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天家国难，丹心一片护文脉——抗战时期徐行可先生在武汉抢救保护古籍事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拼命战斗的结果，每一位抗战的国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卫着祖国——军人们用枪炮捍卫祖国的领土，而藏书家们用抢救古籍的方式保卫祖国的文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涌现出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古籍的藏书家，湖北武汉的徐行可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徐行可先生爱书，用毕生心血藏书，在抗战期间以性命护书，赢得了藏书家抗战的胜利，最后化私为公——将全部古籍、文物捐赠给国家，达到了藏书家的最高人生境界。

1. 藏书家徐行可

1.1 徐行可简介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号强誃，武昌人。早年留学日本，是现代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自名书斋为“箕志堂”“藏棱庵”“知论物斋”。曾执教于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曾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解放后，他将10万册古籍、7800件文物分别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

△徐行可先生

行可先生少年好学，酷爱典籍，博闻强记，立志做藏书家、学问家。他治学以经学为本，由小学入手，学以致用，考证经史，稔熟于目录学、版本学及金石之学。他藏书主要为读书与治学，不只追求稀贵，对于珍本、秘籍，见之即识，抄本、稿本，执手能辨真伪。为学严谨，不轻易立说，不泥古人亦不薄今人，兼采众家之长，力求实证。所作诗、文，部分刊于《制言》等杂志中，得章太炎、黄侃、高步瀛诸先生赞誉，称其古雅。“毕生精力尽瘁于读书买书，辛辛勤勤，无间寒暑，节衣缩食，乐此不疲”，一生正可谓“黄金散尽为收藏”^[1]。

徐氏藏书多为学人所用，凡有所需，行可先生都尽力相助，颇具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他与当时著名学者如章炳麟、黄侃、陈汉章、张元济、徐森玉、杨树达、柯逢时、余嘉锡、高步瀛、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沈祖荣、胡适、蔡尚思等，皆为挚友，学术交流频繁。

1.2 徐氏藏书特色

徐氏藏书全部捐赠于湖北省图书馆，“藏书箱数逾千，册十万。其中经部书籍为15000余册，史部为25000余册，子部为13000余册，集部为19000余册，丛部为21000余册，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今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大半为徐氏旧藏。”^[2]徐氏藏书注重实用，不拘一格，以有裨治学为主，版本不夸宋元，人不问古近。尤重经史考证、清人文集、文字、音韵、诂训、金石碑帖、地方文献等领域，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众多，形成了鲜明的藏书体系。

1.2.1 徐氏藏书的重点

一是经史考证。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清代朴学，足以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媲美，名家辈出，著作宏富。行可先生崇尚朴学，长于考证，在这种主、客条件的孕育和催生下，注重收藏经史考证方面的典籍便顺理成章。不唯于儒学经典和诸史考证之作广为搜访，于杂学杂说之作亦注意收藏，而尤以朴学大师们的著作网罗较全。

二是清人文集。据《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统计，湖北省图书馆馆藏其单刻本达到2436种，3613部，若加上丛书本，约4000种，其中属于徐氏捐赠者逾半。凡在学术、创作上具有一定影响的著述多已入藏。张舜徽教授所撰《清人文集别录》，绝大部分是据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本写成。

三是近代史料。“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先生一扫历来藏书家“厚古薄今”之痼习，热衷于近、现代史料的搜集，实为明智之举。湖北省图书馆在该领域的文献收藏达到研究级水平，对科研具有较强的支持能力，徐氏捐赠之书成为其重要的文献基础。

四是文字诂训。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清代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成为清代朴学中最具活力、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行可先生原本乐于从事文字考证，又与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季刚）为挚友，积极搜聚该领域书籍便自然而然。其所获之单刻本、抄稿本、批校本、丛书本或近千种。影响较大、颇具学术价值者，除顾景星《黄公说字》和黄侃批校本《尔雅正名评》之外，还有戴震手稿本《经雅》、英浩第七次手稿本《字雅》等。戴氏《经雅》，原存曲阜孔继涵家，光绪中散出后先归潍县高氏，复归武昌徐氏。英浩《字雅》有行可先生题识，述其得书原委。

