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的时候,窗外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那种雨,在杭州叫梅雨,黏糊糊的,能把人的骨头缝都浸出潮气来。
我叫陈凯,三十八岁,在杭州做点不大不小的电商生意。说白了,就是个倒腾货的。
这次来台湾,不是旅游,是来见一个合作了快三年的供应商。
林老板,本名林正雄。
我们一直在线上沟通,视频会议开过几十次,但人,是第一次见。
他做的手工茶具,在我的客户群里口碑很好,复购率高得吓人。但他的产量,也低得吓人。
我这次来,主要目的就是两个字:催产。
顺便,也想亲眼看看,这个被我们这边媒体天天挂在嘴边的“宝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说实话,来之前,我心里是有点谱的。
无非就是个“小而美”的地方。
基建嘛,肯定比不上大陆了,毕竟我们是“基建狂魔”。
人嘛,网上吵得凶,估计现实里也就那样,客气里带着疏离,优越感里藏着点不甘。
我甚至都做好了被“区别对待”的心理准备。
走出机舱,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没什么特别的。
机场不大,有点旧,灯光是那种温吞的暖黄色,不像我们这边的新机场,白得晃眼,亮得让你觉得自己脸上每个毛孔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入境处排队的人不多,队伍很安静。
没人打电话,没人刷短视频外放,甚至连交谈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队伍缓缓向前挪动,我前面的一个年轻妈妈,她的小孩有点不耐烦,刚要哭闹,她立刻蹲下身,从包里拿出一小块米饼,凑在孩子耳边轻轻说了几句什么。
孩子立马就不闹了,捏着米饼小口小口地啃。
整个过程,那个妈妈没有一丝不耐烦,声音温柔得像怕惊动了空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就觉得,这安静,有点不太对劲。
轮到我了,入境官是个中年大叔,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严肃。
我把证件递过去,已经准备好回答“来干嘛”“待几天”“住哪里”的标准三连问。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嘴角居然往上牵了一下,露出一个可以说是“和善”的笑容。
“陈先生,第一次来台湾啊?”
他的口音,就是我们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那种,软软的,糯糯的,每个字都像在舌尖上滚了一圈才出来。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嗯,第一次。”
“来出差还是旅游?”
“出差,见个朋友。”我含糊地回答。
他没再多问,低头盖章,然后把证件递还给我,双手。
“欢迎你来台湾,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
又是那种笑。
我接过证件,说了声“谢谢”,脚下有点发飘地走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没有审视,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把你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客人来对待的,平常的礼貌。
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心里还在琢磨那个入境官的笑。
太不“公务员”了。
在我们那边,窗口里的人,能不给你甩脸子,就算服务态度良好了。
走出到达大厅,一股更浓的湿气涌来。
我点了根烟,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
手机震了一下,是林老板发来的消息。
“陈先生,出关了吗?我在一楼的会面点等你,穿着蓝色的冲锋衣。”
我赶紧把烟掐了,拉着箱子去找。
会面点很好找,立着个大牌子。
一个穿着蓝色冲锋衣,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正伸着脖子往我这个方向看。
应该就是他了。
我走过去,试探着喊了一声:“林老板?”
他立刻转过头,看到我,眼睛一亮,脸上瞬间堆满了笑。
“哎呀,陈先生,可算等到你了!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他快步走过来,伸出手。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老茧,但很温暖,也很有力。
“林老板,您太客气了,还亲自来接。”我赶紧说。
“应该的,应该的!你远来是客嘛!”他笑着,很自然地就要伸手去接我的行李箱。
我哪能让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给我拿行李,连忙拦住。
“使不得使不得,我自己来就好。”
“哎,你这年轻人,跟我客气什么!”
