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将国号命名为“大明”？其中有他的什么特殊用意

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得名自“小明王”政权，而“明王”的概念来自于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理想帝王。红巾军所谓“明王出世”的口号，就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

朱元璋为其新王朝命名为“大明”，就是宣誓实现“明王出世”的理想，将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因此朱元璋在其施政中必定有儒家倾向的表现。

朱元璋的施政有着强烈的儒家复古主义倾向。朱元璋的儒家复古主义倾向归咎于宋濂、刘基等浙东文士的影响。

朱元璋的思想不仅受到了宋濂等浙东文士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红巾军“明王出世”理想的影响。

当然，朱元璋的思想非常复杂，既有复古主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后人很难判断他的思想哪一部分受到浙东文士影响，哪一部分可能是受到“明王出世”思潮的影响。

在朱元璋制度设计中，理想的模式并不是声威远播的汉唐，而是更遥远的“三代”。朱元璋经常在诏勃提到“三代之治”，在现实的施政中，也是经常以“三代”为标榜，现仅举一例说明。

朱元璋登基后分封诸子，实行“诸王出镇”的制度。这是明代制度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这个制度，朱元璋也将其渊源追溯至“三代”中的周代。

朱元璋将分封诸子行为的合法性，上溯至周代。他认为即使是同样实行的分封的汉晋等朝代，也不足效仿。因此朱元璋将自己的分封制度在名义上归结于效法周代。

实际上，研究者已经发现，朱元璋的分封制度受到蒙古诸王制度的强烈影响，之中还含有汉代分封制度的成份。

这种名义上的效法三代和实际上多种成份混杂刚好可以印证前面所讲，朱元璋政策中复古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朱元璋政策如何实用，他总是打着回归“三代”的旗号。正如其晚年所自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

3朱元璋这种复古精神，和毛贵的屯田以及明玉珍按周制设计政权，其内在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能排除他的这些想法，受到红巾军“明王出世”思想影响的可能。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朱元璋对“三代之治”表现出兴趣，更早于结识刘基等人。而据《诚意伯行状》等史料载，刘基、宋濂等人是在至元十九年时才应邀赴建康觐见朱元璋。

《纪事录》所记朱元璋询问“三代之治”在至元十七年，则朱元璋对三代之事的兴趣，至少在至元十七年已经初见端倪。

此时朱元璋的思想不可能受到刘基等浙东学者的影响。朱元璋对“三代之事”的兴趣也许是受其他儒生的影响。但还有可能，他是受到小明王政权“明王出世”口号和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朱元璋对《尚书旅獒》关于明王部分的征引。关于明王为儒家理想君王的文献，最著名的是《尚书·旅獒》篇。

资料显示，朱元璋对《尚书·旅獒》篇相当熟悉，经常征引。

朱元璋的治国原则：明太祖早在洪武元年便揭示了自已的治国原则、目标和意义：“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

上述所引朱元璋之言，取自《明太祖宝训》，为洪武元年闰七月太祖与宋濂对话的一部分，这段话中的“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便是取自于《尚书·旅獒》。

朱元璋自述其治国原则和施政目标时，将《尚书·旅獒》中对明王的要求融入其中，说明他在潜意识中以儒家“明王”自居。

“不作无益，以害有益”这句《尚书》中对“明王”的要求，几乎成了朱元璋的人生标准，在其他场合，他也征引过该句。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在朱元璋日常言行中，也可见其自居为明王的记载。以下仅举一例。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

若其人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这段记载主要是朱元璋阐述其人才选拔的政策，其中他也自比为古代圣帝明王。

以上三点，只是朱元璋以“回复三代”为名义实施各项政策的例证，可以看出朱元璋确实有复古主义的倾向。

但这种倾向是否是继承自红巾军“明王出世”的理想，我们不法确知。朱元璋讳言龙凤事，避口不谈与龙凤政权的关系，因此我们无法从传世文献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但朱元璋复古主义的倾向，与元末明初的时代氛围是一致的。

观察当时各种反元势力建立政权的名号，也可以看出这些复古主义的倾向。南北红巾军均以宋为国号，宣誓他们复兴宋朝的目标。

而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杀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遂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

陈友谅政权之名，取自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汉王朝。²而在四川立国的明玉珍政权，国号为“大夏”，更将历史追溯至遥远的“三代”。

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则“僭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佑。”张士诚的国号，也是取自“三代”之中的周代。

综合各种反元政权的国号和关于朱元璋政权的记载，以及当时对“井田制”的讨论，我们发现复古似乎是当时起事者的共同追求。

朱元璋并非唯一执行这种政策的豪杰，也不是这些政策的首创者，他只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明实录》中明玉珍政权被记载为“废释老二教而专奉弥勒法”。

明玉珍在川蜀的施政与朱元璋称帝后的政策十分相似，均是废除了白莲、弥勒信仰，执行一整套具有儒家复古主义色彩的政策。明玉珍称帝早于朱元璋，且在川蜀一带颇得民心。

可能是为了突出朱元璋是唯一“天命所归”的明王，《明实录》窜改了历史事实，将明玉珍政权描述为信奉弥勒教的政权。

朱元璋将“弥勒下生”信仰污为“妖言”，自然明玉珍政权就不是正统政权，无法和朱元璋的儒家正统王朝相提并论。

在当时普遍复古思想的氛围下，朱元璋取国号“大明”，就是告诉普天下百姓，他的执政理想就是实现明王治下的“大同”与“小康”之世。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已有学者摆脱官方史乘的干扰，对元末的小明王政权进行客观的评价。

胡元非我族类，重以庚申不君，民不聊生。韩氏父子、君臣起义，号召天下，天下云合响应。群雄并争，不谋而同。

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跃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李文凤所称韩氏父子为汤、武者，即指他们是明王也。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