△徐行可捐赠的宋拓本《麓山寺碑》

五是金石碑帖。徐氏既是藏书家，也是收藏家，所藏书画古器、金石碑版达7800余件。黄焯（曜先）教授多次说道：“徐家的古籍和文物是无价之宝。”徐氏碑帖大部分捐赠省博，少部分捐赠省图。行可先生对于金石碑版之源流、书画文物之真赝，无不精鉴，赏辨详析，故所藏金石、碑帖、书画之书亦蔚为大观。

六是地方文献。行可先生如同甘鹏云、刘文嘉、石荣嶂等有识之士一样，热心于搜聚湖北地方文献。既致力收集历代湖北籍人著述，亦注重历代记述湖北的典籍，上溯先秦，下迄民初，广泛搜罗，遇之必收。从编史修志中读者慕名踵至，点名要有徐行可先生印章的古籍，即可窥见一斑^[3]。

1.2.2 徐氏藏书文献价值

（1）具有系统性。其收藏重点是清人文集和清代学者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金石、目录与考订经史百家的著作，各部类皆形成系统。在全国古籍普查中被评定为研究级学科藏书。

（2）注重治学之用。如收藏的文字、音韵、训诂、清人文集等专藏系列，专为学者治学之用。特别是古籍中学界名家、批校、题跋等手稿，提要钩玄，见解精辟，笔墨简练，对于研究古籍内容、版本、流传等都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亦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最突出的古籍藏书特色。

（3）保存最完整。湖北省近代藏书家人数本不多，有的藏书家之藏书大多数寄居他省，少存湖北。湖北之诸藏书家中，藏书种类与册数则以武昌徐氏第一，并历经兵变仍完整留存湖北本土，成为湖北文献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4）捐赠规模，世所罕见。将个人私藏10万册古籍、7800件文物字画无偿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成为两馆的骨干性藏品，可谓功在千秋。其数量之巨，质量之高，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国家曾奖励行可先生2万元钱，但行可先生又购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631册，再次捐赠给国家。徐氏捐献私藏的义举，践行了藏书家“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之理念，不仅是捐出了价值连城的私产，更是造福了乡邦文化，彰显了对国家的大爱，体现了收藏家的最高人生境界^[4]。

另外，随这10万余古籍一并捐赠湖北省图书馆的还有徐行可先生所收藏的一批外文书籍。世多知徐氏好古籍，而不知其所收西籍亦复联床盈架。先生通英、日文字，于欧美文学巨子之书，大都有原文与不同注释本，且配之以中、日译文本。如《莎士比亚全集》与分册，《托尔斯泰全集》之原本与中、日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之原本与中、日译文本以及其他各国此类论著，其他外文历史、哲学、经济科学之大家名著约二万册。此中语言文字之工具书，英、日等各类字典、辞典亦不下二三百种。所收之外文书，大都能述其版本源流，此亦可见徐氏精力之旺，收藏之广，不囿于一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行可先生通晓英文、日文，所以对外文的文学、史哲著作亦广为收集，并研究其版本^[5]。如18世纪的文学作品，大都有原文本收藏；所藏的《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全集》，既有英美之“牛津版”“人人文库”“企鹅丛书”，也有日本之“岩波文库”等多种版本^[6]。

△徐行可捐赠的朱耷《荷花翠鸟图》

50年前，湖北省博物馆接受了该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捐赠——收藏大家徐行可先生的藏品。行可先生的捐赠，成为湖北省博物馆建馆之后的最大一批骨干捐藏，其中有书画、碑帖、印章、铜镜等计7800余件，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画艺术珍品。藏品中大宗是书画，绘画部分或巨幅、或扇面，或气势雄伟，或精巧典雅。书法作品总数多于绘画，以手卷册页居多。明清主要流派如吴门画派文徵明及其子文嘉、文彭、玄孙文点，江夏派吴伟，松江派董其昌，浙派蓝瑛，明末清初四大高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清初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鉴、王翚，金陵八家中的龚贤、高岑、胡慥等人的作品都有收藏，极大地丰富了湖北省博物馆藏^[7]。

