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恶人史明：叛党叛国不忠不义，为台独曾刺杀蒋介石

史明，他本名叫施朝晖，1918年生在台北士林一个富裕家庭。按理说，是个标准的“富二代”，但他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野”劲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没迷上花前月下，反而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成了个狂热的左翼青年。

你没听错，这位后来的“台独教父”，最早的政治信仰是共产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股热血冲上头，他觉得救国的希望在大陆，在中国共产党。于是，1942年，他揣着理想就奔赴了延安，后来还当上了中共的地下情报员，在敌后搞情报、策反，干得风生水起。

你看，这开局是不是很“正能量”？一个台湾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投身革命。但问题就出在这儿，他这“忠诚”，保质期太短了。

在共产党队伍里待了几年，史明发现，这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后来自己说，感觉受到了“差别待遇”，不被信任，而且他发现中共的最终目标是要“解放台湾”，这跟他心里那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小九九，根本就南辕北辙。

说白了，他所谓的革命理想，从头到尾都包裹着一层“台独”的私心。当个人野心和组织纪律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找了个机会，脚底抹油，溜了。

这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背叛”。他对得起当初领他进门的组织吗？对得起那些和他并肩作战过的同志吗？这笔账，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不忠不义的种子，从那时起，就深深埋下了。

逃离大陆后，史明回到了台湾。那时候的台湾，是国民党的地盘。按理说，他一个前共产党，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但他没有，他骨子里的“折腾”基因又开始作祟了。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同样不满，但这不满，并非出自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而是他那套“台湾民族主义”的邪火又烧起来了。

在他眼里，无论是日本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外来政权”。他要搞的，是“台湾人”自己的天下。于是，一个更大胆、更疯狂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型——武装刺杀蒋介石。

你听听，这事儿有多骇人听闻。1952年，他伙同几个思想偏激的年轻人，成立了所谓的“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在台北近郊的山区搞了个秘密基地，藏了枪支弹药，天天演练，就等着找机会对蒋介石下手。

他们计划在蒋介石上下班的路上，用机枪扫射他的座驾。这已经不是什么政治诉求了，这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行为。为了自己那个虚无缥缈的“台独”梦，不惜置社会安危于不顾，把暴力当成实现理想的唯一手段。这种行为，无论放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叛国”。

所幸，他们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特务机关提前察觉。史明嗅觉灵敏，再次成功逃脱，偷渡去了日本，开始了长达40年的流亡生涯。

到了日本，史明摇身一变，成了“理论大师”。为了养活自己，也为了给他的“台独”事业筹集资金，他在东京池袋开了家小有名气的中餐馆，叫“新珍味”。白天是炒菜颠勺的厨子，晚上就钻进阁楼，奋笔疾书，构建他的“台独”理论体系。

就是在这间油烟缭绕的小餐馆里，他写出了那本被“台独”分子奉为“圣经”的奇书——《台湾人四百年史》。

这本书，洋洋洒洒，看似引经据典，实则充满了主观臆断和历史虚无主义。他刻意割裂台湾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连接，将台湾400年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台湾人民反抗外来政权（包括明郑、清朝、国民党）的“斗争史”，其核心目的，就是要从根子上刨掉台湾人的“中国人”认同。

这本书的影响力，绝对不能小觑。几十年来，它像思想病毒一样，在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年轻人中传播，毒害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台湾年轻人，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开始对自己的国家认同产生动摇，才会被“台独”思想所蛊惑。

可以说，史明从一个“行动派”的刺客，转型成了一个“理论派”的“教父”。他的破坏力，比当年那几杆破枪，要大上千百倍。

1993年，潜逃海外40多年的史明，终于回到了台湾。此时的台湾，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他一回来，就被民进党和各种“独派”团体当成了“英雄”和“精神图腾”来朝拜。

他也没闲着，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精力旺盛地穿梭于各种“台独”活动现场。从“野草莓运动”到后来的“太阳花学运”，你总能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白发身影。他就像一面活着的旗帜，被那些年轻的“独派”分子高高举起。

他用自己的“传奇”经历，不断地给年轻人“灌迷魂汤”，告诉他们“台湾的未来要靠你们自己争取”。但这种“争取”，本质上是什么？是割裂历史、背叛民族、破坏两岸和平，是把台湾引向一条危险的绝路。

史明已经在2019年去世了，活了101岁。但人死了，他的“台独”幽灵却并没有消散。

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看看现在的台湾，再回头看史明这一生，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如今岛内某些政治势力，搞“去中国化”的小动作，在教科书上动手脚，不就是亦步亦趋地走在史明当年画好的那条路上吗？他们试图用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来取代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这背后的理论根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史明那本《台湾人四百年史》。

更可笑的是，史明一生都在追求所谓的“独立”，但他自己的人生，却充满了讽刺。他年轻时信奉共产主义，却背叛了共产党；他以“反抗国民党独裁”为名，行刺杀之实，手段与恐怖分子无异；他一生都在强调“台湾人”的身份，却在日本流亡了半辈子，拿着日本的“假护照”；他声称爱台湾，却用极端思想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边缘。

他的一生，是对“忠”与“义”二字最大的亵渎。对组织不忠，对国家不义。他所做的一切，看似是为了一种宏大的“理想”，实则是被个人偏执的欲望所驱动，最终沦为了一个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的悲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