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两青年冒死密藏侵华日军屠城血证

罗瑾

罗瑾密作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册

最近上映的电影故事片《南京照相馆》，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恐怖日子里，不屈的南京民众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史事，感动了无数观众，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影片的故事与人物，依据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的主人公是南京两位青年人。

1938年1月底，在南京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小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感到十分震惊与激愤。

15岁的罗瑾冒死密藏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

罗瑾是满族镶红旗人，生于1923年，自幼在南京长大。1935年，年仅13岁的罗瑾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上海照相馆当学徒。1937年，罗瑾已基本掌握照相暗房冲洗技术及照相基础知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时，罗瑾随家人逃到西方侨民开设的难民区避难，暂居于宁海路32号三楼。他目睹日军在城里到处拆卸居民家的门窗烤火取暖，导致火灾四起，城东、城南烈焰腾空。一天，他与外祖父回家取物，所见大街小巷断垣残壁，瓦砾遍地，余火未熄。罗瑾还亲眼看到，日军闯进他所住的宁海路32号，将一个高中女生侮辱。罗瑾当时虽只有15岁，因其个子高大，其母怕他被日军抓走，曾托罗瑾干爹钱世鑫带他到红十字会帮助收尸，只不到半天时间，从鼓楼开始，转弯到中山路、华侨路口，不到五六百米的距离，收到的尸体就达半卡车之多。

1938年1月，罗瑾到刚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做小学徒，糊口度日。他幼小的心灵里积聚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因此，当他看到日军军官要求冲洗的多张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后，震惊之余，立即感到这些照片都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是以后指控日军暴行的证据，遂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加印了一套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密藏在照相馆暗房角落冲晒案板的下面。因为当时冲洗胶卷时，只能利用日光，有些相片由于曝光过度，只能作废；再者因罗瑾当时年少，就去掉一些日军强奸妇女的照片；最后，他只留存了20多张较清晰的2寸半相片。

为了保存这些照片，罗瑾用硬纸与白报纸，精心装订成一个巴掌大的小相片册，挑选出16张最典型的照片贴上去，并在小相片册的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南京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罗瑾当然知道，收藏这些日军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屠城血证控告日军的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同胞讨回公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小相片册保存了两年。

罗瑾逃亡后，屠城照片册由吴连凯继续密藏

1940年，罗瑾看到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招收初中以上文化、18至25岁的青年，为了谋生，就去报考。他考进了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电讯技术。

交通电讯集训队设在南京市中心的毗卢寺大殿内。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他千方百计收藏的那个小相片册，藏到自己宿舍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了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安全检查中，发现了一只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在紧急中，将这小相片册藏到毗卢寺后院厕所的一个墙洞内，用泥巴糊上洞口。也许由于风吹日晒，那个糊在墙洞上的泥巴很快开裂掉落了，罗瑾藏在墙洞内的小相片册也随之落到了地上的草丛中。

恰巧，小相片册被路过的罗瑾的同学吴连凯无意中发现了。吴连凯翻看着这小相片册，虽然不知道小相片册的来历，但他立即意识到小相片册的特殊重要意义和巨大的危险性，就将它转藏到毗卢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而罗瑾在发现小相片册本丢失后，不知实情，为防不测，就在家人的帮助下，匆忙逃离南京，流亡到福建省大田县，开了家店名为“上海”的小照相馆，艰难度日。他长期隐姓埋名，对在南京期间的经历，讳莫如深，从未对人说起。

吴连凯与罗瑾是同龄人，家住南京通济门附近的四条巷。日军攻占南京时，他全家10口人逃到难民区宁海路14号，目睹了日军大屠杀的暴行。1940年8月，18岁的他看到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后，为了谋生，就去报考，得以与罗瑾成为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吴连凯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洪宗炎，悄悄告诉吴连凯，罗瑾曾把照相册给他看过，因而吴连凯知道了照相册是突然间消失的罗瑾所保存的。

1941年秋，吴连凯学成毕业，被分配到南京通济门外汪伪警卫师五团当技佐。他在离开毗卢寺交通电讯集训队的那天，偷偷将照相册从佛像底座下取出，塞到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发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寺，骑上自行车，回到了家中。此后，他一直将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的相册，密藏在他的小皮箱里。有时夜深人静，他也会关好门窗，打开箱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翻看。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位青年人的心。

“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吴连凯为纪念抗战胜利，改名吴旋。1946年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审判日本战犯。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被正式任命为庭长。

1946年10月3日晚上，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从上海押解到南京紫金山下的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

谷寿夫在审判期间，百般狡辩，声称第六师团在南京只驻扎了约一个星期，并没有什么烧杀淫掠的事情发生。

南京市政府号召南京市民揭发谷寿夫部队大屠杀罪行的布告贴满全城。吴旋在南京街头，看到张贴的布告，立即回家，从皮箱底下取出那本收藏了5年的相册，小心翼翼地藏进怀里，送到位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说明来意，呈上相片册。他遵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写下了一张呈文：

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

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五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该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罗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

谨呈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附呈照片册一本照片十六张

吴旋 谨呈

当天，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作为急件，写成公文：

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至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附作物证之一部，至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

此致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十六张

秘书长：肖若虚

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市黄埔路“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由于这16张照片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作用，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其定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罪证”。一位在国防部工作的邻居高兴地跑来对吴旋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一号证据’出示，日本人看后，吓得脸都变白了！”1946年11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作《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在铁证面前，谷寿夫只得俯首认罪。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作出庄严的判决。那天，吴旋和许多人一起站在法庭的大门外，静静地从大喇叭中听着庭审的实况，最后，传来了石美瑜庭长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的声音：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顿时，整个法庭内外，欢声雷动，纵情欢呼。吴旋更是喜极而泣、泪水横流。

1990年夏天，罗瑾的一位旧友的儿子探望他，谈起《文汇报》刊登的文章，说当年南京有一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许多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这让罗瑾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

1993年9月，罗瑾从大田来到南京，给母亲扫墓。他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看到了那本他亲手制作、使自己逃亡40年的照片册（仿制品），并看到原照片册中有几幅日军的暴行照片，被放大陈列在展板上。经过询问，罗瑾方才得知，他的这本相册，当年是被他的同学吴连凯取走，辗转多处收藏，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罗瑾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来到南京，他与吴旋重会，当年两位年轻人，这时都已是垂暮之年。

罗瑾应毗卢寺住持传义法师的邀请，实地察看，确认现毗卢寺万福楼东厢房12米处，就是当年他藏照片册的厕所。

吴旋于1998年病逝于南京。罗瑾于2005年2月5日病逝于上海。罗瑾与吴旋这两位年轻人的壮举，正是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战的典型写照。

（经盛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