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宋朝只有窝囊？它用招终结了乱世，却也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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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追《太平年》追得很上头，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很多朋友看了之后特别感慨：“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在咱们旧的思维里，觉得宋挺弱的，对外战争老输，被辽欺负，被金欺负，被西夏欺负，最后还被蒙元灭了国，想想都觉得憋屈。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宋朝就是文弱、窝囊的代名词。

但看了《太平年》才知道，宋朝其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贡献，单凭这一件事，就足以让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站稳脚跟，那就是：驯服了军队，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治。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都没有完成。就说土耳其，直到90年代还有军事政变，最近这一次，还是埃尔多安才把政变摁住；还有菲律宾，阿基诺夫人执政时期也发生过军事政变。哪怕是今天，很多国家依然面临军事政变的风险。

驯服军队，是一个国家政治正常化、社会文明化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只有建立了文治，尤其是确立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这个社会的内部规则才有可能避免极端暴力化，才能形成真正的秩序，成为真正的文明。

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军队是最强大的团体，如果这支军队的内心深处，没有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信念，那么它很可能会异化为最强大的匪帮，把本该保护的国家和人民，变成自己奴役、控制的对象。这在现代史上，很多军事政权都是这么干的。

咱们在《太平年》里看到，有些情节是编剧虚构的，比如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说：

“我接受黄袍做天子，不只是为了各位的富贵，更是要给大家立规矩，以后不能再这样了。黄袍加身非我而始，但到我而终。”

这段台词虽然有艺术加工，但黄袍加身这种事，不止在宋朝发生过，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反复上演过。

意大利到罗马帝国晚期，禁卫军就经常换皇帝，甚至出现过荒唐的场景：把两个富商抓起来，让他们竞价拍卖皇位，谁出的钱多谁当皇帝，没竞成的那个就被当成反贼，满门抄斩。结果两个富商只能拼命出钱，生怕自己输了性命。

我跟意大利朋友聊天，他们说，罗马的崩溃，其实始于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在凯撒的军队渡过这条河之前，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和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的边界，可惜这条河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当时意大利有个规定：凡是踏入卢比孔河、还没有解除武装的部队，就等同于叛乱。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包括罗马帝国早期，罗马的军队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它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部队，罗马的农民是战士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个时代贵族和元老之间也不平等，但总的来说，罗马军队之所以骁勇善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是为罗马而战。

可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情况就变了：大量雇佣兵、职业军人出现，部队离家乡越来越远，有时候甚至只能就地招收蛮族士兵。就这样，罗马的部队逐渐私人化，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军事集团，越来越背离当年公民军队的初衷。

而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罗马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残酷，双方都有责任，但凯撒终究开了一个坏头——作为一个地方的“节度使”，带着武装部队踏入了罗马本土。所以说，卢比孔河是罗马的悲剧，罗马的秩序、制度、国家精神，从这一刻开始走向衰亡。

虽然凯撒之后，罗马还强盛了很久，甚至到凯撒的养子屋大维时期，达到了巅峰，迎来了漫长的和平，但部队的私人化、军人逐渐成为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让罗马帝国赖以自豪、赖以生存的公民文化，慢慢消失了。

所以很多意大利朋友都说：罗马，自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时，就已经开始衰败了。

当然，客观一点说，咱们中国最后能形成文治传统，内政过程中没有那么多暴力动荡，其实也跟咱们的先天条件密切相关。中国有大片的农耕区，生产上能够产生富余。

反观草原帝国，为什么很难形成文治传统？因为草原帝国的财富剩余很少，主要依靠战争和掠夺获得。所以草原要么因为财富贫瘠而陷入内乱，要么为了掠夺财富而不得不整体军事化、蛮族化。

而农耕民族不一样，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大片农耕区域的文明，有剩余，就可以养官僚集团，就可以办教育，这才有了文治的基础。

不过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对文治不以为然，尤其是随着很多明穿小说的流行，大家都觉得“文官误国”“文人误国”，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搜，就能看到很多人这么说，觉得文人无用、只会误事。

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历史上那些特殊的乱世——不管是西晋末年的五胡入华（也有人叫五胡乱华），还是五代十国，哪怕是比五代十国文明得多的北洋时期，都是真正的乱世。