我们俩推让了半天,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
他拉着我的箱子,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回头跟我说话。
“酒店都给你订好了,就在我工厂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方便。你先休息一下,晚上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他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台湾腔,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热情,但不过分。
亲切,但不熟络。
分寸感,拿捏得刚刚好。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微驼的背影,心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又冒了出来。
我们明明是纯粹的商业合作关系,我是甲方,他是乙方。
在我过去的经验里,乙方见甲方,要么是点头哈腰的谄媚,要么是滴水不漏的公关辞令。
像林老板这样,如同接待一个远房亲戚般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停车场里,他开的是一辆很旧的丰田,车身有些划痕,但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有挂件,没有香水,只有一股淡淡的皮革味。
他帮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然后拉开副驾驶的门,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坐进去,系好安全带。
他上车,发动引擎,车子很平稳地驶出停车场。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有节奏地左右摇摆。
“杭州这几年,发展很快吧?”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天。
“嗯,非常快,日新月异。”我说的是实话。
“我听我侄子说,你们现在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一个手机全部搞定,是不是真的?”
“基本是这样。”
“厉害,厉害啊。”他由衷地赞叹,“我们这边,还是习惯用现金,老人家多,学不会那些新东西。”
他的语气里,没有嫉妒,也没有酸溜溜的味道,就是很单纯的好奇和赞叹。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我准备了一肚子的商业谈判技巧,准备了一脑袋的“催产”说辞,在这一刻,好像都用不上了。
气氛有点尴尬。
我想找点话说,打破这种沉默。
“林老板,您这边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喜欢去台北发展?”我随便抛出一个问题。
他笑了笑:“是啊,跟你们一样,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台北机会多,热闹。”
“那您孩子呢?”
“我儿子啊,他在台北念完大学,在一家设计公司上了两年班,前年回来了。”
“哦?回来继承家业?”我下意识地问道。
“哈哈,他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啊。”林老板大笑起来,“他自己不想做。他说我这套东西太老了,赚不到大钱。他现在跟几个朋友,在搞一个什么文创工作室,自己设计一些小东西在网上卖。”
“那也挺好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附和道。
“是啊,随他们去吧,饿不死就行。”
车子驶上市区道路。
台北的街景,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不宽的马路,密密麻麻的招牌,还有……满街的摩托车。
红灯一亮,路口瞬间就塞满了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混成一片。绿灯一亮,它们就像蜂群一样,“嗡”地一下就冲了出去。
在大陆,很多城市早就禁摩了。
这景象,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九十年代。
楼,也确实不高,大多是五六层高的样子,外墙看得出岁月的痕跡,有些甚至长了青苔。
“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很旧?”林老板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有点不好意思,笑了笑:“没有,挺有味道的。”
“哈哈,旧就是旧,没什么不好承认的。”他很坦然,“我们发展得早,现在都老了。不像你们,到处都是新盖的高楼大厦,气派。”
他又用了“气派”这个词。
我再次语塞。
我发现,我习惯的那套交流方式,在这里好像失灵了。
我们习惯了在对话中隐藏机锋,习惯了在客套中互相试探,习惯了在谦虚中炫耀。
而林老板,他好像完全没有这些弯弯绕绕。
他说旧,就是真的觉得旧。
他说气派,就是真的觉得气派。
这种直接,让我这个习惯了“话里有话”的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
酒店到了。
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商务酒店,大堂不大,但很明亮。
林老板帮我把行李拿到前台,用闽南语跟前台小姐说了几句,然后把房卡递给我。
“陈先生,你先上去休息一下,我七点钟来大堂接你。”
“好的好的,太麻烦您了。”
“不麻烦,应该的。”他又笑了,露出两排被茶渍染得微黄的牙齿。
我拿着房卡上了楼,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我把行李箱打开,衣服挂进衣柜,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
很软。
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
从下飞机到现在,不过两个小时。
但这两个小时里,我受到的冲击,比过去一年都多。
不是那种高楼大厦、科技狠活的视觉冲击。
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观念上的冲击。
我原以为我会看到一个停滞的、自大的、对大陆充满复杂情绪的社会。
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温和、平静、不卑不亢的生活气息。
我掏出手机,想在朋友圈里发点什么。
“抵达台北,一个安静的城市。”
打了又删。
“同样的国人,差距怎么这么大?”
