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一日本人为寻找烈士遗首提供线索，谁料此人正是当年刽子手

【1987年冬，东京近郊】“赵尚志的首级，其实一直在长春般若寺。”东城政雄低声说完，窗外的风铃碰撞出刺耳的响声。山崎枝子握着茶盏，指尖微颤——一句话，让她多年查访的空白瞬间被填满。

这条线索传到哈尔滨时，省里几个熟悉抗联史的干部反复确认：提供信息的人正是当年砍下赵尚志头颅的东城政雄。消息真假难辨，却容不得迟疑。调查组即刻动身，目标直指般若寺。这是赵尚志牺牲四十五年后，搜寻工作第三次重启。

时间往前推回到1942年2月。小兴安岭深处，积雪没膝。赵尚志带着四名战友避开敌哨，一路向北。他们并不知道，伪兴山警察署特务刘德山已潜伏多时。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给刘德山只下了一个指令——“引他现身”。伪装成山货客的刘德山谎称要贩松茸，频频接近抗联小队。赵尚志起初保持戒心，可部队里那位姓姜的青年拍胸保证“老刘不是坏人”，警惕被打散。

2月12日夜，菜园子破屋里油灯昏黄。刘德山突然扣动扳机，子弹擦着炭火味的空气钻进赵尚志腰部。赵尚志条件反射般举枪还击，两个脉搏搏动的人倒在同一片土炕。枪声引来埋伏的宪兵，赵尚志终被俘。八小时，毒打，威逼，沉默。拂晓前，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之后发生的事，直到战后才走出黑暗。那天夜里，尸体装上雪橇运往松江口。途中开始腐败，东城政雄命人停下，用钢锯锯下头颅，尸身被推入冰窟窿。对外他们谎称“途中遭袭遗失”，实际是想以头颅邀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苏军包围伪三江省警务厅，东城政雄、田井久二郎被捕，后押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的再教育制度对外人难以想象：认罪书、历史课、劳动改造——一茬又一茬。东城政雄初时嘴硬，三年后已放下胳膊站在课堂前朗读《中日甲午战争史》。1956年，他获特赦返回日本，却始终找不到正当职业。右翼团体视他为“叛徒”，他反倒把这段经历当镜子，四处演讲“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痛苦”。

而在中国，寻找赵尚志遗首的行动从未停歇。1945年10月，周保中向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帮我们找头颅”，苏军派五个支队挖遍旧仓库、地下金库，空手而回。1946年春，陈云再次下令搜寻，无奈解放战争形势紧迫，搜寻草草收场。新中国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两省每遇修路或扩建庙宇，必有考古人员随队盯防，可线索依旧断裂。

东城政雄为何改口？他的解释简单：“欠中国人民的，能补一点是一点。”他记得，1942年3月那几天，关东军打算把头颅焚化。长春般若寺住持炎虚赶到宪兵屯，说“杀生已悖佛法，望留其首，以警后人。”关东军司令对佛法多少存敬畏，便把竹箱送进寺里。后事如何，连东城也不知。

1987年3月，调查组抵达般若寺。老院墙斑驳，僧人寥落。档案缺失，存骨阁数次搬迁。调查组调阅僧籍、清点法器，日记本里一行褪色字迹跃入眼帘：“昭和十七年三月，收烈士首级一匣，待后世归家。”线索明确，却仍要破难题——“烈士首级”存放具体位置无人说得清。于是调查组把存骨阁地板一块块撬开，检查暗室、佛龛、经柜。工作持续到深秋，仍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04年寺院整修。一尊木质毗卢遮那佛像因白蚁蛀蚀需要搬离，工人拆开底座，露出一只铜缸。缸口封泥，盖上刻着“昭和十七·炎虚”。文物专家到场，开启缸盖的瞬间异味扑鼻。经DNA检测，与赵尚志后人血样比对符合率达99.6%。62年的寻找终于落定。

缸中除头骨，还有用油布包裹的小旗——红底黑字“东北抗联”。东城政雄得知消息，要求视频连线。他把头深深低下，久久不抬。有人问他感想，他只说一句：“晚了太久。”

今天回望这条时间线，几件要点格外醒目：一是东城政雄并非出于突发善心，而是多年良心拷问、战犯管理所思想改造的综合结果；二是日军内部对信仰的复杂态度，为般若寺保存遗首提供了偶然机会；三是国内多次大规模战争、政治变动导致档案多次断层，加大了搜索难度。

不得不说，赵尚志的牺牲让东北抗联折损了一位坚韧的指挥官，但对敌人而言，剿杀行动并未换来他们想要的安宁。抗联火种早已在密林和苏联远东重新蓄力，直到1945年汇成燎原之势。再看东城政雄的晚年，一边被右翼排挤，一边坚持讲述侵华罪行，多少显得孤立无援。可正是这种孤立，让历史的灰尘落在罪责清算与道德忏悔之间，呈现出复杂而刺目的纹理。

事到如今，长春般若寺供奉着那只铜缸，玻璃柜旁没有香火，也没有旅游解说，只有一块简朴铭牌：赵尚志烈士首级归葬处。铭牌下方的留言簿经常被写满，很多人只写两个字——“到此”。他们大多是五十岁左右的东北汉子，放下笔后站在门口，很少交谈。风一吹，院里千佛铜铃齐响，如同冬夜细雪落在松江冰面，安静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