你真正经历过没有文人、没有文治的时代，看到武夫治国、纯粹靠暴力决定一切的场景，就会明白文人的价值。中国人其实很能打，但在武夫治国的乱世里，普通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很多人看历史，我有时候真的很无语——他们揣着一颗“帝王之心”，用帝王将相的视角来看历史，就会觉得“老百姓的苦难都是必要的代价”“一将功成万骨枯，乱世才能大治”，甚至觉得“怕什么乱世，乱世才能出英雄”。

可这其实是一种错位：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不是帝王将相。

说白了，在乱世里，你不是赵匡胤，也不是钱镠（吴越开国君主），你既不是开国皇帝，也不是一方诸侯，你大概率就是路边的一具饿殍，就是“可怜河边无定骨”里的那具白骨，甚至可能成为被当作军粮的“两脚兽”。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句话看似卑微，却是乱世里老百姓最真实的心声。

现在很多网友，一看到过去的乱世，就有一种自己要当乱世英雄、乱世枭雄的冲动，可我想说：你哪配啊？你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成为乱世枭雄的盘中餐，成为乱世里的牺牲品。

很多人喜欢明朝，总说明末文人无用，可事实并非如此。明朝灭亡，绝非亡于文人，而是亡于武将叛乱、前期农民起义和后期藩镇割据。明朝文人虽看似“无用”，实则是朱元璋建国初期制度设计的结果。

文人政治的核心是相权，历史上相权与皇权相互制衡，相权提供理性文治，皇权保障统治连续性，但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文官沦为皇帝秘书，剥夺其独立性，还通过锦衣卫、东厂羞辱文官集团，摧毁其尊严。

把明朝灭亡的责任全甩给文官，我觉得不公平。历朝恶政，明朝几乎集大成者，唯有党争与文官稍有关联，其余如暴君、阉宦等，皆与文官无关。

还有人神化太监，说魏忠贤活着明朝就不会亡，这纯属明穿小说看多了。太监学识浅薄、缺乏治国经验，只懂宫廷内斗，反观张居正、高拱等人，治国能力远非魏忠贤可比。

太监的强项只是不易威胁皇权，皇帝用着放心，但其也有党争、裙带等毛病，且无文官的学识与能力，东厂、西厂等本质是皇权恶性膨胀的产物。即便如此，太监也可能威胁皇权，如唐末太监领军便可废立皇帝。

崇祯殉国虽有气节，但他众叛亲离实属活该。老朱家杀功臣、凌虐臣子，远超历代，崇祯更是杀尽忠臣；反观满清，虽视大臣为奴才，却恩威并施。

“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寇仇”，明末不仅文人靠不住，武人也一样，南明藩镇大多投降满清。而太监若领军，也会威胁皇权，根源在于古代军队未完成现代化转向。

现代国家的军队有明确意识形态，核心是民族主义，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我国人民军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西方国家则要求军队服从民主结果和文官统治。

现代国家转型初期易有军事政变，但后续生长在民主体制下的军官掌权后，政变便难以发生，韩国、土耳其就是典型例子。

而传统封建王朝的军队多具私人性质，“当谁家的兵，吃谁家的饭”，士兵忠于将领而非国家，清末北洋军离开袁世凯便不听指挥就是如此，《太平年》中黄袍加身也源于此。古代政治体较小时，多选用良家子弟当兵，避免兵痞习气和职业军人抱团，防止无立场的军队带来危害。

但随着社会越来越大，国家越来越强，这种制度就出现问题了——传统国家的财政能力、部队管理能力，都不如现代国家严密。

我举几个例子：汉代最早打仗依靠乡兵、郡兵，这也是《三国演义》《三国志》中很多普通平民能成为名将的原因——汉代基层有军训，治安也靠乡兵、郡兵维持。虽乡兵、郡兵不及中央军精锐，但百姓有基本武装训练，足以防盗、抵御小股游牧民族入侵。

中国汉代、罗马共和国早期、希腊城邦的士兵，都带有强烈的民兵自治特点，本乡本土出身，与百姓感情深厚。

民国时阎锡山等军阀祸害百姓较少，就是因为其部队多为本地人；抗日战争时蒋介石提出“守土抗战”，也是利用地方军阀部队对家乡的感情，但这些旧军队不愿走出地盘为民族流血，唯有川军例外，他们甘愿远赴他乡抗日，值得深深致敬。

