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近日热播的历史剧《长安的荔枝》，由一个小人物接到的荒诞任务入手，为我们重现了大唐盛世表象之下的危机。

剧中的“荔枝使”李善德能够完成“从岭南将鲜荔枝运到长安”这样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大唐发达的漕运系统。

通过漕运系统将荔枝运到长安不过是为了搏美人一笑，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但在日后那场大浩劫中，通过漕运从江南运来的大量粮米，却真真切切地救了大唐一命，若无那一船船江南漕粮，大唐渡不过那场浩劫，也无法走完那最后的百年时光，历史以一种极为幽默的方式，让这个帝国最能打的两群人始终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为了搏美人一笑，不远千里运荔枝，以唐玄宗李隆基为代表的唐帝国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可见一斑。

但相比于以上这些问题，对于唐玄宗李隆基来说，更加不可原谅的是面对那个从开国之初，就一直在困扰着大唐帝国的核心问题选择装聋作哑，自欺欺人，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

以关中为根据地建立的大唐帝国，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该如何处理同样武德充沛的河北地区。

天策封神

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以果断出击，以三千精锐骑兵击溃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军，生擒窦建德。

窦建德此番远道而来是为了救援被唐军围困于洛阳的王世充，如今援兵已被击溃，王世充再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开城向唐军投降，此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创下了“一战擒双王”的壮举，从此名震天下。

窦建德被擒后，留在其根据地河北地区的余部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纷纷选择向唐军投降。

河北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竟因为李世民的超常发挥而直接以和平交接的方式并入到大唐的版图，但这世间的事物在经历过突发事件的剧烈震动后往往还是走向均值回归。

李渊政权在接受了窦建德部下的投降后，却没有给后者相应的待遇，这引发了后者的极大不满。

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李渊集团很快就感受到了民风彪悍的河北人民的汹涌怒火，发现自己被骗了的窦建德余部拥立刘黑闼为首领，在河北地区重新举兵起事，唐廷在河北的统治几乎在一瞬间就被瓦解。

关键时刻，又是李世民带上几乎所有关中军事集团的精锐，与刘黑闼连番血战，最终以一招半式险胜。

自秦汉以来，关中平原是中华帝国的第一龙兴之地，关中政权更容易席卷天下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关中平原能够提供稳定的粮食产出，第二是河套地区出产良马。

这两个条件保证了关中政权在乱世中拥有持续应对战争的能力，但天下拥有这种能力的地方不止关中一个。

河北地区，黄河以北大量冲积平原能够提供稳定的粮食产出，燕山山脉一带的农牧结合区能够提供大量良马，理论上讲，河北地区的资源禀赋并不比关中地区差。

但河北地区与关中地区仍有一个明显不同，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地理阻隔，而河北地区则没有，这一点是一把双刃剑，中原大乱时，关中地区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甚至在合适的时机主动出关收割全场，但河北地区却无法在乱世中独善其身。

华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平原，与之相比，关中平原的产出根本不够看，如果有人能够以幽州的精锐骑兵为依托迅速统一整个华北平原，则关中政权无力与之对抗。

但更多的时候，河北政权在与关中政权对抗时并不能占到便宜，因为他们的精力被过多地消耗在前期的中原争霸中了。

而在隋末大乱中，李渊的关中政权能够击败窦建德的河北集团，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世民的个人能力过于突出。

但李家能出一个李世民，却无法每一代都出李世民，单就资源禀赋上讲，河北地区甚至还要略胜于关中地区，如何让同样兵强马壮，钱粮充足的河北地区接受关中政权的统治，是大唐帝国从建立之初就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恩威并施

与河北军事集团硬碰硬地交过手的李世民深知河北的战争潜力，所以对于河北地区，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治理方式，具体表现是：给政治权力，削军事实力。

在高级官员任命上，李世民始终秉持关中、关东平衡的战略，朝中重要岗位，基本遵循关中子弟与关东士人各占一半的原则，通过权力来收买上层人士是唐太宗李世民解决河北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但随之相伴的是对河北地区军事潜力的极限压缩。

唐初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的军事单元叫折冲府，河北地区历来民风彪悍，盛产良马，且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有现实的军事需求，按理来说，唐廷应该在河北广设折冲府，让河北地区成为大唐武装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现实远非如此，出于害怕河北地区军事割据的原因，唐廷有意压缩了河北地区折冲府的数量。