打了又删。
最后,我什么也没发,把手机扔到一边。
我发现,我根本无法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此刻的感受。
那种感觉,就像你一直以为对方是个只会花拳绣绣腿的文弱书生,结果一上手,发现对方内力深厚,招式朴实无华,却处处透着章法。
你被打蒙了。
晚上七点,我准时下楼。
林老板已经等在大堂的沙发上了,换了一件干净的Polo衫。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他没有开车,我们步行。
酒店外面的街道,到了晚上,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各种小吃的摊位都摆了出来,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甜的、咸的、香的、臭的,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诱惑力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的夜市。”林老板说。
我们那边也有夜市,但更多的是卖些工业化生产的小商品,食物也大多是连锁品牌的加盟摊位,味道千篇一律。
而这里,几乎每个摊位都是独立的,老板亲自上阵,吆喝着,忙碌着。
林老板熟门熟路地带着我穿梭在人流里。
“来,先尝尝这个,大肠包小肠。”
他买了一份,递给我。
烤得焦香的糯米肠,切开,夹着一根肉汁四溢的台式香肠,再配上点酸菜、黄瓜丝。
我咬了一大口。
好吃!
糯米的软糯,香肠的咸香,酸菜的爽脆,在嘴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怎么样?”林老板笑着问。
“好吃,太好吃了!”我含糊不清地说。
“哈哈,好吃就行。”
接着,我们又吃了蚵仔煎、盐酥鸡、胡椒饼、甜不辣……
每一样,都用料扎实,味道地道。
我发现一个细节。
每个摊位前,不管人多人少,大家都会很自觉地排队。
没有人插队,没有人催促。
老板们也都是不急不慢,一份一份地做好,然后递给客人,微笑着说一声“谢谢”。
我们走到一个卖木瓜牛奶的摊位前,队伍排得有点长。
林老板很自然地就站到了队尾。
我有点不耐烦。
在我看来,这种东西,味道都差不多,没必要为了喝一杯,花上十几二十分钟。
“林老板,要不我们换一家吧?”我提议。
林老板摇摇头,笑着说:“这家最好喝,老板用的是真材实料,不加一滴水。值得等。”
我只好陪着他等。
等待的过程中,我观察着周围的人。
他们脸上,没有焦躁,没有不耐。
大家都在很平静地聊天,或者玩手机。
好像“等待”,是他们生活中一件很平常,也很自然的事情。
终于轮到我们了。
老板是个戴着头巾的阿姨,手脚麻利地把木瓜和牛奶倒进榨汁机里。
“两杯,一杯正常甜,一杯半糖,都要去冰,对不对?”她抬头问林老板。
林老板点点头:“是啊,阿姐,记性真好。”
“你每次来都点一样的,我当然记得啦。”阿姐笑了。
拿到木瓜牛奶,我喝了一口。
确实好喝。
浓郁,香甜,口感顺滑。
“你看,我没骗你吧?”林老板得意地说。
我点点头。
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在我们那边,效率至上。
“快”,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基因。
我们吃饭要快,走路要快,赚钱要快。
我们发明了各种预制菜,外卖半小时必须送到,不然就给差评。
我们不能忍受等待,不能忍受一切“慢”的东西。
因为慢,就意味着落后,意味着被淘汰。
而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对“慢”的坦然。
为了吃到一份正宗的小吃,他们愿意花时间去排队。
为了做出一杯好喝的木-瓜牛奶,老板愿意坚持手作,不走捷径。
这种“慢”,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对品质的坚持,对生活的尊重。
吃饱喝足,林老板带我去他的工厂。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个位于居民区一楼的,不太大的作坊。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泥土和釉料混合的味道。
作坊里,摆满了各种半成品的茶具,还有几个巨大的窑炉。
一个年轻人正在拉坯机前,专注地塑造着一个茶壶的形状。
他的动作很娴熟,很专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手里的那坨泥巴。
“这是我儿子,林伟哲。”林老板介绍道。
那个年轻人听到声音,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朝我笑了笑。
“陈叔叔好。”他腼腆地说。
他就是那个在台北上了两年班,又跑回来的儿子。
“你好。”我点点头。
“阿哲,你先忙,我带陈先生到处看看。”
林老板带着我,在作坊里转了一圈。
他拿起一个烧制好的茶杯,递给我。
“你摸摸看。”
我接过来,入手温润,像一块玉。
杯壁很薄,对着光,能隐约看到外面的光影。
“好东西。”我由衷地赞叹。
“都是手工做的,慢工出细活。”林老板说,“机器做的,快,一天能出几千个。我这个,一个师傅一天最多做十几个。但是,那感觉,不一样。”
他顿了顿,继续说:“做生意,赚钱当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