2. 藏书家的抗战——誓与古籍共存亡

中国历朝历代古籍众多，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大家，这些藏书大家耗尽毕生心血所藏之书一旦遇到兵燹战乱，往往毁于一旦，正如一代大儒黄宗羲所言：“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8]徐行可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武汉沦陷的艰苦岁月里，能够将毕生藏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黄侃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说道：“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9]作为黄侃先生的挚友，行可先生对此完全赞同，同时也在抗日战争中千方百计地保护着古籍。

1937年7月7日， 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大部均在武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从1937年底到1938年秋，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这场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武汉沦陷后，日军趁机搜刮、烧毁典籍，同时还将大批珍贵典籍非法转运回日本本土，徐氏收藏的古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与灾难。

2.1 烽烟骤起，滞留武汉

藏书家的命运与藏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行可先生早年与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因古籍而相识，余嘉锡后引荐行可先生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他对徐行可赞誉有加—— “讲义一丝不苟，满纸新见与考证”^[10]。二人还因学术交流结成了儿女亲家，而余嘉锡儿媳——徐行可女儿后来也将余氏父子所藏古籍捐献给北京大学，这又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行可先生欲再度北上执教时，恰逢抗战爆发，无法成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所藏古籍。

2.2 深入虎穴，交涉斡旋

武汉沦陷时，行可先生的古籍分藏在两处，一处在武昌的府后街，另一处在汉口法租界华实里四号。而武昌府后街正处在日军控制的军事禁区内，行可先生十分清楚古籍处于敌占区的危险性，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抢走，只能想办法将古籍运到汉口法租界。但当时武昌与汉口已经隔绝，若无日军的通行证，是不可能运送任何物品到汉口去的。

为了拿到通行证，行可先生只能到日军司令部去交涉斡旋。只身涉险，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行可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并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深知日本人的心理。在日军司令部，日军不断盘问行可先生要运送何物去汉口，行可先生表现出了刚强的民族气节，与日军据理力争。日军见行可先生日语流利，义正词严，且又是文化名流，最后只得为行可先生办理通行证。

2.3 连夜清点，装箱运送

为赶在日军轰炸武昌之前将古籍运送至汉口，行可先生同家人及请来的工人一道，不分昼夜地清点古籍、登记、包装封面，然后分别装进事前定制的几百口大木箱中，再贴上封条，搬到雇来的车上，再随车夫一道运至武昌码头。在押车的过程中，行可先生还得应付关卡处盘查过客的日本巡逻兵，一路上险象环生。

2.4 风吹浪打，一帆渡江

因为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及市民西迁，所以武汉地区大部分船只都被征用，行可先生只觅得木质帆船一艘，为避免帆船进水打湿古籍，行可先生还特意将帆船重新修理一番。每一车古籍，徐行可先生都会亲自同工人一道搬运上船，并亲自坐在船头押运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武汉的上空时不时有日寇的飞机掠过，长江两岸炮火连绵，炸弹甚至直接扔向长江爆炸，而徐行可先生就坐在船头，任凭风浪击打帆船。他也许在感慨古籍命途多舛，文化典籍遭兵燹之祸，抑或希望国家早日富强，不再受侵略之难……但此时行可先生只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将古籍安全运往汉口！

在炮火纷飞的环境中，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行可先生几乎是用肩推背扛的原始方法将40000余册古籍安全运送至汉口租界。

△徐行可捐赠的《李思训碑》拓本

2.5 心意坚决，不惧轰炸

就在古籍运送至汉口不久，行可先生在武昌积玉桥一带的房子就被日军全部炸毁了。即使到了租界，古籍依然不安全。1944年，日军将战火进一步扩张至长江北岸，在法租界附近轰炸，炸弹爆炸点离藏书处仅仅二三十米，空袭警报早已拉响，家人纷纷劝行可先生暂时撤离，但他毫无惧意，因为他所有的藏书都在此处，再无可转移之处。这些古籍对他而言比生命更重要。行可先生在书楼中岿然不动，誓与古籍共存亡。