美国建国初期也如此，因贸易需求保留海军，却拒绝建立职业陆军——他们忌惮英、法职业陆军拿国王俸禄却欺负百姓，只信任来自群众的民兵，民兵花销由市镇议会决定，只为百姓利益对抗总督与国王。

其实所有文明体早期，都偏爱民兵制度：成本低、就近训练征粮，且民兵对家乡有强烈责任感。

但随着文明体扩大，民兵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传统国家财政薄弱，粮食运到边境困难，将农民派往千里之外的边疆当兵，不仅路途遥远，还会导致家中田地抛荒，农民难以承受。

唐代节度使的出现，正是国家膨胀后，民兵制度无法适应扩大疆界的产物——以前罗马、希腊和汉代的士兵，打仗地点离家近，农闲参战、农忙务农，经济实惠，可疆界扩大后，士兵常年在外，这种模式彻底崩溃。

于是，军队走向职业化：一部分人专门当兵谋生，不再兼顾农耕。且边远苦寒之地无人愿当兵，朝廷只能招收地痞流氓、野蛮人，这些人武艺高强却对国家民族缺乏忠诚，只为混饭吃，逐渐成为部队主力。

唐末藩镇、罗马帝国末期的境外兵团，都是如此。传统的公民民兵，被“当兵吃粮”的职业武人取代，他们对政治中心缺乏忠诚，埋下了军阀政治、武夫治国的隐患。唐末及五代十国的大乱，根源就是唐朝过度膨胀，导致军事制度职业化、雇佣化、蛮族化，边疆精锐部队对中原文化不再忠诚。

这些边疆部队起初畏惧中原的富庶，可当发现中原政治中心富庶却虚弱时，便放弃保卫边疆，转而进军中原，将中央帝国当作战利品。这种“中心扩张变弱、边疆反噬”的悲剧，是所有传统大帝国的通病，罗马帝国与唐帝国，都未能幸免。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到了近现代，有两个关键变化：

第一，铁路等交通工具出现了，中心到边疆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央对边疆部队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第二，民族国家的财政能力极大加强，不再需要靠边疆将领自己想办法养军队，中央财政可以一管到底。

每个士兵吃的每一口饭、发的每一块钱、穿的每套军装、拿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中央政府提供的，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基础问题。

除此之外，士兵们还会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管是西方的民主理念，还是咱们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本质上都是为了保证军队在思想上，对中央、对国家的忠诚。通过经济、军事、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建设，才塑造了现代军队对现代国家的绝对忠诚。

但话说回来，《太平年》所处的宋朝，还是传统国家，没有这些现代条件，所以赵匡胤能驯服军队、建立文治，难度可想而知，他的贡献也因此更加巨大。

他让中国重新树立了文治传统，把唐末以来，由于帝国过度膨胀带来的武夫治国、政治崩溃的局面，重新拉回了正轨——这就是为什么唐宗宋祖，可以相提并论的原因。

宋朝能实现“兵权收归国家、武将不擅权、文官管军队”，核心是赵匡胤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这体现了他远超同时代的政治眼光与治国能力。

很多人诟病宋朝文弱，却忽略其承接了唐末五代十国的顽疾——军队私人化、武将无忠诚，谁兵强马壮便能称帝，赵匡胤自身的黄袍加身便是例证。

《太平年》中“杯酒释兵权”展现了赵匡胤的个人魅力，他劝说石守信等拥立他的将领主动交权、安享晚年，但这只是表面，真正保障宋朝长期稳定的是其深层制度设计。

第一，废除禁军最高职位、分化兵权。赵匡胤是最后一任“殿前都点检”（禁卫军卫戍区司令员，手握精锐禁军），登基后立即废除该职位，将禁军管理权拆分，由多人分权牵制，杜绝单人拥重兵威胁皇权。

第二，推行“兵将分离”制度。以“更戍法”为核心，军队定期换防，同时兵将双向轮换，实现“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杜绝将领与士兵形成私人关系，破解军队私人化难题。

第三，建立禁军制度、削弱地方兵权。将全国精锐士兵抽调到中央组成禁军，负责保卫皇宫和京城；地方仅留老弱病残的“厢军”，宋末厢军沦为苦力，从根本上杜绝藩镇割据可能。

第四，兵权三分、互相牵制。枢密院（文官掌权）掌调兵权，三衙掌统兵权（负责训练管理，无调兵权），打仗时临时任命帅臣领兵，战后立即交权，三者互相制衡，杜绝通过军队造反。