“是什么?”我下意识地问。
他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是人情,是信用,是对得起自己这双手。”
我沉默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湖里。
人情,信用,对得起自己。
这些词,在我们那个“一切向钱看”的商业环境里,已经很少被提及了。
我们谈论的,是流量,是风口,是融资,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收割最多的韭菜。
我们把坑蒙拐骗,叫做“商业模式创新”。
我们把尔虞我诈,叫做“职场生存法则”。
我们走得太快了,快到把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东西,都丢在了路上。
从作坊出来,已经快十点了。
林老板坚持要送我回酒店。
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红灯。
一个坐着电动轮椅的老太太,想要过马路,但路中间有个小小的台阶,她上不去。
她试了几次,轮椅都卡住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骑着摩托车等红灯的小伙子,很自然地熄了火,下了车。
他走到老太太身后,二话不说,帮她把轮椅推上了人行道。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摩托车旁,重新发动,等绿灯亮起,汇入车流,消失不见。
整个过程,他和老太太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
没有“谢谢”,也没有“不客气”。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
仿佛,那不是一次“帮助”,而只是一件“顺手”的小事。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幕,彻底愣住了。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在我们那边看到的新闻。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
路见不平,袖手旁观。
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怕被讹,怕惹麻烦。
我们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原子化。
我们用“精致的利己主义”来包装自己的自私。
我们用“社会复杂”来解释人性的凉薄。
而眼前这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他好像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看到了,他去做了。
就这么简单。
林老板也看到了这一幕,他转头对我笑了笑。
“在我们这里,这很平常。”
是啊,平常。
可正是这种“平常”,才最让我感到震撼。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一夜无眠。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同样是国人,同文同种,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这个“差距”,不是指高楼大厦,不是指GDP,不是指军事实力。
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种,温良恭俭让。
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对人的尊重。
第二天,是正式谈工作。
我把我准备好的PPT打开,开始阐述我的增产计划。
我建议林老板引进新的生产线,扩大工人的规模,甚至可以把一些非核心的工序,外包给大陆的工厂。
我说得口干舌燥,激情澎湃。
林老板和他的儿子林伟哲,就坐在对面,安安静静地听着。
不打断,也不提问。
等我说完,林老板才缓缓开口。
“陈先生,你的计划,很好,很宏大。”
他顿了顿,拿起一个茶壶,一边用小刷子清理着,一边说:“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我急了,“现在市场这么好,正是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最好时机!您知道吗,大陆那边,已经有很多仿制您们家茶具的工厂了,他们价格更低,出货更快!我们再不抓紧,市场就要被他们抢光了!”
“我知道。”林老板点点头,语气依然很平静,“让他们抢吧。”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陈先生,我问你,你觉得,我做的茶具,最好的一点是什么?”他问我。
“是……品质?”
“没错。”他放下茶壶,看着我,“是品质。这个品质,不是靠机器,不是靠规模,是靠人,靠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我这里每一个师傅,都跟了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如果引进了生产线,他们怎么办?他们的价值在哪里?”
