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5日，曾有“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前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时年97岁。

多年后的今日，随着《沉默的荣耀》热播，这位在剧中作为 “吴石案”关键反派的人物，再度走进公众视野。

剧他总是身着笔挺西装，每一次策划行动都滴水不漏：为侦破 “吴石案”，他伪装成进步人士接近相关人员，用温和的语气套取信息，转身却在暗室里制定严密的抓捕计划；面对被捕的革命者，他不亲自动手施刑，却会用冰冷的话语瓦解对方心理防线，看着下属动用酷刑时，脸上始终挂着毫无温度的浅笑。

剧集里的他已足够令人胆寒，而历史上的他远比荧幕形象更残酷、更虚伪。

谷正文生前，他先后出版了《乱世蛇神：谷正文特务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以及《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等口述。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由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为之作序，揭秘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内幕。

在自序之中，谷正文自夸：近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

实际情况是，谷正文为了维护自身反动立场并满足自我吹嘘，掩盖真相、张冠李戴，文中不少表述严重失实。

就比如正文之中的第一句话：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这八个字，在任何时代都分量十足，往外一亮，那就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国家栋梁的代名词。

然而北京大学的档案馆把1932年到1935年的新生名册翻了个底朝天，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找，别说“谷正文”，就连他的本名“郭同震”，也是查无此人。而且从山西汾阳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中，也没有和他的情况相吻合的。

事实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进入后期阶段，在北京大学所处的沙滩区域，一批青年自发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支分队，谷正文担任该分队的大队长。因这支队伍的成员并非北京大学学生，故而众人戏称谷正文为“杂牌大队长”，“杂牌”这个称呼也自此成了他的外号。

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只是他无数谎言中，精心打造的第一块基石。

有人看完谷正文的回忆录后感慨:“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

谷正文的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曾对他说:“你比我还狠！”

“活阎王”谷正文，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一）

按照谷正文回忆录追中自己的说法，1931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一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满心抱着潜心治学、钻研学问的志向，渴望在校园里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

然而，这样平静的求学计划很快就被时代的浪潮打破。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陡然加剧，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不仅道出了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心声，也触动了谷正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再也无法安心埋首于书本之间，原本专注于学问的心思被强烈的家国情怀取代，转而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

对于这段经历，谷正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提到，在投身爱国运动的过程里，他曾一度担任过“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参与到当时的学生运动组织工作中。

抗日战争初期，谷正文曾担任八路军115师某大队的大队长。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不幸失手被敌人擒获，此后选择改变立场，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一名特工。

不过，关于自己与“军统”的关联，谷正文在《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一书中有着不同的说法。他提及，其实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也就是1935年，他就已经加入了“军统”。当时，戴笠会每月指派一人与他进行联络，维持着秘密的工作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局势愈发动荡，谷正文与北平地区的20多名流亡学生一同前往济南，并在此组建了“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

这支队伍当时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而这段剧团经历，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1938年的团体日记中也有佐证，日记里记载，这位原名“郭同震”（谷正文原名）的青年，不仅参与话剧演出、演唱梆子，还为招募演员四处奔波，和张瑞芳等人一道为抗日事业奔走忙碌。

在“演剧团”同志们的眼中，这个叫郭同震的年轻人简直就是完美的革命战友。

他个子高大，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性格爽朗，能说会道。尤其是在排演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发自肺腑的热情，足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谷正文和剧社的领导者荣高棠（当时叫荣千祥）称兄道弟，与张瑞芳、张昕这些女同志们也保持着一种革命同志间恰到好处的距离，热情而不轻浮，可靠而又稳重。

他学习革命理论，参与每一次讨论，他的发言总是那么积极，那么有见地。

然而，没有人能看透他那双看似真诚的眼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渊。

他白天和大家一起排戏，高唱着抗日歌曲，晚上却在无人察觉的角落，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

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只是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谁的性格软弱，谁的意志坚定……