2.6 往返书店、片纸必争

1938年10月至1945年日寇投降时，汉口、武昌、汉阳都在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下。当时有人劝行可先生离开武汉，他不同意，他见日本人对三镇进行烧杀抢掠，十分痛心，日本人对武汉的文化典籍，随意烧毁抢夺，他忍无可忍。为了抢救这些文化典籍，他不仅不离开武汉，而且想方设法破除日本人对交通的阻碍，奔走在汉口堤街、武胜街、大智门铁路旁旧书店，偶见有保存价值的古籍，即从成捆的废纸中抽出带回，对扯去封面的古籍，也不忍舍弃，买回重新装订入藏。或因家有复本，或因手头不便， 即驰书转告书友，谓某处有某书，“乞来一救”^[11]。

2.7 《水经注疏》《题野鹤陆舫斋》《李温陵集》

徐行可先生在抗战期间抢救的古籍，每一本都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举三本古籍的例子。

一本是《水经注疏》。此书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法家和藏书家杨守敬先生及其门人熊会贞耗费毕生心血累积而成的学术巨著。徐行可先生与杨守敬是忘年之交，杨守敬因徐行可在版本目录学方面造诣而倍加推崇并题写了“守敬行可同好”，预言他将来定有大出息。

杨守敬未完成《水经注疏》并辞世，他的门人熊会贞在徐行可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历经10年，最终完成这部书稿。

熊会贞作为一介寒士，在接手修改《水经注疏》时，他的主要资料来源都是徐行可，除了徐行可在家能找到的资料，其他都需徐行可向各处寻找搜索。据徐行可儿子徐孝宓（曾任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说：“父亲为了帮助熊会贞，特地请人从北京抄回《水经注》宋残本，王国维校本、项刻本、朱谋玮校本，还有嘉靖年间胡刻《水经注》《山海经》合刻本，朱本上有几家批。有时候熊会贞未来家，我父亲就叫抄书的师傅给熊先生送去。”胡适在70年代台湾出版的《水经注疏》前言中指出熊会贞研究《水经注疏》超过他的师父杨守敬。同时他还在《水经注研究史料》文中也指出：“熊会贞晚年始知整理《水经注》必须收集《水经注》的古写本古刻本来做校勘，这是他的老师杨守敬没有教他的校勘方法。指示他的人是他的朋友徐恕。”因此熊会贞在其流传到台湾的稿本《水经注疏》中题识曰：“友人徐恕行可，博学多文，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笈，必持送以供考证，益我良多，永矢弗谖。”

△湖北省图书馆“徐行可纪念图书馆”

抗战期间，日方多次强索此书，均被行可先生拒绝，使得此书手抄本得以保存至今，并出版问世。

原中科院图书馆馆长贺昌群在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中云：“现在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是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所得的。徐氏说，抗战期间，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于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12]

一本是明王铎书《题野鹤陆舫斋》。此书流转多人，徐行可最后收于家，弥足珍贵。抗战中期，日军驻武汉特务部长柴山四郎，听说徐行可藏书中有王铎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迫切地要求购买。在敌人的强索面前，行可先生岂能如敌人之愿，中华文化瑰宝，岂可随便转手于敌人！因此坚不肯售，并以高额价格拒之，敌人认为价格太不合算，只好作罢。

一本是明李贽《李温陵集》。当时，有位读书人叫刘昌润，曾在旧书摊上偶得《李温陵集》的前半部分。不久行可先生在汉口某处废书店中偶然获得《李温陵集》的后半部分，当他得知刘昌润处有此书的前半部分时，无比欣喜，便多方托人转告刘昌润，希望能将此书前半部分转让。刘昌润见行可先生爱护古籍心切，心生敬佩， 当即亲往赠送，全书得以璧合。

2.8 受人诬陷，痛心疾首

除了饱受轰炸之苦，行可先生还因他人觊觎古籍而受诬陷被捕。据闵孝吉先生回忆：“余既至重庆，闻其以汉奸嫌疑，被逮捕，为之愕然。即驰书友人问状，旋知为事起于某巨公，欲索其所藏书之某种，渠不应，以其通日语也，又尝与日人之嗜汉学者往还，遂借事以陷之，书既出，徐君乃返华实里。豪夺巧取，至不惜以人之生命为机括，毒辣哉。”^[13]除了要与日寇作斗争之外，徐行可先生还得与内部的小人周旋，而国人的讹诈似比日寇的轰炸更让行可先生感到痛心，还进一步增加了保护古籍的难度。