唐灭东突厥后，整个大唐在北部边疆上的军事压力都大幅下降，河北地区似乎真的不需要养活那么多的兵了。

但正如上文所说，唐帝国不可能永远出李世民，凭借一己之力将所有游牧民族压制的服服帖帖的情况不会一直存在，作为农牧交接区的河北，终结还是要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面对这个问题，唐帝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应该给出答案。

太宗驾崩后，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依旧保证了河北地区几十年的稳定，但只要是遗产，就有被吃尽的一天。

武周时期，河北地区的安全形势便已经出现恶化，有意压制河北的军事潜力的结果只能是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做大，当然，大唐凭借着整体强悍的军事实力，依旧可以从别处抽调兵力去教训这些蠢蠢欲动的胡人政权。

经过几番碰撞，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也知道了厉害，不再想着跟整个大唐硬碰硬，而是选择与大唐积极交流，而由于唐帝国的外交原则一直比较开放，所以这种交流的结果是大量胡人进入河北地区。

这群胡人在草原时过的是快马弯刀的生活，天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他们的大量加入客观上是提高了河北地区的军事潜力的，只不过这样的危机不会在第一时间爆发。

面对来到河北地区谋生的胡人，唐廷整体持开放态度，而对胡人最为包容开放的正是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非常喜欢任用胡人在军中为将，他的最初考量可能是相比于世家大族子弟，胡人的背景更加单纯，更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但谁告诉你胡人就不能培植自己的势力？

西扩东放

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在经历了百年发展后，也找到了一条以关中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向西走。

唐廷通过对西域的控制，掌握丝绸之路这条最重要商道，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丝绸之路上获得的利润再转化为军事投入，强化唐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如是则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当然了，这样的循基本上只在帝国的西北方向进行，由于有大量资源倾斜，大唐安息都护府一度成为了睥睨天下的巨无霸。

唐玄宗“一路向西”的原则很难说对错，但从结果上看，唐玄宗显然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就在唐玄宗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西边时，那个从大唐建立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河北问题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演化。

唐帝国建立之初，唐太宗通过压制河北地区折冲府数量的方式限制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但这一招到了唐玄宗时期却不灵了，因为整个府兵制都解体了。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唐中期以来，随着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均田制名存实亡，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府兵制自然也就运行不下去了。

府兵制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够防止军头做大，但是随着府兵制的瓦解，以及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节度使的出现，军头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唐帝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唐玄宗依旧选择视而不见，继续沉浸在他向西的开疆拓土上，他所不知道的是，伴随着他对西边的投入产生的边际效应递减的是，东边，尤其是河北地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重新武装。

安禄山叛乱集团正在集结。

幽默因果

从历史的角度讲，安史之乱是关中集团与河北集团百年恩怨的总爆发，但历史为何选择由安禄山来执行这一使命，这里面却有着十分幽默的因果。

安禄山是粟特人，这是一群原本生活在中亚的以经商见长的胡人。

粟特人背靠丝绸之路，一度赚得盆满钵满，在几乎所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都有粟特商人的身影，但正是在唐玄宗时期，粟特人的好日子结束了。

天宝十年，数十年来纵横西域无敌手的大唐军队迎来了一场罕见败仗，此战对方在伤亡7,8万人的情况下依旧能对唐军完成反杀，一个新兴的对手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向大唐帝国展示自己的存在。

怛逻斯之战是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与向西展示实力的大唐帝国之间的一次碰撞。

高仙芝所率领的唐军在对方兵力数倍于己且盟军突然倒戈的情况下战败情有可原，但阿拉伯帝国这样一个巨无霸的出现也基本标志着大唐向西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尽头。

不知唐玄宗在怛逻斯的战报中看到“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字样时是否会感到眼熟，如果他的记忆足够好，他应该会想起，“黑衣大食”的名字曾在几年前的一封求援信中出现过。

安禄山叛乱集团的成份十分复杂，有河北地区到军中讨生活的“健儿”，有被门阀政治排挤于主流官僚体系之外的失意文人，但安禄山身边始终有一支被视为绝对心腹的胡人亲兵，而这支亲兵中骨干是粟特人。

安禄山的前半生过得可是相当不怎么样，在进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为将前，安禄山干着粟特人的老本行，在丝绸之路上当一名“互市郎”，史书中的诸多蛛丝马迹表明，在唐玄宗后期，粟特人在有意向安禄山处集结，且正是粟特人给了安禄山最初的“天使投资”。