剧社的领导者荣高棠，是谷正文观察的重中之重。

他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和分析，确认了荣高棠的党员身份。但他不动声色，依旧把荣高棠当作最可信赖的“大哥”，分享着自己的“革命感悟”。

某天，剧团正在崎岖的山路上转移，迎面撞上了一支日军的小股巡逻队。

车上藏着几箱子抗日宣传的传单和文件。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日军军曹端着枪，一脸凶横地走过来时，谷正文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举动。他微笑着，主动迎了上去，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他解释说他们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戏班子，生活所迫，来贵军的地盘上讨口饭吃。

当军曹指着那几个可疑的箱子时，谷正文却不慌不忙地拍了拍箱子，用一种近乎谄媚的语气说，这是他们团长最宝贝的几件私人戏服，准备献给皇军军官们，博长官们一笑的。

他的语气、神态、甚至是对日本军人那种微妙心理的精准把握，都堪称完美。

盘查草草了事，巡逻队挥手放行。

车队重新上路，同志们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纷纷把谷正文当成了英雄。他笑着解释说自己老家有日本商人，耳濡目染，学了点皮毛。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所有人都信了。

只有荣高棠，在欢呼的人群中，深深地看了郭同震一眼。

他不是怀疑郭同震的忠诚，而是对他那种超越年龄的镇定，以及对敌人心态那近乎本能的精准洞察，感到了一丝无法言说的、毛骨悚然的困惑。

荣高棠没有说出来，只是在日后的相处中多了一分留意。

舞台上的“革命者”，与台下的“观察者”，郭同震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

然而谷正文终究还是走到了暴露的这一天。

这日剧团又要转移。同志们忙碌地收拾着行装，装车，一切有条不紊。

谷正文找到了荣高棠，脸上带着一丝歉意，说自己的手表坏了，想去镇上找个师傅修一修，耽误不了多久，很快就能追上队伍。

荣高棠没有多想，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快去快回。

郭同震点了点头，转身离去。然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说他可能被捕了，有人说他或许牺牲了，大家为他惋惜，为他悲伤，却没有人把他和“叛逃”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60多年后，台北永康街一间昏暗的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向垂垂老矣的谷正文（也就是当年的郭同震）问起了这件事。

“前辈，当年在‘战士剧社’，您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他们都说您是去修表了……”

听到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奇异的光。

他的嘴角咧开，露出一抹混杂着残酷、得意与嘲弄的笑容，用一种平静到令人不寒而栗的语气，清晰地吐出五个字：“那是骗人的！”

一瞬间，他把同志们多年来的担忧和怀念，都被撕得粉碎。

离开剧团后不久，谷正文又投身军事领域，担任了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大队长。

对于过往经历，他声称自己加入剧团是出于抗日热忱，至于后来未能前往延安，他则将原因归结为“共产党不要他”。

但八路军后勤部门的相关记录却呈现出不同的情况：记载显示，谷正文曾在敌后私自贩卖药品，相关账本还被罗荣桓当面撕毁。

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差不多就是在这一时期，谷正文被军统收编，之后还出任了“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也有研究者分析指出，戴笠当时选择谷正文担任这一职务，实则是“矮个子里拔将军”。那时候华北已陷入沦陷，军统难以派出更得力的人员前往华北支撑当地工作，才最终选定了他。

谷正文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始终标榜自己是抗日分子。

可实际上，根据台湾“国史馆”2024年解密的《华北特务档案》显示，1940年他突然“失踪”，实则是投降了日寇，参与破坏中共济南工委，对被捕者动用电刑。

在投靠日军之后，谷正文的直接上级并非他人，正是日军驻济南特务机关的头目武山英一。而相关资料中有着明确记载：1940年，正是在武山英一的运作下，当时仍担任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大队长的谷正文，最终被引诱投敌，彻底背离了此前的立场。

对于谷正文后来表现出的残忍嗜杀特质，有观点认为，其根源正源于这段投靠日军的经历，在为日方效力期间，他曾多次参与残害被捕的革命者，手上沾染了无数鲜血，也逐渐养成了冷酷暴虐的行事风格。

