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红女星阮玉玲：渣男收割机，25岁被逼自杀，30万人送葬

1935年3月14日，上海新闸路沁园村挤满了人。送葬的队伍绵延三里，30万民众站在街头，有人哭到昏厥，有人举着遗像沉默不语。

队伍最前方，十二名电影界名导抬着棺木，金焰、孙瑜、费穆、蔡楚生等人面色凝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

棺中躺着的是25岁的阮玲玉，中国默片时代的“无冕皇后”。她的死，让整个上海滩陷入悲痛，也让“人言可畏”四个字成了时代的一声叹息。

从“佣人之女”到银幕女神。

1910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父亲阮用荣是亚细亚油栈的苦力，每日扛着铁皮桶装卸火油，母亲何阿英是广东佛山逃荒来的农妇。

6岁那年，父亲肺痨咳血死在码头，工头扔给母女两块银元：“抬走，别脏了地方。”

母亲带着她到虹口张家当佣人。张家是富商，四层洋楼里住着老爷、太太和四个少爷。佣人住在后院的铁皮屋，冬天漏风，夏天闷热。阮玲玉每天蹲在灶台边帮母亲烧火，太太们打麻将时，她躲在门后偷看她们的新式旗袍和高跟鞋。

“读书是她唯一的活路！”

母亲识字不多，但坚持求张家老爷让女儿读书。老爷甩下一句：“佣人的女儿还想上学？不如早点嫁人。”母亲跪了一夜，最终以“每月扣一半工钱”为条件，将8岁的阮玲玉送进崇德女校。校长见她聪慧，替她取名“阮玉英”。

在学校，她永远是穿补丁衣服的“佣人女儿”。富家女同学吃奶油蛋糕，她躲在操场啃冷馒头；周末集体郊游，她谎称“家里有事”，实则回张家刷马桶。唯一让她挺直腰杆的是成绩单——国文和美术永远排第一。

在她15岁那年，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对她一见倾心，用甜言蜜语和零花钱攻破了她的防线。

张达民送她进口巧克力、法国香水，带她去“大世界”跳舞。当阮玲玉第一次穿上玻璃丝袜和高跟鞋，他说：“你比那些电影明星还漂亮。”

母亲察觉不对劲，劝她：“少爷和佣人不会有结果。”但她已经陷进去——16岁生日那天，张达民带她到鸿庆坊租房同居。

新鲜感只维持了三个月。张达民不去大学报到，整天泡在赌场。某天阮玲玉发现抽屉里的生活费被偷光，他满不在乎：“你去找我大哥要钱啊，他不是在海关当官吗？”

她挺着孕肚去张家讨钱，被太太用扫帚赶出来：“勾引少爷的贱货！”孩子流产当夜，张达民在赌场输掉200大洋。

面对张达民沉迷赌博，挥霍无度，阮玲玉不得不打工养家。直到1926年，一则《挂名夫妻》的演员招聘广告，将她推向了电影圈。

她并非天生演员。第一次试镜时，导演卜万苍评价她“木讷”，但最终被她的倔强打动。

默片时代没有配音，所有情绪靠表情传递。拍《故都春梦》时，她演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妓女，连续三天不吃不睡。拍到撞墙自杀的镜头时，她真的撞到头破血流。场务吓得要送医院，她捂着伤口说：“这样才真实。”

1930年，《野草闲花》让她红遍上海。电影里，她抱着冻死的婴儿在雪地哭嚎，观众席一片抽泣声。联华公司老板罗明佑当场加薪三倍：“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阮玲玉！”

在此十年间，她拍了29部电影，从《野草闲花》到《神女》，从妓女到知识分子，她演尽了底层女性的悲苦。导演孙瑜说：“她的表演比导演想象的更高明。”

阮玉玲的日子表面上看来是越来越好了，实际上她已经步入深渊了，她遇到了两个渣男。

张达民是阮玲玉的初恋，也是她的噩梦。他毫无生存能力，靠勒索阮玲玉的钱财度日。阮玲玉成为明星后，他变本加厉，威胁要曝光两人同居的隐私：“你要出丑很容易！”为了息事宁人，阮玲玉每月给他100元，甚至托人给他谋了月薪120大洋的职位。但张达民很快因赌博被开除，转而敲诈唐季珊，最终将阮玲玉告上法庭。

1933年，她在联华酒会上遇见唐季珊。这个东南亚茶叶富商送她的第一件礼物，是托人从巴黎定制的貂皮大衣。他说：“张达民配不上你，我能给你一个家。”她搬进他在沁园村买的三层小楼，却不知唐季珊早有家室以及这栋楼是他包养舞女梁赛珍的地方。

阮玲玉发现真相后，唐季珊对她拳脚相加，还嘲讽到：“你不过是个戏子，真当自己是唐太太？”。

更致命的是，张达民与唐季珊的官司将阮玲玉的隐私曝光，小报称她为“荡妇”，唐季珊还逼她登报声明“经济独立”，彻底撇清关系。

1935年3月，阮玲玉的人生崩塌了。

张达民控告她“窃取财物”，唐季珊反诉张达民“诽谤”，两人的官司让阮玲玉成了小报的“头条素材”。

与此同时，《新女性》因揭露记者丑态遭行业抵制，阮玲玉被污名化为“伤风败俗”的代言人。3月8日凌晨，她吞下三瓶安眠药，留下两封遗书。

唐季珊发现后，为掩盖丑闻，将她辗转送往偏僻的日本诊所，延误救治。次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停止呼吸。

阮玲玉的死震动全国。葬礼当天，30万人涌上街头，7名影迷追随自杀，遗书写着：“阮玲玉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而害她的男人们，结局同样唏嘘。

张达民：36岁因肺炎病死香港街头，死时身无分文。

唐季珊：生意破产，被妻子抛弃，晚年摆地摊卖茶叶，病死台湾。

蔡楚生：余生背负愧疚，称阮玲玉的死是“封建残余的牺牲”（拍摄《新女性》时，导演蔡楚生成了阮玲玉最后的希望。她哀求他带自己离开上海，蔡楚生却因已有家室而沉默。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

阮玲玉总说：“我多么想成为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她饰演的角色，多是挣扎于压迫下的女性，而她自己的一生，竟与角色重叠。

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写道：“对更弱者，舆论仍是强者。” 她的死，真是证明了那句话——人言可畏。

2025年，阮玲玉逝世9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了她的九部遗作。银幕上的她依然在笑，在哭，在挣扎。

那些角色提醒世人：她不仅是“人言可畏”的符号，更是一个用生命对抗时代的女人。

参考资料

[1] 石川. 复活的神女：阮玲玉的银幕人生

[2] 郑君里. 阮玲玉表演艺术研究[M].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3] 沈寂. 阮玲玉真实遗书考辨[J]. 新民晚报, 2001

[4] 柯灵. 阮玲玉与蔡楚生：未言说的情愫[C]. 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大会,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