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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枪声响起，消息传开，全国1700多名知府知县面临选择，留下还是逃走？投靠还是抵抗？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谁留下了，谁走了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河南境内95%的知府知县选择留任，陕西只有6%，同样是大清官员，命运天壤之别。

湖北安陆知府桂荫听到消息后，在府衙后院上吊自杀，他是旗人，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旗籍知府知州无一例外，要么逃走，要么死亡，汉人官员的选择更多。

统计显示，府级官员留任率14%，县级官员分化明显：独立省份35.7%，未独立省份83.5%。

这个差距背后是政治逻辑。

陕西革命党早有准备，起义一爆发，各县同时行动。知县们来不及反应就被赶下台，四川也是如此，会党组织严密，旧官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河南不同，这里的起义主要由旧官僚主导，他们需要基层行政经验，愿意让原有知县继续工作，湖北也类似，革命党被动参与，旧官员有了缓冲时间。

地理位置同样重要。靠近北京的地区，知县们倾向于等待朝廷消息，远离京师的边疆地区，官员们更愿意就地转换门庭。

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电报往来频繁，收到"某省独立"消息的知府知县，往往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早得到消息的，有时间准备后路，晚知道的，只能仓皇应对。

摇身一变的政治高手

程德全是个聪明人。

江苏巡抚程德全听到武昌起义消息，立即召集幕僚商议，有人建议镇压，有人建议等待，程德全选择了第三条路。

他找来一根竹竿，挑起屋檐上的瓦片，对幕僚说："瓦片代表清朝，竹竿代表革命，我们要做竹竿，不做瓦片。"三天后，江苏宣布独立，程德全成为都督。

这种"政治转身"在民国初年很常见。

北洋政府统计显示，除司法、教育、内务三部外，其他部门旧官留任率超过80%。

徐世昌从军机大臣变成国务总理，赵尔巽从东三省总督变成参政院参政，他们的官场经验太宝贵，新政府舍不得。

徐世昌

地方层面的转换更加灵活。

武昌知府赵毓楠在起义当天被革命军包围，他没有抵抗，主动交出府衙印信，革命军领袖问他愿不愿意继续担任民政长，赵毓楠答应了。理由很简单：熟悉行政事务，能维持秩序。

江夏知县李曾麟的操作更加巧妙，他在起义前就暗中联系革命党人，提供情报支持，起义成功后，他顺理成章地保住了职位，只是头衔从"知县"变成"县知事"。

沈林一的故事最有代表性。

广西道台沈林一驻守梧州，起义军攻城时，他命令守军放下武器，自己走出衙门迎接。

起义军进城后，沈林一主持欢迎仪式，宣布梧州独立，新政府成立，他继续掌握实权，幕后操控各项决策。

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对政治风向极其敏感，他们深谙官场规则，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妥协。

张镇芳是另一个典型。直隶总督张镇芳在清朝灭亡后，继续担任河南都督，民国成立，他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后，他参与张勋复辟，每次政治变动，他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选择死亡的少数人

冯汝骙选择了自杀。

江西巡抚冯汝骙接到起义消息后，关闭府门，拒绝见客，他在书房里写下遗书："忠臣不事二主。"随后服毒自尽，这是汉官中为数不多的殉节案例。

冯汝骙

山西巡抚陆钟琦的结局更加悲惨。起义军攻入太原，陆钟琦组织抵抗，巷战持续三天，陆钟琦被乱枪打死，临死前他还在高喊"大清万岁"。

满官的处境更加危险。

闽浙总督松寿在福州被围困时，拒绝投降，他对部下说："我是皇上的奴才，只能死在这里。"起义军攻破总督府，松寿自刎而死。

福州将军朴寿也选择了殉节，起义军要求他交出军权，朴寿回答："军权是皇上给的，只能还给皇上。"第二天，朴寿在府邸后院上吊自杀。

松寿

端方的死最有争议性。

四川总督端方被革命军包围时，曾经下跪求饶，目击者记录，端方哭着说："我有老母妻儿，求饶命一条。"革命军还是处决了他，消息传到北京，清廷追谥端方为"忠悫"。

这种死后追谥带有明显的政治表演色彩，清廷需要忠臣典型，端方的死正好满足这个需要，实际情况是，端方生前对革命党的态度相当复杂，既有镇压，也有妥协。

端方

王国维的自杀同样充满争议。

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遗书中写道："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很多人认为这是为清朝殉节。

实际上，王国维的死因更加复杂，涉及个人情感和学术理念，溥仪后来追谥他为"忠悫"，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治解读。

王国维

殉节官员有个共同特征：年龄偏大，在清朝服务时间较长，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固化，很难适应政治变化。

相比之下，年轻官员的适应能力更强，转换成本更低。

寻找新出路的边缘群体

赖汝楫消失了一个月。

大冶知县赖汝楫在起义当天卷走县库银两，连夜逃离，一个月后，有人在汉口租界发现了他。

原来他一直躲在那里，观察政治形势，民国政府稳定后，赖汝骥主动联系新政府，表示愿意继续任职，最终他被任命为远安县知事。

这种"战略性撤退"在当时很常见。

陕甘总督长庚卸任后，回到老家养老，他把在西北积累的财富全部带走，在家乡购买田产，过起了地主生活，偶尔有旧部来访，长庚都会热情接待，保持影响力。

庆亲王奕劻的选择更加直接。他携带巨额资金逃到天津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每天打麻将，听戏，完全脱离政治。

有记者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奕匡回答："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爱新觉罗·奕劻

知县层面的分化更加明显。

有统计显示，民国初期县知事仍以科举出身为主，占比72.4%，新式学堂毕业生不足25%，这说明基层行政对传统官僚的依赖依然很强。

东阿县知事邢之襄是个例外。

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通法律和行政管理，民国成立后，邢之襄被委任为东阿县知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继任者是个秀才出身的传统文人，改革立即停滞。

这种新旧交替的反复在各地都有体现。

新式教育培养的官员数量有限，传统科举出身的官员仍然是行政主力，政治制度可以快速改变，人员结构的转换需要更长时间。

一些知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原湖南某县知县投身商业，利用在任时积累的人脉关系，经营茶叶生意，几年后成为当地首富，他说："做官有风险，经商更自由。"

另一位河北知县辞职后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他认为教育是国家根本，比做官更有意义。

这些边缘群体的选择反映了时代特征。

政治动荡期间，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增加，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转型，每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

清朝灭亡时的1700多名知府知县，最终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选择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转换样本。

这个样本显示，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的政治智慧、道德坚持和现实考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