时任中共济南工委书记的武思平，就曾亲身遭遇过日伪的迫害。他在被抓捕后，于狱中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讯折磨，最终落下终身残疾。万幸的是，武思平并未在酷刑中殒命，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直至1975年才与世长辞。

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胜利曙光临近之时，谷正文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他深知自己投敌的过往一旦曝光，必将面临清算，于是暗中寻找退路，重新归顺了军统，并通过为戴笠提供日军相关情报，试图为自己换取“赎罪”的筹码，以逃避战后可能到来的惩罚。

（二）

他改了自己的名字，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这个名字，将伴随他走完剩下所有沾满鲜血岁月。

谷正文为何被毛人凤给重用，其实还要从戴笠的死开始说起。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这位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特工之王”化为了一抔焦土。

戴笠的继任者，是同样心狠手辣的毛人凤。

毛人凤在清点戴笠遗物时，翻到了一本日记。在日记本的某一页，他看到了一句不起眼的评价：“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戴笠这简单一句评语写在私人日记里，在毛人凤看来，分量比什么官方的任命状都管用。

毛人凤开始对这个名叫谷正文刮目相看。他把谷正文调到身边，委以重任。

事实证明，戴笠的眼光确实毒辣。

谷正文很快就向新老板展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特务天赋。他最擅长的，不是打打杀杀，作为一个叛徒，他比任何人都懂共产党。

谷正文懂他们的理想，懂他们的组织方式，更懂他们的弱点。

在通货膨胀严重到法币不如草纸的年代，他为那些亲共的爱国学生们，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

不是金条，不是美钞，而是一个月一袋面粉。

这一袋沉甸甸的面粉，就是生存，就是体面，就是能让他们继续将理想坚持下去的物质基础。

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谷正文就用一袋袋面粉加上对年轻人的洗脑，敲开了一个又一个热血青年的防线，建立起了一个多达二十二人的情报网络。

这些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服务的究竟是谁，他们只是觉得，这位“谷先生”既能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又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

谷正文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后来曾对下属传授经验：“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不是躲在暗处。必须暴露自己，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和你的猎物做朋友，让他对你掏心掏肺，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从背后给他致命一击。

这就是谷正文的“渗透的艺术”。

一个叛徒所能发挥出的最大能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功绩，被他晚年时时挂在嘴边，当成最耀眼的勋章。

从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案、到奉蒋介石密令，用慢性毒药一步步将桂系名将白崇禧送进坟墓，谷正文的“功劳簿”越来越厚。

他成了国民党高层最锋利的一把“黑刀”，专门处理那些最肮脏、最见不得光的任务。

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因为倾向和平成了谷正文眼中的钉子。为了“教训”他，谷正文策划了一场爆炸。他亲自指挥手下，在何思源家的院子里，安放了炸弹。

一声巨响，何思源本人被炸伤，而他如花似玉的小女儿，则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惨死在父亲面前。

一名参与行动的年轻手下因为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景象，脸色发白，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谷正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头都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做我们这行，心软的早就变成墓碑了。记住，目标之外，皆为草芥。”

在他眼中，人命不过是达成目的的工具和代价，不值一提。

一次机密的任务汇报后，谷正文向局长毛人凤陈述完一个清洗计划的细节，整个计划的残酷与周密程度让毛人凤都瞠目结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用一种审视的、复杂的目光，盯着眼前的这个得意下属，许久，才挤出了一句话：“你比我还狠！”

这句话，对谷正文而言，不是批评，而是最高的嘉奖，是一种扭曲的成就感。

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山东敌后高唱革命歌曲的“郭同震”，已经彻底死去。活着的，是“活阎王”谷正文。

