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川成都郊区某栋老别墅内，一群穿着军装的女子和孩童正在操场上列队跑操。

这副景象令人错以为这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晨训现场，实际上，这里既非军营，也非学校，而是“川中军阀”杨森的大宅，正在“训练”的，是他的妻妾和子女们。

身为军阀的杨森，一生权势滔天，却也风流无度，先后娶妻纳妾十二人，生下四十多个子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二房是他年届九十时迎娶的，对方仅有十七岁。

而且，对方还在当时问了杨森一个问题：“这么多女人，有几个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

那么，杨森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又有多少人是心甘情愿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884年，杨森出生在四川广安，他自小便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因此，1904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又在两年后加入同盟会。

随后，他在军中一步步走得颇为顺利，还在之后备受蒋介石赏识，正因为如此，他的风流无度愈发不受控制。

清末民初之际，杨森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迎娶了第一任妻子张氏。

彼时的杨森尚未涉入权场，不过是一介普通书生，生活也未脱凡俗，夫妻俩虽然谈不上恩爱如胶，却也相敬如宾。

但张氏的身子本就羸弱，久居深宅之中，风寒不慎侵体，加之长期劳作操劳，竟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里一病不起，随后很快去世。

那年，杨森不过二十余岁，送走张氏之后，他一连数日闭门不出，饭食不进，整个人似被掏空了魂魄。

见儿子郁郁寡欢，杨家长辈又急匆匆地为他续了弦，对方为谭正德。

杨森起初对这位新妇尚有几分新鲜感，但不久便将热情转移到公文事务上，他频频外出，留给谭正德的只有一屋子的寂静和等不回的身影。

此时，外界的风云变幻也正在改变着杨森的人生轨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英雄辈出，杨森投身军界，初试锋芒便小有建树。

随着职位攀升，他的身边开始聚集起各色人等——商贾、政要、文人墨客，当然也包括了觊觎权势的豪门千金、貌美如花的女子。

他开始沉溺于一种“被仰慕”的快感之中，这种快感，远不是两个原配妻子能给予的，于是，权力带来诱惑，而他，毫不犹豫地张开怀抱迎接。

在一次赴滇军公干期间，他认识了刘家千金——刘谷芳，一个性情温婉却又带着些许灵气的女子。

那段日子，他频繁造访刘府，借口检查工程，实则是为了与谷芳多见几面，刘家也心知肚明，却也乐见其成，毕竟，与一位未来的军中要员联姻，是无数家族梦寐以求的资本。

但刘谷芳并不是最后一个，短短几年之间，杨森身边的女子越来越多，他心安理得地将她们一个个纳入宅中。

最初的两位女子，一个入土，一个守寡，而此后的杨森，更像一位游走在红尘中的猎人，嘴角噙笑，手握权杖，每一次出手，都不是追求爱情，而是为了填补权力游戏下心灵的虚空。

只是，他的“游戏”也让其中一些人痛苦不堪。

难敌权谋

第四位太太田衡秋，是在街上被刚刚调任回四川的杨森看到的，之后杨森立即派人四处打听，三日之内便得知：她叫田衡秋，出身本地名门田家，家中经营布匹、茶叶生意，财力颇丰。

最要命的是，她已有婚约，未婚夫是当地一位秀才，虽无高官厚禄，却才华出众，与她两情相悦。

但对杨森来说，这才有挑战，他先是摆出绅士姿态，托人上门提亲，被婉拒；紧接着，他开始以军中权势施压田家，生意被查封，货物被扣押，连田家店铺的掌柜也频频遭难。

田父一夜之间白了头，苦撑数月后终是撑不住，这种情况下，田衡秋没法再抗争，变成了妻妾中的其中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容貌出众，还极有头脑，账目管理、家政统筹、府中上下的礼仪安排，几乎都由她一人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多次陪同出席各类宴会、会见要员，对蒋介石、何应钦等权贵人物都礼数周全、分寸得当，使杨森在政坛更添几分光彩。

甚至后来，她的女儿嫁入蒋家，成为国民党高层的“亲家”，使得杨森在军政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但这段表面光鲜的婚姻，内里却是千疮百孔，田衡秋从不妄言“爱”，而杨森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花心，身边的女人不断更替。

后来，田衡秋被诊断为脑溢血，半边身体瘫痪后，杨森只是眉头一皱，丢下一句：“派人送去香港，静养。”随后，便再未探望。

逃不出的笼中梦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名叫曾桂芝的少女，她也曾有一位心上人，可依旧被杨森困住了一生。

她不是旁人眼中的寻常女子，她曾是杨森的义女，从小被送进杨家，接受的是最严格的礼教与最精英的教育，她学过西式钢琴，也练过书法诗词，是“闺中才女”的典范。

但十四岁那年，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杨森强迫她后宣布了她的新身份：第七任太太。

