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301 ：布里索与法国大革命君主立宪制阶段的崩溃

1、作为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与西耶斯的冲突首先体现在王权界定：西耶斯主张国王拥有法案悬置权（可延迟两届议会，共4年）与人事任命权，仅将财政权交予议会；布里索则坚持议会至上，反对国王有任何否决权，主张人事权归议会。分歧的核心是“君主立宪”中君主的实际地位，西耶斯的妥协态度渐失民心。

2、西耶斯与布里索在言论自由上的对立。巴士底狱事件后，出版审查崩溃，激进报纸辱骂王室、煽动暴力。西耶斯主张限制言论尺度：禁止辱骂王室与煽动暴力，认为这是维护宪政秩序的必要约束；布里索则坚持绝对言论自由，称“任何限制都是对革命精神的背叛”。这一分歧暴露西耶斯的精英视角与布里索的民粹倾向，也预示后续政治极化。

3、西耶斯与布里索在选举制度上的辩论。西耶斯的“积极公民”制度以财产为门槛，布里索则主张降低门槛，甚至提出“先给权利再启蒙”。西耶斯反驳：理性能力不足者参与选举会危及宪政，财产是“独立理性”的保障；布里索则援引卢梭“人民主权不可分割”，指责西耶斯的制度是“变相贵族制”。辩论实质是代议制与直接民主的冲突，西耶斯的保守性逐渐凸显。

4、1790年8月，制宪议会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士由民众选举产生并需向国家宣誓，西耶斯明确反对。他深知：此举将宗教与政治捆绑，会激怒信教民众与路易十六（虔诚天主教徒）。但革命激进氛围已无法遏制，法案通过后，大量教士拒绝宣誓，引发宗教分裂，西耶斯的影响力首次受挫，也加剧了国王对议会的不信任。

5、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化妆潜逃未遂，彻底暴露反革命立场，路易十六逃跑事件重创了西耶斯的宪政计划。西耶斯陷入困境：他曾寄望国王成为宪政君主，事件却证明王权与革命的根本冲突。尽管斐扬派宣称国王“被绑架”以维持立宪框架，但民众对君主制的信任崩塌，西耶斯的“君主立宪”构想首次遭遇致命打击。

6、西耶斯与斐扬派推动1791年宪法的颁布。国王逃跑后，右派聚集于斐扬派，支持西耶斯主导的宪法草案。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批准宪法，其核心是西耶斯的宪政设计：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议会立法、国王行政、法院司法）、保留国王悬置权。宪法试图平衡各方利益，却是西耶斯在激进压力下的妥协，其稳定性从一开始就存疑。

7、1791年宪法虽确立君主立宪，却存在隐患：公民权的财产限制激化底层不满；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划分模糊（如悬置权的边界）；未解决宗教分裂。这些缺陷源于西耶斯的精英视角：他高估了理性设计的效力，低估了民众情绪与传统惯性，其制度未能回应底层诉求，为后续崩溃埋下伏笔。

8、外部干预与西耶斯的外交困境。1791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路易十六大舅哥）发表声明支持法国王权。斐扬派（含西耶斯）主张外交解决，布里索则煽动战争，称“战争能团结人民、揭露国王反革命本质”。西耶斯反对战争，认为这会破坏宪政稳定，但他的声音被激进派淹没，法国逐步滑向战争边缘。

9、那么，路易十六是个什么态度呢？他也主战，因为在路易十六看来，战败可借外援帮自己镇压国内革命实现复辟，战胜自己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可以借机重拾威望。这样，1792年4月，反而是法国主动宣战了。战争爆发使君主立宪制陷入悖论：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潜在敌人，西耶斯的制度设计难以应对这一矛盾。

10、1792年8月10日，主张共和的丹东发动底层暴民，也就是所谓“无套裤汉”，一举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国王被囚。事件中，布里索利用混乱夺取权力，西耶斯的温和派彻底失势。起义标志群众暴力彻底主导革命，西耶斯倡导的“精英协商”模式破产。他曾试图以宪法约束权力，却未能阻止激进浪潮，君主立宪制在建立仅11个月后崩塌。

11、1792年9月，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西耶斯逐渐淡出政治核心。他的失败并非个人能力不足，而是时代局限：既想保留君主制以维持稳定，又要打破特权以实现平等，这种调和在革命激进化中难以存活。他的宪政构想虽超前，却未能解决“王权与民权”“精英与民众”的根本冲突。

12、西耶斯在教会改革中的决策失误。作为教士，西耶斯推动教会改革的初衷是打击特权与缓解财政危机，却因《教士公民组织法》引发严重后果：宗教分裂使民众对立，国王与议会的矛盾激化。这一失误暴露了他的局限性——过于依赖理性设计，忽视宗教在传统社会中的根基，也未能预判激进措施对宪政秩序的冲击。

13、西耶斯在君主立宪制阶段的历史遗产。西耶斯的贡献在于：以《第三等级是什么？》重塑国民认知，推动等级制度瓦解；主导制定1791年宪法，首次实践宪政框架；设计行政区划与选举制度，为现代法国政治体系奠基。其局限也深刻：过度依赖精英协商，忽视底层诉求；对王权妥协过度，未能防范反革命风险。他的经历揭示了温和革命在激进时代的脆弱性，也为后世宪政建设提供了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