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从殷墟挖出来的司母戊鼎，现在还稳稳当当地摆在河南博物院。这大家伙重832公斤，差不多1600斤，得好几个人才抬得动。鼎上刻的饕餮纹，每一道纹路都像在说：3600年前的商朝，早就把“文明”这俩字，狠狠砸进了青铜里。

但如果把时间的镜头拉远，扫过北纬30度上下的地球，当商王武丁在殷墟占卜“今夕是否有雨”时，两河流域的书吏正在泥板上记账，古埃及的法老正骑着战象远征，美洲的部落正把玉石雕成面具。这颗星球上，从来不是单一文明在独奏。

商朝：甲骨上的连续文字

商朝最狠的不是青铜器，是文字。

从郑州的商朝古城到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甲骨文一脉相承了200多年。字形、说法几乎没怎么变。这意味着什么？商王武丁让巫师问“妇好能不能打赢羌人”，写的字，和他孙子问“要不要祭祀老祖宗”的字，差不多一个样。这种文字系统的连续性，在3600年前的世界堪称独一份。

再看硬件，殷墟的宫殿区占地72万平方米，比同时期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核心区还大。铸铜作坊里，工匠们已经掌握了“范铸法”，能一次性浇铸出司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要知道，同一时期的古埃及，最复杂的青铜器也只是法老的权杖头。

但商朝也有短板。它的影响力基本圈在黄河中下游，不像古埃及或古巴比伦那样搞“帝国扩张”。商王更在意的，是用甲骨上的“天命”巩固部落联盟，而非把文字刻到更远的土地上。

两河流域：泥板上的法律

几乎在商汤灭夏的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正忙着一件更“现代”的事，编法典。

公元前1754年左右，汉谟拉比把282条法律刻在了一根2.25米高的玄武岩柱上。“如果医生用青铜刀给贵族做手术致其死亡，就要砍掉医生的手”，这种“同态复仇”的规定虽显粗暴，却比商朝靠占卜断案的方式，多了几分“制度感”。

两河流域的人似乎天生是“商业鬼才”。在尼普尔遗址出土的泥板上，距今3700年的商人们已经在记录“大麦借贷利息”“羊毛运输合同”。他们甚至发明了六十进制，至今我们还用它算时间和角度。

但这片土地的麻烦在于“不太平”。古巴比伦王国在汉谟拉比死后没多久就衰落了，紧接着是赫梯人、亚述人的轮番入侵。就像搭积木，刚搭出漂亮的城堡，就被人一脚踹塌，文明的连续性远不如商朝。

古埃及：尼罗河的大帝国

商朝人在祭祀祖先时，尼罗河畔的埃及新王国正处在“开挂”阶段。

公元前1479年，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派出船队，沿着红海去蓬特（今索马里）采购香料。这些船能载200吨货物，比商朝最大的独木舟先进得多。而她的继任者图特摩斯三世更猛，把埃及的版图推到了叙利亚，成为地跨亚非的大帝国。

古埃及的“黑科技”藏在细节里，他们用莎草纸记录政务，比甲骨文轻便易存；他们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历法，误差每年不超过两天；甚至给法老做木乃伊时，能精准取出内脏却不破坏躯体，这种解剖知识，商朝的巫师们怕是闻所未闻。

可这个帝国也有“软肋”。它太依赖尼罗河的“馈赠”，一旦河流改道或遭遇旱灾，整个国家就容易陷入混乱。而且，古埃及的文字“象形文字”，到了后期越来越像少数祭司的“密码”，不像甲骨文那样能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美洲：隔绝大陆的独特文明

当欧亚非大陆的文明打得火热时，美洲大陆正上演着“孤独的绽放”。

在中美洲的墨西哥湾沿岸，奥尔梅克人正竖起高达3米的巨石头像。这些头像用整块玄武岩雕成，眼窝深陷，嘴唇厚实，至今没人确定它们是首领还是神明。更绝的是，奥尔梅克人会把翡翠雕刻成面具，其工艺精度不输商朝的玉璋。

他们还发明了“零”的概念，比印度人早了1000多年。在拉文塔遗址，出土过刻着“点线符号”的石碑，专家破译后发现，这是一套记录天文周期的历法。当商朝人用甲骨占卜星象时，奥尔梅克人已经在计算金星的运行轨迹了。

只是这片大陆没有马，没有轮子，文明的扩散速度慢得惊人。奥尔梅克的玉石工艺再精，也传不到安第斯山脉；他们的历法再准，也影响不了旧大陆的农耕。

谁最发达？本就是道错题

有人说，商朝的青铜器最硬核，该算第一；有人抬杠，古埃及的帝国规模更大，更该称雄；还有人说，两河流域的法律和商业，才是现代文明的祖宗。

但文明从来不是“比大小”的游戏。

商朝强在“文化韧性”，甲骨文和宗法制度像根绳子，把分散的部落捆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才有了后来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两河流域胜在“制度创新”，法典、契约、货币，这些“文明软件”为后来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模板。古埃及赢在“工程奇迹”，从金字塔到运河，把“集体协作”玩到了极致。奥尔梅克则证明了，哪怕和旧大陆隔绝，人类照样能玩出璀璨的花活。

3600年前的地球，更像一场群星演唱会。商朝是其中最亮的星之一，但不是唯一。每个文明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燃烧，用青铜、泥板、石头、玉石，写下属于人类的共同史诗。

或许，这才是历史最有趣的地方，没有“最发达”，只有“各精彩”。就像司母戊鼎的饕餮纹，和奥尔梅克的巨石头像，隔着太平洋对望了三千年，谁也不用给谁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