宋朝三衙分工明确：殿前司负责皇宫保卫，是最精锐的部队；侍卫亲军马军司掌管全国骑兵，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管全国步兵。三衙仅负责士兵训练，无调兵权和领兵打仗权；打仗时会临时任命都部署、经略使等帅臣领兵，如《水浒传》中朝廷讨伐贼寇的安排。

这种设计形成三方牵制：管训练、调兵、打仗的分属不同群体，无人能单独掌控军权，杜绝了武将造反可能。且宋朝对打仗细节管控极严，军队驻扎、作战阵型等均由后方文官规定，将领无自主指挥权，这违背战场瞬息万变的规律，如同不切实际的“锦囊妙计”。

文人撰写的小说常贬低武将，将其塑造成“有勇无谋”的莽夫，实则战场将领需运筹帷幄，五代十国无多少文人却有诸多厉害将领，便是明证。

赵匡胤军改带来两大结果：一是重文轻武，枢密使、宰相及地方知州多为文官，杜绝割据；二是文人指挥打仗，武将沦为执行者，同时科举复兴，形成“好男儿志在东华门下”的风气。这些举措终结了军阀统治，让军队成为国家公兵，为百姓带来太平，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赵匡胤的军事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想想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的凝聚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打仗的时候，千里之外的文臣下达各种具体指示，武将没有任何自主指挥权，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效率，就会极大下降；武将的社会地位低下，积极性也会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上整个社会“重文抑武”，“好男儿不当兵”，部队的兵员质量也会下降，慢慢就沦为了兵痞聚集的地方。

所以宋朝在赵匡胤时期的那批老兵，老去、战死以后，就再也没有能打的部队了。我们可以这么说：整个有宋一朝，尤其是北宋，在五代十国留给赵匡胤的那批精锐部队老去、打光以后，宋朝的军队就彻底不行了。

其实赵匡胤刚开国的时候，那批部队非常能打，契丹根本不是对手，但这批部队，怎么用、先打哪里，在宋朝内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是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

所谓“先南后北”，就是先统一南方的割据政权，再用南方的财富，养着部队，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所谓“先北后南”，就是先北上，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再南下统一全国。

从政治和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讲，“先南后北”，也就是先易后难，其实是非常合适的——赵匡胤最终选择了这个策略，也成功统一了中国。

但这个策略，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当赵匡胤统一南方，一圈打下来以后，五代十国留给宋朝的那批精锐汉族武装力量，也已经老去、打不动了。所以后来宋朝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连续遭遇重大军事失败，两次失败以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能力北上了。

太平，是需要獠牙来保护的。当你害怕獠牙反刺自己，就亲手拔掉獠牙的时候，面对外部的威胁，你就会发现，自己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宋朝就是这样，为了防止武将造反、内部动荡，拔掉了自己的“獠牙”——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最后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只能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很多朋友问我：“赵匡胤把部队改革了，驯服了军队，为什么他后来打南唐、打后蜀，却没有问题呢？”这个问题，讲起来其实很简单：赵匡胤的军事改革，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他当皇帝以后，改革只进行了一半，那批五代时期的精锐部队，还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也就是所谓的“河北大兵”。这批部队，打南方的割据政权，完全没有压力，所以才能轻松灭掉后蜀、南唐。

具体来说，赵匡胤灭后蜀是在965年，灭南汉是在971年，灭南唐是在975年——这个时候，军事改革还没有彻底完成，军队的打法、训练、指挥，还都是五代时期的老一套，所以能打敢打、战斗力强。

而到了宋朝准备收复燕云十六州、攻打辽国的时候，赵匡胤的军事改革，已经彻底完成了——三衙、枢密院分权，更戍法全面推行，兵将分离彻底实现，部队的战斗力，也已经大幅下降了。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宋朝的军改，越改，军队对内就越安全，再也不用担心武将造反；但越改，军队的战斗力就越弱，越不善于野战。

