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津衙门口街文教局“当差”的故事

黄 淳

今天又是开学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江津衙门口街县文教局工作。若干年后，记忆中既有衙门口街的传说故事，也有在文教局工作的片断往事。

（江津衙门口街，现为大同路）

古代，人们称县署为县衙门，在县衙门工作叫“当差”。江津县衙门设在几江城里，所在那条街道，民国时期叫“衙门口街”。不过，几江城的称谓来得很迟。

（几水奔流）

从明清直至民国，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虽有乾隆年间南充知县李元所撰《蜀水经》描述“江水又东北，经江津县城西，绕城北而南屈，又转东行，环县治如几，谓之几水。”即几江之说的起源，但几江半岛没有几江城的称谓。

（清代江津城平面图）

据有关几江街道名称沿革资料介绍，现在的几江半岛，从清代起，就有多个名称变化。清康熙三十三年，县城属一都一德镇；清末民初，名叫中区，类似于渝中区是重庆市的中心城区那个意思。民国时期，改名城守镇。

（城守镇码头示意图）

“城守”二字，查百度汉语有三条注释，一是城池的守备，二是据城而守，三是防守地方的武官。这三条不知哪一条更妥帖，也许都沾得上边。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0月改名为城关区，1953年改为城关镇。

（城关镇奎星阁，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为啥取名城关镇，也有历史渊源。清末到民国时期，每个县城重要军事设施叫“镇”，县城都有关卡，镇守县城的关卡自然就取名城关了。解放后，也沿袭了这个取名习惯，全国各地的县城千篇一律都叫城关镇。从上世纪90年代起，人们意识到城关镇不是一个恰当的地名，于是开始改名，或分设街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衙门口街的县政府大门）

几江城地名的变迁，还与江津行政建制调整密切相关。1949年11月28日，江津宣布解放，成立临时性“江津县行政委员会”。同年12月15日，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属四川省璧山专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遗爱池岛上的县委办公楼）

1951年1月，璧山专区由璧山县城迁驻江津县城守镇，改称为江津专区。同年，江津县政府驻地迁至白沙镇，1957年迁回已改名的城关镇。

（江津城区一角）

1960年，江津专区驻地迁往永川，仍称江津专区，后来改称江津地区，1981年才改称为永川地区。

1981年，城关镇改名为几江镇。

（1992年完工的江津市政府大楼）

1983年2月，撤销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江津县属重庆市辖。1992年，江津撤县设市，为省辖县级市，四川省政府委托重庆市政府代管。1997年，江津市划归重庆直辖市管辖。2001年4月，江津市政府下文，撤销几江镇人民政府，建立几江街道办事处，同年9月，由几江街道析设鼎山街道。2006年，江津撤市设区。

（衙门口街的县公安局大门）

这几江城名变来变去，有的街道名称也是变来变去。就说这“衙门口街”，也是几经易名，原来叫儒林街，明代改名四牌坊街，民国时期曾叫衙门口街，现在又叫大同路。

（现在的大同路街牌）

取名四牌坊街，也有故事。江津曹氏家谱一书介绍说，曹家从元末入川定居江津，历经沧桑，耕读传家，至明代中期，人丁兴旺，成为江津十大姓之一，且有曹半县之称。族人多有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四人：曹永吉，覃恩封承德郎；曹英，曾任大兴、宛平知县，工部清吏司主事；曹邦化，曾任江西吉安府通判、河南宁州刺史。曹进可，曾任江苏府通判、黄平州知州、莱州府同知、贵州按察司。

（江心莲花石示意图）

江津有江心莲花石奇景，明成化年间，曹邦化作诗一首赞誉莲花石：

原是华山十丈花，

何年移植几江涯。

浮沉世态知多少，

引得游人日泛槎。

（明代所建四牌坊示意图）

明万历三十五年，曹氏家族商议，决定在江津县城修建四座牌坊，以彰显曹永吉、曹英、曹邦化和曹进可四代族人之功德。工程由健在的曹进可主持，地点选在县城核心路段儒林街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各建一座牌坊。四座牌坊建成后，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很快成为江津城的标志性建筑。人们称之为四牌坊，街名也被其所替代，而渐渐淡忘了儒林街原名。

（大同路上的四牌坊小学）

取名大同路，也是有些理想化意念在其中。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民间古代思想潮流，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

（原文庙内的奎星阁）

取名大同路，有了世界大同理想，自然就要办学堂，培养为之出力的人才。早在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江津知县郑谔在南安门内始建江津学宫，这是江津文庙发端。文庙立，儒学兴。北宋咸平年间，就有江津学子毕申打破渝州科举天荒，成为重庆教育史上第一名进士。