03

就是这样的“活阎王”谷正文，竟然在台湾迎来了他恐惧的晚年。

他住进了台北永康街一栋陈旧的公寓里。

房间昏暗，墙皮剥落，墙上，还高高地挂着蒋介石亲笔签名的赠照，以及特务同行沈醉题写的“正气傲骨”条幅。

按理说，像他这样干了一辈子脏活，身负无数秘密的人，晚年应该夹起尾巴，沉默是金，安安静静地等待生命终结。

可谷正文偏不,他开始频繁地接受采访，上电视节目，像一个急于倾倒垃圾的老人，把肚子里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黑幕，一件件往外抖落。

他是在忏悔吗？并不是，他这么做，更像是在享受。

他享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能用几句话就搅动台湾政坛的风云。

享受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因为他的一两句“爆料”而坐立不安。

享受自己作为一个“活历史”，被媒体和世人重新关注的感觉。

这是他最后一次证明自己存在感和价值的方式=。

谷正文要亲自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哪怕这种定论，是以一种令当权者难堪的方式。

于是，一个个惊天猛料，从他那张干瘪的嘴里吐了出来。

第一个猛料，就足以让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侧目——关于邓丽君。

他慢悠悠地对着镜头回忆，说那个甜歌皇后，其实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他详细地解释了这背后的逻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戒严时期，台湾对人员出境的管制极其严格。任何想出去的人，都必须经过安全部门的审查。而审查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交换条件”，就是利用申请人现有的便利条件，为政府搜集一些情报。

邓丽君小姐要去海外演出，自然也要走这个程序。于是，她就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被收编成了情报人员。

谷正文特意强调，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和专业间谍有本质区别，她们不搞偷鸡摸狗，不搞暗杀爆炸，充其量，也就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又把一段冷酷的政治现实，包装成了一则无伤大雅的秘闻。

谷正文把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洗白：不是我们坏，是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

这份颠倒黑白的功力，他至死未曾丢掉。

如果说邓丽君案只是饭后谈资，那关于李登辉的爆料，就是一颗政治炸弹了。

谷正文证实了坊间流传已久的说法，李登辉在年轻时，确实加入过共产党。不仅如此，他还透露，在90年代前后，军方内部曾有一股势力，打算用武力“制裁”李登辉。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拍手称快时，谷正文却话锋一转，展现出他的“大局观”。

他说，他反对这么干。为什么？不是因为杀人不对，而是因为“要杀掉李登辉太容易了，但如何善后呢？尤其是面对美国的不满，如何去解决呢？”

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生命的尽头，居然开始以一个“战略家”的身份，去分析刺杀“总统”的利弊。

谷正文喜欢这种玩弄政客的感觉，然而，聚光灯一关，回到那间昏暗的公寓里，他只是一个孤独而恐惧的老人。

他的一生，都在怀疑与算计中度过。

这种深入骨髓的职业病，到了晚年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偏执。

他从不轻易喝别人倒的水，不吃别人送的东西，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时刻防备。

他与亲生的儿女早已断绝了来往，因为他觉得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他的凶狠，也从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有丝毫减退。

养女谷美信曾心有余悸地回忆，谷正文八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看不惯自己的女婿搞外遇，竟然亲自找上门去，拿着刀子，照着女婿的屁股就捅了两刀。

因年龄太大，警方没有让谷正文入狱，他有10个子女，大多数与他断绝关系，只有干女儿谷美杏照顾他。

他疑心很重，曾3年不敢吃养女准备的食物，窗户全装了防弹玻璃，他还在卧室养了十几条狼狗防身，因为他深知罪恶太重！

不过，遍查谷正文的回忆录，找不到一丝的忏悔，只有一堆无人能辨真假的故事。

2007年1月，97岁的谷正文因病情加重被送进台北的医院，弥留之际仍执拗地对守在旁的养女反复叮嘱：“把勋章和我埋在一起”，那些用无数无辜者生命换来的勋章，是他一生最看重的“证明”。

1月25日，这位恶贯满盈的“活阎王”因多器官衰竭，在医院的病床上孤独离世。

他的离去并未引起太多波澜，没有官方悼念，媒体也仅作简短报道。荣民总医院的死亡记录上，亲属签字栏仅有“养女谷美信”一人之名，葬礼低调得近乎冷清，出席者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