到最后打辽朝的时候，部队就彻底不行了——军改100%完成以后，对内绝对安全，对外就是“菜鸡”，这就是宋朝军事的尴尬处境，说起来也真的让人无奈。

再聊聊税收——因为我觉得《太平年》有一个小遗憾：过度美化了吴越和宋朝，对南唐，有一点点妖魔化。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南唐对老百姓，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就税赋而言，中国历史上最重的，可能是明朝末年，其次是南宋，再其次是北宋；而南唐和吴越的税赋，都比宋朝轻得多，而且吴越的税赋，还比南唐重一些。

南唐后主李煜被俘遇害后，百姓不顾危险设坛纪念，可见其统治对百姓不算苛刻。吴越钱家“纳土归宋”，为统一和太平有功，但宋朝初年其税赋盘剥曾受批评，名声是后世逐渐变好的。

北宋税收以农业两税为主，附加税众多，数额约为正税两倍，普通农民税负达40%，十分沉重。南唐税负整体较轻，自身征收的税约20%-30%，后期因被北宋逼迫进贡，才将税负提至50%-60%。

南宋疆域小于北宋，但财政收入远超北宋，核心是对百姓重税盘剥，普通农民税负超50%，富裕产粮区甚至达70%-80%，致民力衰竭、经济濒临崩溃。

南宋虽驯服军队、获得文人支持，避免了内部动荡，但这都需百姓买单。“杯酒释兵权”后将领的富贵、文人的高待遇，均来自百姓赋税。宋朝农民起义规模颇大，岳飞早期军功多来自镇压农民起义，可见宋朝的“仁慈”，主要针对文官武将，而非百姓。

再说说吴越国的税赋：吴越的税赋，其实比南唐重，而且还有很多恶税，最典型的就是“曲一钱”和“卤须钱”——这两种税，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恶税，甚至被欧阳修直接批评过。

但税重归税重，这些钱交上去，起码保证了吴越地区的太平：吴越的重税，一方面和统治者大兴土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吴越的部队，以水军为主，造船的成本，比养陆军高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越需要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来获取中原王朝的承认，这也需要大量的金钱。

所以吴越的税赋并不轻，但钱家“纳土归宋”，促进了国家统一，保全了当地黎民百姓，免于战火，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吴越钱家，能够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高度赞赏的重要原因。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说点题外话：如果我们把宋、明、清、元、金、辽，放在一起，就老百姓的负担、税赋轻重来做一个排序，大致是这样的：宋最重，明其次，清再次，元其次，金再次之，辽最轻。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认知不一样，但这确实是历史事实。

辽朝的税赋，整体上是最轻的，它的农耕区缴纳的税，和宋朝根本没法比——当然，这也和辽朝通过“岁币”，从宋朝剥削财富有关。

辽朝的公田和官闲田，甚至长期免税，一般来说，都有十年左右的免税期；金和辽的税赋，大致上都是宋朝的1/10左右。

元朝基本上采取了分税制：北方，沿袭了金和辽的税制，税赋很轻；而南方，也就是原来宋朝统治的“南人区”，则延续了宋朝的重税——这也是元朝后期，南方农民起义频发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宋朝期间，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文人、爱国志士的宏大叙事——北宋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南宋要驱逐鞑虏、北上直捣黄龙，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因为宋朝的税赋太重，老百姓承担不起，所以从北宋开始，就有大批老百姓，向辽朝流亡；到了南宋的时候，很多汉人，宁愿留在金国统治的区域，也不愿意南下回到南宋——因为金国的税赋，比南宋轻得多。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讨论前朝得失，有臣子问他，为什么元朝失了天下，而明朝得了天下。很多儒生回答说，因为明朝是正统，遵循儒家伦理，而蒙元不懂儒家伦理，所以失了天下。

朱元璋却骂他们：“你们都在扯淡！”朱元璋说：“元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之以宽——收税收得太少，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多，像陈友谅这些人，造反的时候才有足够的钱招兵买马，这些钱，最后都变成了反对元朝的兵和刀。”

所以明朝的税赋，一点都不轻，甚至比很多朝代都重——这也是明朝后期，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的重要原因。

聊到这里，再回头看《太平年》，看宋朝，我们就能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宋朝不是“文弱窝囊”，它驯服了军队、建立了文治，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代价——重文抑武导致对外军事薄弱，重税盘剥让老百姓负担沉重。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看懂宋朝的功与过，才能真正看懂中华文明的演变，也才能真正理解，“太平”二字，背后承载着多少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