“茶具,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我和我这些老伙计们,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为了多赚点钱,就把这心血给毁了。”
“至于那些仿冒的,就让他们仿吧。形可以仿,但那个神,那个韵,是仿不走的。真正懂茶的人,一上手,就知道区别。”
他的话,不疾不徐,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哑口无言。
我发现,我和他,我们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根本就不一样。
我看的是市场,是利润,是数据。
他看的,是人,是手艺,是传承。
我追求的是“更大、更快、更强”。
他坚守的,是“更精、更慢、更好”。
谁对谁错?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那个塞满了商业模式和流量密码的脑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浅薄。
最后,增产的计划,当然是没谈成。
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了一点点产量。
签完合同,林老板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开车,载着我,一路向南。
车子开出了市区,开上了盘山公路。
路两边,是大片的槟榔树和茶园。
空气,越来越清新。
最后,车子停在了一个半山腰的茶馆前。
茶馆是木质结构,很古朴,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邀月”。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台北盆地。
远处的101大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林老板点了一壶上好的冻顶乌龙。
茶是好茶,水是山泉水。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喝着茶,看着风景。
过了很久,林老板才开口。
“陈先生,你知道吗,我爷爷的爷爷,是从福建泉州过来的。”
我点点头。
“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他们那一代人,靠着一双手,一根扁担,硬是在这里,开出了一片天。”
“后来,日本人来了。再后来,国民党来了。再后来,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些事。”
“这片土地上,来来往往,太多人了。每个人,都想在这里,留下点什么,或者带走点什么。”
“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他给我续上一杯茶,继续说:“你们大陆这几十年,发展得太快了。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每个人都被绑在上面,身不由己,只能拼命往前冲。冲得快,是好事。但是,有时候,也要停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想一想,这趟车,到底要开去哪里。”
“我们这里,就像一头老牛。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我们没有你们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我们有的,只是一点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小心翼翼。”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这里旧,我们这里慢,我们这里的人,有点‘傻’。”
“但这种‘傻’,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茶汤滚烫,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突然觉得,我好像有点懂了。
我们和他们,就像两个兄弟。
很多年前,因为一场家庭变故,一个留在了祖宅,一个远走他乡。
留在祖宅的那个,经历了大拆大建,家里变得富丽堂皇,但也拆掉了很多老物件,忘掉了很多老规矩。他变得有钱,有势,但也很焦虑,很急躁,总怕自己赶不上时代。
远走他乡的那个,在外面找了个小院子,一点一点地经营。院子不大,也不气派,但保留了很多老家的样子,保留了很多老家的习惯。他过得不富裕,但很安逸,很从容。
有一天,远走他乡的这个兄弟,回家探亲。
他看到祖宅变得那么漂亮,心里是羡慕的。
留在祖宅的这个兄弟,看到他乡的兄弟过得那么“落后”,心里是有点瞧不上的。
但他们都忘了,他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说着一样的话,骨子里,有着一样的文化基因。
所谓的“差距”,不是优劣,只是选择。
在台湾的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
我没有去那些著名的景点,故宫,101,士林官邸。
我就在台北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
我走进一家书店。
那是一家很小的独立书店,叫“诚品”的缩小版。
里面很安静,只有几个在看书的人。
书架上,有很多大陆已经买不到的书。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店员,坐在角落里,很认真地在用牛皮纸,给一本本书包上封皮。
她的动作很轻,很柔,像在对待一件珍宝。
我走过一个社区公园。
几个老爷爷,在树下下棋。
旁边围着几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没人支招,没人吵闹。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玩滑梯。
孩子每次滑下来,她都会张开双臂,把他抱住,然后在他额头上亲一下。
我走进一家便利店,买一瓶水。
结账的时候,店员小哥对我笑了一下,说:“先生,您的水,一共二十块,谢谢。”
我递给他一张一百的。
他找给我八十,然后把零钱,用双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心里。
“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我走出便利店,站在街角,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平和的表情。
不急,不抢,不争。
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理解的“差距”,都太表面了。
我们比他们有钱,我们的城市比他们新,我们的科技比他们发达。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好像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一些,他们还保留着的东西。
那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
可能,是一种从容。
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生活本身的尊重。
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
这些东西,无法用GDP来衡量,也无法被任何“模式”所复制。
它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身处其中,就能感受到。
回程的飞机上,我靠在窗边,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灯火璀璨的台北。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这次台湾之行,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我走的时候,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反思。
我不再去想“差距”这个词。
我开始想“我们”。
我们,这个庞大的,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共同体。
我们,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是不是也付出了某些代价?
我们,在追求“强国梦”的路上,是不是也应该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遗忘在身后的,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东西?
飞机穿过云层,进入平流层。
窗外,是深邃的夜空,和点点繁星。
我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写下了那句我一直想发,却又不敢发的话。
“去了趟台湾,我彻底愣住:同样是国人,差距怎么这么大?”
