家场后，兵分三路进攻达县城北面的凤凰山，左由罗江口，右经双龙场，中路直插凤凰山主峰。刘存厚这时，只有依靠蒋明秋一个团的兵力据守凤凰山。刘另调周绍武一个团在江陵、桥湾、石梯沿巴河一线布防。殊知红军第四军和第九军两个团才从石桥河出发，已翻越过铁山，向复兴场进发。红军独立师三十一团一营翻越过铁山后，绕道河市坝，直插达县城。红三十军在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很快就攻上了凤凰山而防守凤凰山的唐飞鹤一营人一触即溃。

这时团长蒋明秋还未得到真实情况，他由城里随带副官金相安与侍卫数人意欲上山亲自指挥作战，殊知红军此时已越过福音堂（牧师避暑地）向北岩寺挺进。蒋明秋行至凤凰山第一道寨门口，恰逢红军前哨到达，蒋一闻枪声吓得颤栗一团，寸步难移，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活捉了团长蒋明秋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刘存厚全军。刘见大势已去，再无法挽回残局，急电令巴河一线的军队速回达城，并令"督办署"全体官佐即时撤走，刘本人亦在惊惶中弃城而逃。

刘存厚在凤凰山失守后，马上将东、西、北三道城门紧紧关闭，只留南门进出，强令船帮公会派人在南门外州河上搭起浮桥让官兵昼夜撤退。刘把在达县统治近十年所刮削的库存银元装进子弹木箱，用32匹骡马驮运逃窜。每匹驮七箱，每箱装银元1200元。有的子弹木箱封闭不牢，银元掉落路上也来不及拾取。刘的警卫营退过州河后，随即放火，企图烧毁浮桥，但因动作慌忙，浮桥未能烧掉。十月二十日（农历九月初二日），刘存厚由其亲信江炳星（人称江胡子，原系刘的轿夫，任过市政公所和护商所所长等职），连长高尚志和镖客周平川等搀扶着走出"督办署"，在严密的护卫下步行过了浮桥，才用四人抬的凉轿抬起离开了他割据将近十年的达县城。次日刘到了麻柳场，才略事休息。

刘一面集合残部交刘邦俊师长收编，一面电刘湘转蒋介石请求处分（1927年蒋介石曾任命刘存厚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这时刘邦俊才扯出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的旗号）。刘存厚本人及其少许随从则于二十三日经由万县去重庆，暂住大世界旅馆。达、宣两县逃到重庆的"商绅"得到消息，相率到刘的住处，加以责问，一时吵闹不休，刘不敢出面。子是"商绅"们以绥属同乡会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将刘正法。刘存厚在重庆不敢久留，速即回到成都，在西珠市巷公馆潜居下来。十月二十一日清晨（农历九月初三）全城得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红十二师三十六团解放了达县城。

十七日拂晓。中路第一梯队之红三十军268团，通过陡峭的小路，攀登5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附近的要隘烟堆岩，歼敌一个营。打开了一个缺口，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攻下土地堡、风凰观，再敌第六团，接着红九军投入战斗，下午占领邱家堡、马渡关，击溃敌第五团、敌中段防线即告瓦解，残敌纷纷向南溃逃。十八日，红军卤领隘口后，红九军、红三十军即分头向宣汉、达县猛追溃敌。

十九日，红九军攻占宣汉城北要案板凳垭、尖子山，城内守敌不战而逃，宣汉遂告解放。

同日，红三十军占领达县城东北三十里的罗江口，并继续前进，攻击达县城北二十里要点凤凰山之敌。因该地山势险峻，工事坚固，一时难以攻下，红三十军遂以一部兵力于二十日夜沿宣（汉）达（县）大路直袭达县城。当红军先头部队进至城东吴家村时，敌警戒部队一个连稍一椽触，即仓惶向城内逃窜；红军跟踪追击，抢入城内，乘敌惊慌失措，阵势混乱之际，迅速将守敌一个团歼灭，解放了达县城。敌刘存厚几乎被活捉。

达县城北凤凰山守敌，见县城已失，固守无望，遂突围西窜。这时，右路的红四军两个团，已于十八日渡过巴河，正好进至达县以西地区，当时与红三十军协同作战，将凤凰山逃敌大部分歼灭。

穷愁末路

1933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达，一战之下刘存厚终于彻底溃败，于是蒋介石撤去刘国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之职。刘的残余部队便交其弟刘邦俊率领，刘本人则逃回成都，蜷曲于北门内珠市街其公馆内。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空袭频繁，刘曾一度回到老家简阳。是时"乡建"派晏阳初任中美联合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并在凤楼乡开办"凤楼"村建设实验学校，曾聘刘存厚任该校董事会董事（简阳县县长傅见吾和国大代表郑西屏同为董事）。

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刘存厚十分惊惶，特写信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请求关照。刘与阎在过去同系军阀出身，私交甚厚。阎为了关照刘存厚，专派飞机让刘存厚全家飞赴台湾，住在台北。由于时间久了，经济拮据，刘一家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木屋里。不特非旧日的鼎食之家，且饔食亦颇难济。刘过去虽曾是受命于蒋介石的将领（刘未就职），但从未得到过蒋介石的青睐。去台的川军将领如杨森（杨子惠）、孙震（孙德操）等与刘虽有过从，但他们对刘亦爱莫能助。刘在生活困境中，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自叹："蹉跎容易又三春，一事无成唯虑贫，谁识路旁卖瓜客，曾为麟阁画图人。"从此诗中，可以想见到刘在台湾的穷愁末路了。

刘存厚于1962年病死于台湾，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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