2.9 拒任伪职，峥嵘风骨

因为徐行可先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所以日军试图让行可先生在武汉担任伪职，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严词拒绝。而日军并未就此作罢，他们将行可先生押至审讯室，威逼利诱，行可先生手持拐杖，上指天，下指地，说：“桥归桥，路归路。我与你们不是同路人，要我与你们合作是不可能的。”^[14]行可先生最终拒任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

2.10 艰难维持，独特发展

徐行可先生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做藏书家、做大学问家，一切声色货利悉谢不顾，日汲汲于古籍的搜集。他精于目录、版本、校勘、录略之学，收藏以有裨治学为主，版本不夸宋元，人不问古近，一扫向来藏书家的陋习。行可先生特别重视经史考证、清人文集、近代史料、文字诂训、金石碑帖等方面古籍的收藏，积累了众多的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发展出具有系统性、注重治学之用的藏书特点。即是在古籍辗转搬迁中，行可先生始终坚持这种藏书为学、藏书为用的藏书理念，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行可先生友人，近代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行可云：“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椠漫云云。自标一帜黄汪外，天下英雄独使君。”^[15]

3. 后之人，其鉴我

3.1 来之不易的胜利

抗战终于胜利了，行可先生的抢救、保护古籍的“抗战”也胜利了，这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对于国人来讲，抗战胜利意味着民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不用做亡国奴了，对于行可先生来讲，抗战胜利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火种延续下来，他毕生的心血也得以保存。

著名学者马一浮见行可先生与藏书均安然无恙，十分喜悦，特意为行可先生书写“徐氏贞胜书宬”的条幅——徐行可守正执一，始终坚守书楼，这正是对行可先生抗战期间抢救、保护古籍的绝好总结。行可先生还将“贞胜书宬”作为藏书楼的名称，认为它既志其绝处逢生情况，又显示其爱国赤忱不二。

马一浮先生后来还为行可先生书写了“中国之人世守之”的条幅，这是对“徐氏贞胜书宬”的升华，马一浮认为徐氏藏书不仅要徐行可守护，更需要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守护。

3.2 后之人，其鉴我

1958年徐行可先生请马一浮先生题写了“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的条幅。此时距行可先生辞世不足一年，“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是行可先生晚年回忆自己历经清末、民国、抗战等几个时期爱书、藏书、护书、用书、献书艰辛历程的心路写照，“得此书，费辛苦”，从查找、寻访、鉴定到重金购买、精心研究、细心保护、辗转迁徙，其中几多辛酸苦楚，维行可先生本人方能体会。“后之人，其鉴我”，行可先生希望自己“愿孤传种子化作千万身、惠及天下学人”的理想能够实现，希望后人能体会到古籍的来之不易，实乃一代藏书家的良苦用心。

就徐行可先生的财富而言，他完全可以远走武汉到重庆，甚至到海外避祸，但是徐行可先生没有离开武汉，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徐行可先生以自己峥嵘的民族气节，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以一个藏书家对古籍的挚爱，以一个文献学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选择了义无反顾地保护古籍、抢救古籍，选择了与日寇周旋，选择了以性命与古籍共存亡，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终他的“抗战”胜利了，他保全了古籍，保全了文化火种。

“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16]，徐行可先生的爱国行为，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国衰藏于家，国盛藏于国”，徐氏古籍最终“完璧” 归于国家，为湖北文献史，乃至中国文献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藏为书，书为守，守为道

4.1 徐氏藏书古为今用

半个世纪以来，徐氏古籍在湖北省图书馆日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国内知名学者争相查阅有增无减。

著名学者黄焯整理黄侃遗稿，成书《黄侃论学亲著续编》《尔雅音训》《文选评点》等，其撰《诗说》《经典释文汇校》等书，无不参阅徐氏藏书。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也得益于徐氏藏书。著名作家姚雪垠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省京剧院排演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也大量参考了徐行可所藏史籍。