这一次,我没有删。
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对岸。
而在我们自己心里。
我回到杭州,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每天,依然是处理不完的订单,开不完的会,应付不完的客户。
办公室里,电话声,键盘敲击声,同事们扯着嗓子喊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首高分贝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交响乐。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跟一个客户因为一个差评,在电话里吵得面红耳赤。
“我告诉你,这个差评你要是不给我删了,这笔尾款你就别想要了!”我对着电话咆哮。
“陈总,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客户他……”
“我不管他是什么意思!我只要结果!”我粗暴地打断他。
挂了电话,我感觉一阵心悸,端起杯子想喝口水,发现杯子是空的。
我起身去茶水间。
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正拿着手机,一边刷短视频,一边等水烧开。
视频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经过处理的,魔性的笑声。
整个茶水间,都回荡着那个声音。
我皱了皱眉,没说什么。
我走到饮水机前,发现热水没了。
我拍了拍实习生的肩膀。
他吓了一跳,回过头,看到是我,赶紧摘下耳机。
“陈……陈总。”
“水没了,换一桶。”我面无表情地说。
“哦……哦,好。”
他手忙脚乱地去墙角扛水。
那桶水很重,他一个瘦弱的男孩,扛得摇摇晃晃。
走到饮水机前,他想把水桶放上去,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水桶里的水,晃荡出来,洒了一地。
周围几个同事,都探过头来看热闹,脸上带着看好戏的笑容。
没有人上去帮忙。
我也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心里,甚至有点不耐烦。
连换个水都换不好,还能干什么?
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台北街头,那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默不关己地,帮老太太推轮椅的背影。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
我走上前,从实习生手里,接过那桶水。
“我来吧。”
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水桶安上了饮水机。
实习生愣愣地看着我,脸涨得通红。
“谢谢……谢谢陈总。”
“没事。”我说,“下次让行政部的阿姨来换,这是她们的工作。”
我接了一杯水,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不断跳动的销售数据,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
这不是我想要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晚上,我推掉了一个饭局,一个人开车回家。
路过一个路口,红灯。
我看到一个外卖小哥,他的电动车倒了,车上的餐盒,撒了一地。
汤汤水水,流得到处都是。
他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显得那么无助。
周围的车流,绕过他,继续向前。
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绿灯亮了。
我后面的车,开始不耐烦地按喇叭。
“滴——滴滴——”
催促着我,快点走,不要挡路。
我犹豫了。
我知道,我只要一脚油门,就可以把这一切,都甩在身后。
就像过去无数次,我所做的那样。
但是,林老板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有时候,也要停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
我把车挂上P档,拉起手刹,打开双闪。
然后,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后面的喇叭声,更响了,甚至有人开始探出头来骂。
“搞什么啊!会不会开车!”
我没有理会。
我走到那个外卖小哥面前,蹲下身。
“我帮你。”
他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他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油污,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绝望。
我们俩,一言不发,默默地收拾着地上的残局。
把那些已经摔坏的餐盒,一个个捡起来,放进垃圾袋。
过了很久,终于收拾干净了。
“大哥,谢谢你。”他站起来,对我鞠了一躬,声音带着哭腔,“这个差评,我吃定了。这个月的奖金,也全没了。”
我看着他,一个比我年轻不了几岁的男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像个孩子一样无助。
我从钱包里,掏出所有的现金,大概有一千多块,塞到他手里。
“这点钱,你拿着。就当我,把这些外卖,都买了。”
他愣住了,死活不肯收。
“这怎么行!大哥,我不能要你的钱!”
“拿着吧。”我说,“谁都有不顺的时候。”
我把钱硬塞进他的口袋,然后转身,回到我的车上。
我发动车子,汇入车流。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个外卖小哥,还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的车。
那一刻,我的眼眶,有点湿。
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我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冷漠。
我甚至,也改变不了我自己。
我明天,可能还是会为了一个差评,跟客户吵得面红耳赤。
我明天,可能还是会为了一个项目,逼着我的员工,通宵加班。
但是,至少在这一刻。
我觉得,我找回了一点点,在台湾感受到的,那种东西。
那种,叫做“人情味”的东西。
回到家,我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老婆,我们下个月,带孩子去趟台湾吧。”
“去台湾?干嘛?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去旅游。”我说,“我想,带你们去看看,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走得很慢,但很温暖的地方。
更新时间:202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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