（北宋江津文庙示意图）

清乾隆六年，知县杨纯伯在城隍庙侧创建几江书院；道光十年，书院更名几水书院，迁移至县署旁考棚（科举考场）；光绪三十一年，知县龚宝琅将考棚合并，改办为江津县高等小学堂；解放初期，更名为四牌坊小学至今。

（聂荣臻元帅母校、江津中学黄荆街老校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江津历朝历代重教兴学，培养人才成效显著，在历代科举考试中，常居重庆府前列。宋代，中进士11人，居第7位；元代，中进士5人，居第1位；明代，中进士36人，举人168人，五贡177人，居第2位，次于主城巴县；清代中进士13人，武进士1人，举人134人，武举人22人，五贡190人，居第5位。

（江津中学老校区一角。抗战时期，为国立九中分部，两弹元勋邓稼先、周光召曾在这里就学）

江津是万里长江之要津，也是护卫重庆府的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从明代修筑城墙起，江津城建了迎恩门、通泰门、嘉惠门、临江门、德胜门、西镇门、南安门、东阜门、北固门九道城门。

（明代通泰门示意图）

城门之多，有些违反县城设治常规，不过当时朝廷知晓了也没有干涉，说明有此必要。后来，清乾隆三十一年，县令曾受一将西镇门改为来庆门，德胜门改为西成门。

（明清时期的城墙示意图）

江津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并有周边山寨护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经多次战乱，多为兵家所争夺。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原想先攻下江津城，再从江津水陆并发，拿下重庆府。谁知，发大军三次攻打江津城都失败，不得不绕道川西大渡河，最后在安顺场全军覆没。

（衙门口街明代城墙遗址，江津区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初期，四川军阀混战，江津一度成了四川省政府挂牌之城。1925年，军阀赖心辉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个省长赖心辉，一天成都省城都没有进过，这省长牌子，他在哪里就挂在哪个地方。军阀混战，赖心辉被赶到了川南和江津一带。1927年，他的防地被军阀刘文辉偷袭，只剩下江津一个地盘。但是，他的省长公署的牌子依然不倒，高高悬挂在江津衙门口。那两年，江津叫四川省城，衙门口就是省长公署。

（清代所建清廉祠示意图）

当时，四川军阀圈内人士开玩笑，称他为“江津省长”。赖心辉当四川省长时，还发了一封非常出名又搞笑的电报。1925年，赖心辉驻扎在内江和荣昌之间，被军阀杨森攻打了两个多月，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也把他打慌了，着急得不得了，他不停地找后方要援兵，喊军阀刘湘来增援他。刘湘稳坐钓鱼台不来。于是，赖心辉就用四川话发了一封电报：“衮衮诸公，般般大才，搊我上去，个都不来，我若倒下，一起下台。”

（1929年落成的清平幼稚园示意图）

1929年，赖心辉被川军刘文辉赶走，由川军24军一师驻防江津，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长张清平为使街道宽阔畅通，出动工兵对低矮的棚户街区进行大规模改造，四座牌坊被拆除。张清平还牵头修建体育场，改造老巷子，新建幼儿园，创办电灯公司让县城居民用上了电灯。江津老百姓为了记住他的善举，把老巷取名清平巷，把幼儿园取名清平幼稚园。

（夜幕中的文庙奎星阁）

我到县文教局工作时，衙门口这条街道，除了县政府机关外，相距不到150米还有同进出一道大门的公安局和检察院。那道大门正对上儒林街尽头的县政府招待所，即1000多年前始建的文庙。文庙设有大殿，供奉孔老夫子，设有奎星阁，期盼奎星昌盛，人才辈出。

（衙门口街的几水书院大门。附近即为县署及科举考棚）

明清时期，大兴科举考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会试、殿试。每到县试时，学子们手执装有笔砚、干粮的竹编提篮进场赶考。考场设在县署旁的考棚，学子们分坐在考间，桌上放一张试卷，面对一方墨砚，手执一支毛笔，或冥思苦想，或摇头晃脑，其场景为当今难得一见的奇观。

（江津博物馆陈列的江津历代名人画像）

从北宋治平年间设学宫起，江津考棚走出去的国家栋梁之才不知有多少，除了曹家四杰，还有九龙铺人、明代工部尚书江渊，五岔场人、兵部尚书程源等等。

（望江亭，曾名中苏友谊亭。初建时亭顶为铝合金板，是用苏联空军志愿者在江津上空击落的日本飞机外壳所建）

新中国建立之初，江津县政府设置了文教科，文化教育融为一体，首任科长陈石夫是江津德高望重的中共地下党员。文革后，文教科改称文教局，局长黄岳威，也是一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领导。