△明刻本《黄鹤楼集》

世纪之交，我国编辑出版继明《永乐大典》之后的最大类书《中华大典》，其中《明清文学分典》和《语言文字典》由我省编纂，徐行可所捐藏书成为重要的文献宝库。湖北省修复一代名楼黄鹤楼时，徐行可收藏的海内仅存明万历刻本《黄鹤楼集》，为黄鹤楼修复设计和建设人员提供了重要参考，黄鹤楼为此陈列该书影印本。《黄鹤楼集》尽收历史上有关该楼诗文，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言：“此集与斯楼两相辉映，共为江山生色。”^[17]在编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和《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系列文献中，由省图书馆提供的270种影印底本中，徐行可藏书占到一半以上。湖北省委省政府正启动大型文化重点工程——《荆楚文库》的出版工作，湖北省图书馆亦拟建徐行可纪念图书馆，徐氏藏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4.2 徐氏三代百年文化传承

徐行可在抗战时期奋不顾身抢救古籍，解放后将50多年收藏的珍贵古籍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同时徐行可儿子徐孝宓、徐行可孙女徐力文几代人都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并先后担任省图书馆副馆长。徐氏三代演绎了书墨遗香，百年文化传承的佳话，是藏书家精神的延续与发展。从徐行可抗战时期抢救古籍到徐氏三代文化传承，再到徐氏藏书古为今用，充分体现了“藏为书，书为守，守为道”的藏书精神，“藏”中延续着的是千年的历史文脉，“道”中彰显的是深层的民族精神内涵。

历史记录了他们的功绩，时间见证了他们的真诚与可贵。流失的岁月日益彰显了他们当时义举的时代意义，以及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正是这种一脉相承，息息相通，传承着民族优秀的文化，留给我们后代的是含意隽永，催人奋发的巨大精神财富。在这横贯历史的浩瀚书海中，体现着他们人生的价值：坚守于真诚的奉献，展现的是永恒不变的生命之美。

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已过去，然而留下的是那难以磨灭的永恒记忆……

（原文发表于《图书情报论坛》2015年第5期）

注释

[1] 万献初.庋藏十万——化私为公惠学林，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J].图书情报论坛，2010（1）：5.

[2] 杜建国.不为一家之蓄 俟诸三代之英——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集[C].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145.

[3] 阳海清.自标一帜黄汪外，天下英雄独使君——纪念徐行可先生向湖北省图书馆捐赠古籍50周年[J].图书情报论坛，2012（2）：68.

[4] 徐力文.追忆与思念[J].图书馆论坛，2010（2）：176.

[5]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J].武汉：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第56辑）：l8.

[6] 徐力田.徐氏收藏记事[J].图书情报论坛，2006（4）：70.

[7] 杜建国.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集[C].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1）：127.

[8]（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0-402.

[9]黄侃，刘师培著；吴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

[10] 据徐行可先生哲嗣徐孝寔口述。

[11] 陈松等主编；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编.江汉采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08.

[12] 杨守敬.水经注疏·前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3] 李玉安.高风亮节藏家风范，芸编飘香后世景仰——著名藏书家徐恕逝世50周年纪念[J].图书情报论坛，2012（6）：48.

[14] 据徐行可先生哲嗣徐孝寔口述。

[15]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29-130.

[16] 据徐行可先生印章。

[17]（明）孙承荣等纂集.黄鹤楼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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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力文，女，湖北武昌人，研究馆员，曾任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先后参与四项国家级项目、五项省部级项目，参编和担任副主编近20种专业书籍，执笔撰写60余篇论文。参与项目获国家五部委国家优秀科技信息二等奖、“湖北省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研究”获湖北省政府调研成果奖。从事图书馆工作38年，先后六次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并主持湖北省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获得“优秀中青年学术标兵”、“省文化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多次被中国图书馆学会、省图书馆学会授予“优秀学会工作者”、省社科联“优秀社团工作者”；2014年被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战线先进工作者”；2017年被评为“全国社科联优秀社会组织工作者”；2019年被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首届“湖北最美社科人”称号。其祖父为民国大藏书家徐行可先生，先后向中科院武汉分院、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捐赠藏书约10万册、文物7700余件；其父亲徐孝宓先生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也曾担任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其母亲陈小平女士1948武昌文华图专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由省教育厅分配到省图书馆工作的干部。徐氏一家三代都与湖北省图书馆结下了不解情缘。

柳巍，李露，均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湖北省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柴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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