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拨乱反正：1466 年的两大德政

（一）恢复代宗帝号：恩怨之外的政治智慧

1466 年，明宪宗朱见深做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 —— 恢复叔叔朱祁钰的代宗帝号。这一举动看似违背常理，毕竟朱祁钰曾在景泰三年（1452 年）废黜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储。但宪宗即位后，敏锐意识到代宗在位八年的历史功绩：北京保卫战中力排众议坚守京城，启用于谦等贤臣整顿吏治、改革军备，使明朝从 “土木之变” 的废墟中重建。恢复帝号不仅是对代宗历史地位的认可，更向朝野彰显了宪宗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格局。他下令为代宗重修陵寝，追谥 “恭仁康定景皇帝”，让这位曾被英宗污名化的帝王获得应有礼遇，迅速缓和了景泰、天顺两朝遗留的政治矛盾。

（二）平反于谦冤案：为帝国脊梁正名

同一年，宪宗为于谦冤案平反的诏书震动天下。这位在 “北京保卫战” 中力挽狂澜的兵部尚书，在 1457 年 “夺门之变” 后被以 “谋逆” 罪处决，家产被抄时仅有书籍旧物，连锦衣卫都为之落泪。宪宗深知，于谦之死是英宗受奸臣蛊惑的错误判决，不仅寒了忠臣之心，更让朝廷公信力受损。他采纳内阁首辅李贤的建议，正式下诏恢复于谦官职爵位，追谥 “肃愍”（后改 “忠肃”），并允许其后人袭爵。这一举措迅速笼络了文官集团，重塑了皇权的正义形象，民间对于谦的纪念活动如 “于祠祈梦” 也随之兴盛，成为宪宗初年 “仁明之君” 的标志性事件。

二、集权之痛：1477 年西厂的兴衰启示

（一）神秘案件催生特务机构

成化十三年（1477 年），京城接连出现 “妖狐夜出” 的诡异传闻，更有术士李子龙通过宦官勾结，私入大内窥视皇权。这起事件彻底触动了宪宗敏感的神经 —— 童年时被废太子的经历，让他对权力安全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求。当年正月，他果断设立西厂，由亲信宦官汪直担任提督，从锦衣卫中选拔精锐组建特务网络。西厂的职权远超东厂和锦衣卫，不仅能监察百官，更可跨省缉捕、私设公堂，成为皇帝直接掌控的 “超级耳目”。

（二）权力失控与民怨沸腾

汪直为迎合圣意，将西厂变成制造冤案的机器。短短数月间，浙江布政使刘福、太医院判蒋宗武等三品大员未经奏请便被抄家，民间百姓因一句 “妖言” 就可能被严刑逼供。大学士商辂痛陈 “西厂伺察太繁、刑狱太滥、人情惶惑”，兵部尚书项忠联名百臣上疏抗议。1477 年五月，宪宗被迫暂时撤销西厂，但仅隔一月，因无法忍受失去特务监控的不安，又借奸臣戴缙吹捧之机恢复西厂。此后五年，汪直的爪牙遍及全国，甚至干预地方军政，导致 “诸王府邸、边镇将吏，无敢与抗者”，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三）盛极而衰的必然宿命

西厂的疯狂最终引发皇权反噬。宪宗逐渐发现，汪直借特务权力结党营私，甚至插手军队调度（如总督团营），威胁到皇权核心。1482 年，汪直在与东厂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被调出京城，西厂随之解散。尽管明武宗时期短暂复设，但仅五年便因刘瑾倒台而彻底废除。西厂的昙花一现，暴露出明代特务政治的致命缺陷：当监察权脱离制度约束，成为个人集权的工具时，必然因过度扩张而走向崩溃。

三、功过之间：宪宗统治的历史镜鉴

宪宗在位 23 年，前期以 “仁厚” 形象开创 “成化新风”，恢复代宗帝号、平反于谦冤案，任用商辂、李贤等贤臣，实现了战后经济复苏；后期因设立西厂陷入 “特务依赖”，留下 “任用奸邪” 的争议。这种双面性恰是专制皇权的缩影：帝王的个人性格（如童年创伤导致的不安全感）与权力制衡的制度缺失，共同造就了功过交织的统治图景。西厂的废除启示后世：任何脱离监督的绝对权力，终将因违背民意而崩塌，正如《明史》所评 “厂卫之祸，始于成祖，极于宪宗”，其兴衰背后是皇权与官僚、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宪宗的统治轨迹，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埋下伏笔：特务政治的阴影始终萦绕，而平反冤狱、重视文治的传统也为 “弘治中兴” 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帝王的抉择不仅关乎个人名声，更牵系着帝国的命运走向，唯有在集权与制衡、威严与仁厚间找到平衡，才能成就长治久安的盛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