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中的崇州：江原风貌与“蜀中之蜀”的历史渊源

一、引言：《华阳国志》与崇州的历史渊源

《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永和四年至十年（约348—354年），由蜀郡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人常璩所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体例最完备的地方志之一，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系统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时期西南地区（涵盖今川、渝、云、贵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与风俗，被学界誉为“方志之祖”、“巴蜀良史”。

常璩本人即出身于崇州（古江原）的世家大族，晚年归葬故里。因此，《华阳国志》不仅是一部西南地区的“百科全书”，更是崇州最权威、最系统的古代“自画像”，为后世研究崇州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依据。

二、江原县：《华阳国志》中的崇州核心记载

在《华阳国志》中，崇州的核心对应区域为“江原县”，其记载主要集中在《蜀志》部分。

1. 地理方位与行政归属。《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

这段记载清晰地勾勒出江原县（崇州）的地理坐标：

* 行政关系：隶属于蜀郡，位于郡城成都以西。

* 地理特征：地处文井江畔，是成都平原西缘的重要节点。

* 空间距离：“去郡一百二十里”，与今天崇州到成都的空间关系基本吻合，印证了其作为成都“西部门户”的历史地位。

2. 自然与农业环境。《华阳国志》对江原自然条件的描述，奠定了其“天府粮仓”的基调：“小亭，有好稻田。”“小亭”即今崇州市隆兴镇一带。这条记载不仅点明了此地优质稻田的存在，更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崇州已具备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交通与商贸地位。书中还揭示了崇州在古代交通网络中的枢纽作用：“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这几条记载串联起崇州的经济与交通地位：

* 物产丰富：“安汉上下、朱邑”一带盛产优质麻布“黄润细布”，并使用“羌筒”（可能指竹制或木制容器）进行包装运输，说明此地已是面向域外的重要纺织品产地和集散地。

* 商贸通道：“常堤三十里”是文井江上的重要堤坝与道路，而“天马祠”的存在，则反映了此地作为物资集散和驮运要道的繁忙景象，商旅往来频繁，需祈求“天马”庇佑。

4. 名胜古迹。《华阳国志》还记载了当时崇州境内的著名景观：“有青城山，称江祠。”这表明，在东晋时期，如今闻名遐迩的青城山（世界文化遗产）在行政上隶属于江原县，被称为“江祠”。这一记载对理解青城山早期开发史及崇州与青城山的文化渊源具有关键价值。

三、古蜀文明中心：《华阳国志》中的崇州历史地位

《华阳国志》不仅记载了东晋时期的江原，更将视野回溯至古蜀国早期，揭示了崇州在古蜀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1. 杜宇时代的“蜀国故都”。《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古蜀王杜宇（望帝）的事迹：“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结合其他文献可知，杜宇在“移治郫邑”之前，其早期都城位于“江原”一带。考古发现的双河古城、紫竹古城等史前城址，印证了崇州在古蜀国早期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被誉为“长江上游农业发祥地”。

2. “农耕女神”朱利与“爱情之城”。《华阳国志》虽未直接记载“朱利”，但《水经注》等文献引用其说，形成了“杜宇娶江原女子朱利，教民务农”的叙事。这一传说将崇州塑造为古蜀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并赋予了其“爱情之城”的浪漫意象，成为今天崇州文旅的重要文化符号。

3. 大禹治水与“崇”地渊源。后世文献常将大禹治水与崇州相联系，认为大禹之父鲧的封地“崇”就在今崇州一带。尽管此说在《华阳国志》中无直接文字，但它反映了崇州在古蜀文明叙事中的特殊地位，被视为连接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的关键区域。

四、风俗物产：《华阳国志》中的崇州生活图景

《华阳国志》对蜀地整体风俗的记载，同样适用于作为蜀郡西陲的崇州，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当地人的生活图景。

1. “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传统。“（蜀人）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这一经典描述揭示了蜀地（含崇州）独特的饮食文化基因：

尚滋味：追求菜肴的复合味道与口感层次。

好辛香：偏好花椒、姜、茱萸等香辛料。

这被认为是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文化源头，崇州至今仍是川菜调味品的重要产区。

2. 物阜民丰的经济基础。《华阳国志》对蜀地“天府之国”的描述，同样反映了崇州的富庶：“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崇州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这一宏大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酿酒、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五、常璩与《华阳国志》：崇州的文化名片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与崇州的关系，赋予了这部典籍更深层的意义。

* 作者身份：常璩（约291—361年），字道将，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出生于蜀郡江原（今崇州）的世家大族。

* 著书动机：常璩亲历战乱，深感巴蜀历史不被中原正史重视，遂立志修史，以“补正史之阙”，彰显巴蜀文化。

* 历史影响：《华阳国志》被后世正史广泛引用，梁启超称其为“方志之祖”，是研究西南地区的“第一手资料”。

常璩以故乡江原为基点，将崇州写入了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如今，崇州通过建设常璩广场、华阳国志馆等方式，传承和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六、古今对照：《华阳国志》记载的当代印证

将《华阳国志》的记载与今天的崇州相对照，可以发现诸多惊人的延续性。

* 地理格局的延续：书中“江原县，郡西，滨文井江”的描述，与今天崇州作为成都西部重要区（市）的地理格局一脉相承。文井江依然是崇州的母亲河。

* 农业地位的延续：“小亭有好稻田”的记载，印证了崇州延续千年的“天府粮仓”地位。如今，崇州仍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优质粮油产区。

* 物产商贸的延续：“黄润细布”等物产，可视为今天崇州轻纺、旅游商品等产业的古老源头。文井江航道的历史功能，也演变为今天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网络。

* 文旅品牌的印证：书中“青城山，称江祠”的记载，为崇州与青城山的文化一体化提供了历史依据。而“农耕女神”朱利等传说，则直接转化为“爱情之城”等现代文旅IP。

七、结论：《华阳国志》与崇州的文化根脉

综上所述，《华阳国志》为今天的崇州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 奠定了历史地理坐标：清晰记载了江原县的方位、山川、物产，是崇州最早的系统性“地方志”记录。

2. 揭示了文明源头地位：通过追溯古蜀国早期都城和农耕文明，确立了崇州在古蜀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3. 描绘了社会生活图景：保存了“尚滋味，好辛香”等民风民俗，是川菜文化和天府生活方式的重要源头。

4. 塑造了独特文化名片：作者常璩的故乡身份，使《华阳国志》成为崇州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在新时代，深入挖掘《华阳国志》的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更能为崇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绿色生态、智慧韧性的县市新城，打造“蜀中之蜀”文化IP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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