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霸权到相对式微：透视美国实力的三重变奏

摘要

本报告旨在对美国实力从二战后、2008年金融危机前到当下的演变进行系统性分析。报告将指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强势”表现为以美元为核心的绝对经济霸权和以马歇尔计划为工具的联盟领导力。进入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其强势转变为以金融创新和高杠杆为驱动、以“石油-美元”为支撑的“金融化霸权”，但这一模式内在的脆弱性为2008年危机埋下了伏笔。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且结构化，包括量化宽松导致的贫富分化、巨额国债与通胀的交织、政治两极化造成的治理失效，以及盟友体系的信任危机。这些深层矛盾共同作用，使美国从一个毫无挑战的霸权国，转变为一个内部失衡、外部受限的相对式微大国。

第一部分：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绝对霸权（1944-1971）

1.1 霸权的基石：美元-黄金体系的确立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期间积累的巨大经济优势，主导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它确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取代了此前分散且依赖市场的金本位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被设定为唯一的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固定汇率为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同时，其他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形成了“双挂钩”机制 。这一制度设计正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制定规则的特权，使其得以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主导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巩固这一霸权体系的关键战略工具。二战后，欧洲大陆饱受战火蹂躏，经济亟待重建，各国普遍面临“美元荒”问题，即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参与国际贸易和实现本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提供了大量美元援助，这笔资金不仅帮助欧洲恢复了经济，缓解了“美元荒”困境，也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西欧的建立创造了经济前提 。美国经济合作署利用援助资金的分配作为经济干预的杠杆，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最终推动了欧洲支付联盟的建立，并使西欧成为美元霸权最重要的海外支柱 。这表明，马歇尔计划并非单纯的善意援助，而是美国巩固其战后霸权、确保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利运行的协商性战略体现 。

1.2 霸权红利与内在矛盾的显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霸权红利。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获得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极大扩张 。美国可以在不承担通胀压力的前提下，通过发行美元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这相当于向全球征收了一笔“铸币税”，使其能够主导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 。

然而，这一体系也埋下了内在的矛盾，即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为了满足全球经济发展对美元储备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必须长期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但长期的逆差又会削弱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可信度，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这一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日益凸显，尤其是当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海外军事行动上的开支不断增加，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率攀升，而生产力却持续下降时 。美国的高额军事开支加剧了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刺激了各国用美元兑换黄金的无风险套利行为，不断消耗美国的黄金储备 。这种“用国家信用为军事扩张买单”的模式，最终掏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基础。

1.3 霸权基石的瓦解：尼克松冲击

随着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开始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发起的货币对抗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流失，使得“双挂钩”的货币体系难以为继。美国决策者担心，如果黄金和美元问题失控，整个西方联盟的经济将彻底崩溃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决策层开始筹划与黄金“主动脱钩”的货币战略，意图通过剧烈改革彻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在与其他大国的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

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即“尼克松冲击”，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解体。这一行动并非霸权的被动终结，而是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而采取的“主动选择” 。尽管失去了黄金储备的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一度受到威胁，但美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和经济手段，成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美元时代 。

第二部分：2008年前的金融化强势（1971-2008）

2.1 新的增长引擎：金融创新与高杠杆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国务卿基辛格通过“穿梭外交”成功说服中东主要产油国，将石油的计价和结算与美元挂钩，从而建立了“石油-美元”体系 。这一机制使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真正获得了制定全球货币政策的特权，美元霸权因此“登峰造极” 。

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重心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了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证券化进程加速，各种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金融机构将流动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资产池，并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 。在危机爆发前，RMBS的总值已高达12万亿美元，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普遍追求高杠杆率。从1978年到2007年，金融部门持有的债务总额从3万亿美元飙升至36万亿美元，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多 。通过多轮证券化，风险被层层转移和放大，最终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为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

2.2 力量的错觉：次贷危机的酝酿与爆发

金融化驱动的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消费和债务模式驱动着全球增长，使其“强势”充满了内在的脆弱性。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机构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高收益率的证券，在全球范围内畅销 。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破裂时，这些证券变得一文不值，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许多欧美大型且信誉良好的银行遭受巨大损失甚至破产 。这一连锁反应表明，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将自身的风险输出给了全世界，其崩溃也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漏洞。影子银行系统（如投资银行）的规模可与传统储蓄系统匹敌，但却不受同等监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允许投资银行通过发行更多债务来购买MBS，纵容了高杠杆行为 。这种建立在监管缺失和风险过度累积基础上的“强势”，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错觉，其崩溃是必然的。