粟特人的原本的生活方式是游走于丝绸之路上做生意，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定居，但玄宗后期的粟特人却放弃了多年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且几乎不惜血本的去扶持安禄山，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唐中期，由唐军控制河西走廊并主导丝绸之路秩序的模式基本形成，在西亚地区有9个靠着丝绸之路上贸易过活的小国，并称为“昭武九姓国”，其中最大者为粟特人建立的石国。

石国曾因地处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而赚的盆满钵满，变数来自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阿拉伯人同样善于经商，在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后，当然会盯上丝绸之路这块肥肉。

阿拉伯人一路向东扩张的过程，是粟特人的贸易版图不断收缩的过程，待到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彻底渗透到中亚时，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利益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了，阿拉伯人最终漏出獠牙，让粟特人成为自己的附庸。

粟特人的问题是自身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保护，遂只能求助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大唐。

但当时的唐玄宗并未把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当一回事，面对石国的求助，选择视而不见。

最终昭武九姓国全部沦为阿拉伯帝国的附庸，粟特人靠转口贸易赚得盆满钵满的日子结束了。

粟特人痛定思痛后，发现自己好日子结束的根本原因是手上无兵。

因为没兵，粟特人无法抵御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只能乖乖让出商道，粟特人成份复杂，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单兵作战素养并不算差，但想把一直在草原上游牧的粟特人集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难如登天，但要拥有自己的武装，也不一定非得集结所有粟特部落，有些办法也许更加事半功倍。

粟特人自魏晋时期就开始在中原定居，有些家族经过数代经营，甚至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而粟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唐军中拥有了相当地位。

安禄山的早年经历非常复杂，《旧唐书》与《新唐书》给他的当然也是标准的坏人模版：出身卑微，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改嫁，成年后混得极差，偷鸡摸狗为生，靠巧言令色获得权力，靠阴谋诡计步步高升。

但在已经给安禄山定了性的正史中，在描写安禄山的早年经历时也提到了他与安道买、安思顺家族之间有些渊源，这两个家族都是粟特人在大唐的望族，安思顺后来官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是其部下。

急于想夺回丝绸之路上商道的粟特人最初在安禄山处集结，“粟特复国主义者”的加入最终点燃了河北这个火药桶，一场改变大唐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叛乱在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因果链下最终爆发。

鸵鸟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唐境内最能打的两群人都在为过往百年的恩怨而拼命厮杀。

大唐帝国在西部战线上的巨额投入也算没有白费，唐玄宗放弃长安逃跑后，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是为“唐肃宗”。

李亨能够在长安已失的情况下立起唐旗，靠的是西北军事系统里的朔方军。

李亨立起唐旗后，关中父老纷纷响应，唐军元气渐复，并在经历过香积寺血战后成功收复长安。

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便收复了长安，但这场叛乱却绵延了8年之久，道理也不复杂，关中平原是你的根基，你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好，而河北是你处处提防之地，当地人也对你没有什么认同感，不但没什么认同感，有一部分河北武人还要跟你死磕到底。

即便到最后，大唐也没能凭借硬实力彻底收复河北，整个中晚唐，河朔三镇都是大唐帝国的老大难问题。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与主场，也有自己的劣势与软肋，于是便产生了两种行为策略：提高优势和弥补劣势。

这两种策略对应的是“长板原理”和“短板原理”。

而在现实生活选择哪种策略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优势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凭直觉来看，提高优势是比弥补劣势更有性价比的选择，但这个结论要想成立的前提是你的劣势领域不会对整个系统都造成毁灭性破坏。

如果你的劣势领域是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板，那么忽视劣势领域而一味提高优势领域就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唐玄宗在面对根基关中和麻烦地河北时，选择对根基关中持续投入，而对于麻烦地河北则选择放任自流，但幽燕骑兵自古是天下精锐，燕赵健儿亦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块战斗力极强的地区，即便你唐玄宗不想视其为心腹，至少也应该拿出必要的利益去稳住它，而不是让它成为可以毁灭整个系统的短板。

暮年的唐玄宗以“穷兵黩武”著称，但事实上，当时的大唐已经无法再从西部战线上获得多少好处了，很多仗是为了打而打。

唐玄宗晚年，安禄山雄踞一方之势已成，但唐玄宗仍选择无视东方的剧变，继续沉浸在那已经无法再带来收益的西部战线上。

从唐玄宗选择当鸵鸟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的结局就已经注定，那一骑红尘带来的荔枝，不过是为这出闹剧增添几分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