而在这之前，还有第五任萧邦琼，第六任陈顺容。

萧邦琼是部属之女，杨森在权势下自然是轻松就娶到了人，陈顺容是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被杨森酒后强迫之后为妾。

值得一提的是，曾桂芝之后被特许前往上海“深造”，在那里，她还认识了一位男同学。

这让她第一次懂得，爱情是平等的，是眼神里没有畏惧、没有权势的交汇，但幸福的错觉只维持了短短半年。

杨森得知风声后，调遣亲信以家中老母生病为由，召她回家，之后，陈塘桥下多了两具尸体，正是曾桂芝和那位男同学。

这桩“家务事”，在府内被封口，外人只知曾小姐“患了急病”，不治身亡，杨府依旧张灯结彩，杨森照旧出席宴请，面不改色。

但后宅却起了风，几位姨太太纷纷收敛了笑语，原本还有些反抗情绪的八姨太汪德芳，也变得越发沉默，后来选择了自杀。

可世上，总有人不愿驯服，九姨太蔡文娜，是位性格刚烈的女子，她在书院学习法律，聪慧果敢，对杨森多次的调戏都置若罔闻。

直到一次偶然，她被迫“嫁入”杨府，成为另一枚棋子，但她不是沉默的羔羊，她向往独立，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律师，拥有自己的事务所，拥有对人生的选择权。

她曾试图请求“离婚”，杨森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说了一句：“你太小看这个家了。”

当夜，蔡文娜被发现陈尸房中，她死得很安静，像是从未活过一样。

后宅的女人们，看着那副被白布盖住的身躯，一个个低头不语，她们曾幻想有朝一日能逃出去，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可现实早已写好剧本，她们只是台词被删改的小配角，连谢幕的机会都没有，后来的第十任郑文如、第十一任胡洁玉亦是如此。

不是妻妾，是士兵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非自愿，她们在杨府后院的日子也并不是清闲自在。

一个宅子里住着十多个“太太”，若没有一套“制度”，怎么可能让她们和谐共处？但杨森给她们制定的，并非礼仪规则，而是一整套军事操练标准。

她们必须每日五点起床，洗漱后立即集合，完成晨跑、喊口号、体操训练，有专人负责点名、考勤，稍有懈怠，便是一鞭子抽下。

在杨森眼里，女人不是陪伴者，而是“有用之物”，她们要健康、要整洁、要听话，更要懂得“效忠”——不是对国家，而是对他本人。

于是，“军事化管理”成为他治理后宅的核心手段。

每位姨太太，都有编号，每天按照编号轮流“服侍”，若轮到某人却因身体不适或“情绪不稳”缺席，轻者罚跪三小时，重者被关进偏房反省一周，饭菜减半，禁言禁出。

更残酷的，是奖励与惩罚制度的“明确化”，在这个制度中，子嗣成为最具价值的“产出”。

只要怀孕，即奖银五千；若成功分娩健康男婴，再添两万，这是一笔对普通人家来说足以买下整座小院的巨款，也因此，姨太太们纷纷争相“请命”，为能争得宠爱、延续血脉而不惜一切。

杨森还有一本厚厚的册子，记录每位姨太的生理周期、情绪波动、子女情况，甚至连她们与丫鬟之间的对话，也有专人记录整理，定期呈报。

在这本账簿之外，还有一个“轮值表”，按顺序划分管理权利，每位姨太在指定日期担任“家务总监”，可以监管府内用度、人员调配，仿佛一个小型军营的副官。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人们不得不学会争宠之道，而在孩子们的世界里，这种控制同样无处不在。

他们不能称呼自己母亲的名字，而要统一称“妈妈”，无论年龄是否相差几十岁，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拒绝叫一位十三岁的姨太“妈妈”，被杨森当场责骂，罚站至深夜，衣衫湿透。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杨森也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年近90岁时，他以招聘秘书为由娶了17岁的张灵凤。

张灵凤不是个怯懦的女孩，她虽年幼，却自幼读书识字，母亲是新式女子学校的老师，平日里常用鲁迅、冰心的文字启蒙她的性格。

她知道什么是尊重，什么是独立，尽管在父权至上的环境下成长，她骨子里却藏着一股倔强与不服。

于是，她问了杨森一个问题：“您这辈子娶了这么多太太，有哪一个，是心甘情愿嫁给您的？”

但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不会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很简单，杨森根本不会在乎她们是怎样的心情或者，在他眼里，一个个的感情不多，都是“物件”。

1977年5月15日，杨森去世，可历史虽已翻篇，但那些在阴影中挣扎的女子，她们的沉默与抗争，才是最值得被铭记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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