（衙门口街通往长江边的小巷）

文教局设在政府大院左则第二个小院里，邻居有计生委、劳动局。四合院小院，座北朝南，东西两侧为厢房，北厅高大且有柱头，南面则是一溜平房。从侧门进小院有一米多宽的青石板步道直通北厅，步道两旁是花圃，栽种着几株夹竹桃和紫荆花。北厅是明清建筑，东西南平房是改造过的民国建筑。猜测，北厅就是当年赖心辉省长公署的大堂。

（江津几江半岛的民居）

政府大院里，明清古建筑一部分改作职工宿舍，一部分改建成了食堂。办公用房多为民国时期所建，上世纪五十年代又增添了一些办公平房，但仍然很拥挤。

（四牌坊小学运动场，原县文教局办公室小院与之一墙之隔）

文教局有6间办公室。我们综合办公室最大，约有30多平方米，安放办公桌一张挨一张，只留下侧身过人的通道。人多办公桌少，股长一人一张办公桌，工作人员有一人一张的，也有两人合用一张的。当时，办公桌上东西少，没电脑，只有文件夹、墨水瓶和玻璃板。好在平时下乡办事的人多，留在机关办公的人基本能坐下。一到周末，外出的人少了，办公室就打挤了，板凳挨板凳，人挨人，转个身都要提前打招呼。不过，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还戏称“人丁兴旺好办事”。

（江公享堂，江津人、明代工部尚书江渊府，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没有集中住房，而且多数人的家眷不在城里，吃机关食堂就成了职工生活的唯一选择。大家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工资低，单位又没有伙食补贴，全是自己花钱买饭票菜票。一到用餐时间，领导和职工都自觉排队站轮子“打”饭菜，随后自选一张大餐桌围坐一起吃饭，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江渊府庭院）

食堂都是大锅菜，菜谱很简单，早餐馒头咸菜下稀饭，中午一荤两素加活汤，晚上素菜素汤。中午的荤菜花样翻新不多，要不白菜回锅肉，要不土豆红烧肉，鸡鸭鱼基本绝迹。

（江津老街的街牌）

当时我月薪只有34元，除了自己吃饭，还要养家糊口，食堂荤菜每份5角，也不敢天天打牙祭。多数职工也是如此，平时就餐，打一份素菜，外加免费活汤。食堂偶尔会做“龙眼肉”。所谓“龙眼肉”，就是用五花猪肉切成薄片，把牙菜切成细末卷成卷，肉卷上放一粒瘦肉丸子，蒸笼蒸好后端上桌，肉卷上的瘦肉丸在黑牙菜衬托下鼓鼓的，仿佛一只只鲜亮的龙眼睛。“龙眼肉”不仅好看也好吃，所以，一到吃“龙眼肉”那天中午，排队买荤菜的人特别多，一些不常在食堂吃饭的人也要来买一份，带回去与家人一起开开油荤。

（衙门口街古城墙）

有一天，食堂预告了中午有“龙眼肉”，我记在了心上，还谋划如果食堂准备得多，多打一份带回家去，也好让家人分享。上午到四牌坊小学商量教学公开课怎样使用电教手段，由于需要商量的事项多，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商议完了，一看手表已过12点，糟了，中午到食堂打龙眼肉要过“串”了。好在机关食堂就在隔壁，我出了校门赶紧往食堂跑。还好，“龙眼肉”还剩最后一份，付了五角钱菜票，高高兴兴地端过手，放在餐桌上。同桌的两位用餐者见我只吃素菜，没有夹一筷子“龙眼肉”，问我为啥不吃肉。我说，“龙眼肉”要端回家去。他们先是一楞，然后从自己的菜碗里夹起一卷“龙眼肉”迅速放到我碗里。他俩的动作太突然了，我想推辞，但肉已进我碗里，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说吃吧，吃吧，什么都别说了。同事们的举动让我太感动了，我点点头道完谢，憋着一口气把碗里的饭菜刨得干干净净。

（江公享堂庭院，隔壁就是县教育局办公室）

1983年，县文教局搬迁到了清平巷江公享堂隔壁，文化、教育分了家，文化局办公室在前院，教育局办公室在后院。

（黑石山聚奎中学鹤年堂，抗战时期陈独秀、冯玉祥等名人在此作抗战演讲）

我在教育系统前后工作了十八年，后来又到其他部门工作，虽然离开了衙门口街，每当开学季，总会回忆起在那里工作的经历和知晓的故事。

（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等领导到四牌坊小学视察工作，走进教室看望省劳动模范蒋家彬老师与孩子们）

（四牌坊小学的孩子们在科技辅导员张老师指导下，精心制作生物标本）

（始建于1933年的石门柏村坪学校）

（聚奎中学鹤年堂演讲大厅）

（工商学校校园内的白屋文学院旧址）

202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