2.3 战略的代价：反恐战争与过度扩张

2001年“9·11”事件成为了美国战略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缺乏一个明确、有说服力的国际战略理论基础，但“9·11”为美国提供了“新而迫切的理由”全面投入全球反恐战争 。这一时期，美国再次将战略重心转向军事干预，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其面临的安全威胁。

然而，这一战略选择的代价是巨大的。美国的军事干预，破坏了伊拉克等国的原有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反而为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提供了“绝佳温床”。例如，“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就被认为是伊拉克战争结出的恶果 。美国在“反恐战争”上的直接支出高达约8万亿美元，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使其陷入了“战略困境” 。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美国在达到顶峰后，再次通过军事扩张来巩固其政治霸权，但这又反过来消耗了其经济基础，形成了一种“过度扩张”的宿命。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安全，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敌人，消耗了国内资源，为后续的衰落埋下了更深的伏笔。

第三部分：2008年后的多重困境（2008-至今）

3.1 经济痼疾：债务、通胀与贫富分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路径，埋下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美联储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QE），在短期内稳定了金融市场，但长期来看，其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推高了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直接加剧了贫富分化 。根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顶层1%家庭的财富份额上升至历史高位32.1%，而底层50%家庭的财富占比仅为2% 。低收入群体主要依赖工资收入，但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通货膨胀，导致实际购买力下降，陷入恶性循环 。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缺口而不断增发国债，其规模已突破37万亿美元，膨胀速度远超预期 。这种增发造成了“美债增发与增发初衷的悖论” 。财政救助扩大了财政赤字，导致美债供给过剩，需要美联储通过QE持续购买来支持。然而，美联储的持续购债又会导致美元贬值，削弱其国际储备地位，同时向全球输出通胀 。这种模式使得美国经济的“韧性”是建立在超常规货币政策、以牺牲长期稳定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其背后的风险巨大。

3.2 政治与社会的深度撕裂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已从政治精英蔓延至社会大众。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日益疏远，各自内部同质化加剧，中间温和派势力式微 。这种极化导致国会“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使立法和政策制定变得异常艰难，形成“否决政治”的困境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没有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支持其医疗改革法案 。这使得政府无法就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方案达成共识，治理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

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萎缩、种族矛盾加剧等深层社会问题，共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导致政治参与方式从温和转向激烈，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种经济与政治相互强化的负面循环，使得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单一可修补的问题，而是触及国家治理根基的结构性危机。一个无法达成内部共识、治理失效的国家，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3.3 霸权工具的失效与挑战

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下，美国已将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与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将其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试图通过在经贸领域的“脱钩”、“去风险化”，在地缘政治领域的“亚太版北约”构想，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外交来遏制中国崛起 。

然而，美国强大的盟友体系这一霸权工具，也开始面临信任危机。美国越来越将其盟友视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而非平等的伙伴 。这体现在美国对盟友领导人的无孔不入的监听、利用“长臂管辖”打压盟友企业、以及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直接损害盟友经济利益上 。这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严重侵蚀了盟友间的信任，导致盟友纷纷质疑美国到底是要“盟友”还是要“忠诚的仆从” 。

此外，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危机也成为其长期竞争力的一大制约。美国面临高达2.59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缺口，42%的桥梁使用年限超过50年，40%的公路状况不佳，电力系统也因年久失修而屡次陷入危机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的效率，也削弱了其长期竞争力 。

结论与展望

本报告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实力从二战后到当下的三重变奏：

1. 布雷顿森林时代： 建立在强大工业基础和黄金储备之上的绝对霸权，其核心是美元-黄金体系。
2. 2008年前： 以金融创新和高杠杆为驱动、以“石油-美元”为支撑的“金融化霸权”，其内在的脆弱性为全球危机埋下伏笔。
3. 2008年后： 面临内部结构性矛盾和外部多极化挑战的相对式微，国家治理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美国实力的相对式微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内部矛盾（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的积累和外部环境（新兴大国崛起、盟友信任危机）的变化。这种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的相互强化，使得美国面临的困境不再是单一的、可修补的问题，而是触及国家治理根基的结构性危机。

尽管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其经济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试图通过霸权工具来巩固自身地位，但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如量化宽松和对盟友的压制，却反过来加速了其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外部信任的流失。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下，美国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其未来的走向，是继续陷入内部撕裂和战略困境，还是通过深刻的自我变革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