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上的碑

天山上的碑

胡军

我走过那条路。那路盘在天山上，像一条长蛇，时而钻进云雾里，时而挂在悬崖边。路是好的，柏油铺得平整，车子行在上面，竟不觉得是在三千米的高处行走。

那年端午，我们十个人，驾着两辆车，从库车出发，一路向北。先是丹霞地貌，红得发紫，紫得发黑，层层叠叠，仿佛天神用巨斧劈出来的。过了大峡谷，山势便陡起来，空气也凉了。大小龙池的水蓝得叫人心惊，倒映着四周的松树和远处的雪峰。池边有牧人的毡房，如今却成了旅店，专供游人歇脚。牧民们不再逐水草而居，反倒定居下来，做起生意，倒也红火。

车往上爬，引擎声愈来愈粗重，像是老牛喘气。铁力买提达坂处，海拔三千八百米，我们下车拍照。风很冷，刮在脸上如刀割。同行的女同事裹紧了围巾，还是不住地发抖。我站在崖边，望着脚下的万丈深渊，忽然想起这路是如何修成的。

十三年。一千三百公里。平均每三公里就躺着一个兵。他们最大的三十一岁，最小的才十六岁——十六岁，正是现在初中生背着书包上学的年纪。我想象着他们在风雪中打眼放炮，在悬崖上悬空作业，钢钎凿进冻土的声音和他们的青春一起，永远凝固在了天山之巅。他们的血渗进岩石，肉喂了鹰鹫，只剩名字刻在乔尔玛的那块石碑上。

车过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阔起来。开都河弯弯曲曲，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在夕阳下闪闪发光。远处有天鹅在飞，翅膀拍打着水面，发出清越的鸣叫。我们在蒙古包里过夜，炉火生起来，驱散了草原夜的寒气。躺下时，听见外面雨点打在毡布上，噼啪作响。朦胧中，我仿佛看见一群年轻的士兵，在风雪中扛着铁锹，他们的脸冻得通红，却还在笑。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走到草原深处。露水打湿了裤脚，远处传来牧人的吆喝声。我突然想起乔尔玛就在前方八十公里处，但行程已定，不能更改。这个遗憾像一根刺，轻轻扎在心上。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里面混着细碎的野花。这泥土里，或许就掺着当年筑路战士的血汗。我把它装进随身带的小药瓶里——既然不能亲自去祭奠，就让这捧土代替我，在书桌上陪伴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

翻越巩乃斯达坂时，雾很大。能见度不足十米，路两旁是两米多高的雪墙，车子像在隧道里行驶。下坡时，雾忽然散了，阳光照下来，满山的云杉翠绿欲滴。一只旱獭站在路中央，见车来了，才不慌不忙地钻进草丛。这场景多像人生，有时迷茫不见前路，转个弯却豁然开朗。可那些战士，永远停在了最浓的雾里。

那拉提的草原美得不像人间。绿毯般的草坡上，散落着牛羊和哈萨克人的毡房。我们遇到一只孤儿羊羔，见人就亲近，跟在后面咩咩叫。牧人说，它是喝牛奶长大的，以为人都是它的母亲。我突然鼻子一酸——那些牺牲的战士，不也是把祖国当作母亲，用生命守护着她的边疆？

回程时，经过一个急转弯，悬崖边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系着褪色的红布条。游客说，那是最初的筑路烈士纪念碑，后来才修建了乔尔玛的陵园。我执意下车，在石碑前站了许久。山风呼啸，像是那些年轻灵魂的絮语。我掏出随身带的矿泉水，轻轻浇在碑座上。水很快渗入干涸的泥土，就像他们短暂的生命，无声无息地融入了这片土地。

如今每有朋友要走独库公路，我总说：去看看那些兵吧，带瓶酒，点支烟，告诉他们，路很好，车很多，风景很美。他们听不见，但天山记得。而我书桌上的那瓶土，时常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仿佛在说：有些遗憾不必弥补，只要记得，便是最好的祭奠。

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站立的路。那些十六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最美好的年华，却让后来的我们，得以在天山之巅自由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