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当刀锋撞上驼城——1690年，清帝国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血战始末》

《帝国的草原——1691年，一位欧洲人笔下的康熙北巡与多伦会盟见闻》

写完乌兰布通之战和多伦会盟，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场康熙年间的平准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大战——昭莫多之战了。

说起来，这场仗打了多久？半天，真不多。

可它背后牵连的，却是康熙帝数年打磨的制度改革，是一场大清帝国政治、军事、民族、战略多线并举下的终极较量。

它不只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次帝王亲征、制度强军、北疆定型的关键落子。

我们前面讲过：乌兰布通一战，清军虽胜，康熙却满肚子不甘。他看得清楚，福全软弱、指挥紊乱、贵戚各自为战，大清的军队，名头响，架子大，但打仗时，拧不成一股绳。这之后，康熙开始动手了。

他亲自北巡，一路察看边防布置；在多伦诺尔亲自主持大典，把喀尔喀三汗收归旗下，扶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用蒙古人的仪式安蒙古人的心。而这场会盟，既是清廷主权的象征，也是康熙备战噶尔丹的政治铺垫。

果然，北疆枭雄噶尔丹没死心，又一次卷土重来。这一次，康熙不再犹豫。他决定亲征。

这一战，康熙当真是以身作则。他下令军中日食一餐，不是让士兵饿，是要人人节省。他自己也照做。风雪交加，军车陷滩，他亲自推车助行。

兵马落营，他不先进帐，而是“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军中皆炊，然后进膳。”

康熙是装样子吗？

显然不是，因为康熙知道，这不是一场寻常的战争，这是一次必须拿下的仗，是大清帝国在北疆的生死局。

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多伦会盟后，说一说这一战的来龙去脉。

壹

我们还是从噶尔丹说起吧。

话说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失利后，情形属实不好，主要是一场瘟疫带来非战斗减员实在太大。

出征时两万人，回到科布多只有数千人。

再牛逼的枭雄，没钱没吃的，也是英雄气短，当时有从漠北南逃过来的喀尔喀人就向清廷汇报，噶尔丹那边是“牲畜已尽”真混不下去了。

古往今来，人一窘迫，面子说实话一分钱都不值。

于是乎，噶尔丹一方面给康熙写信，说，当初皇上说要给我一个封号，不知什么时候落实得下来啊？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说我实在是不好开口，但是又不得不说，我那点家当，被大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给全部夺走了，现在委实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要不，你看。。。？

康熙还是大气，当即赐银千两，还把被扣在归化城的千余商队以及滞留百姓两百余人，一并放归。

谁知掉转头，噶尔丹就把这钱当做回血的本钱了，他心里想的还是等大爷我调理通泰了，再回来找你算账。

这事情后来得到印证，其实就在他惨败的当年，噶尔丹就多次派出使者前往沙俄，声称“我们是同一事业的兄弟”，请求提供兵员、火药、铅弹、大炮。

虽然俄国人未必真心支持，但来往的使者却没断过。

而且此时还发生了一件令清廷甚为震惊的一件事，就在1692年之际，清朝颁诏给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马迪，被噶尔丹部下杀害于哈密。

康熙大发雷霆，准备立即要收拾噶尔丹，谁知噶尔丹又立即派出使者前来解释，由于当时康熙也确实没有做好大规模进军的准备，也只得暂时作罢。

但是在康熙的心目中，噶尔丹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生性狡黠”。。。

那噶尔丹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我们上次就说了，一场战争的生死，从不决定于一次战役的胜负，而决定于谁能够率先改正自己。

康熙是这样的人，而噶尔丹恰恰也是这样的人。

康熙的改变，主要是重建统治的骨架，并在草原深处建立起可持续的统治网络。

噶尔丹的改变则是:

"自悔其深入乌兰布通之战，乃近居克鲁伦、土喇等处，思以言语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使(清朝)首尾不相自顾，彼时可图大事。满洲闻之，必然出兵，师少则与之战，师众则尾地而退。满兵既旋，复蹑袭其后，如此不数年，自然财赋耗绝，必致疲敝。"

意思就是，哥们当年乌兰布通那一脚踩得太深，硬碰硬吃了亏。如今我就蹲在克鲁伦、土喇这块儿，我一边撩喀尔喀，就让你这头顾了，那头又起火。

你要派兵来，人少我就干一仗，人多哥们拍拍屁股就走人，地盘给你，你一走我又蹿回来咬你一口。来回耗上几年，不信你不虚、不穷、不烦。

而且噶尔丹从小在西藏学佛，和西藏宗教上层关系非常亲密，甚至刚才说的蹲在克鲁伦、土喇的事情，还是西藏方面给的建议。

噶尔丹派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问，你说我是驻扎克鲁伦好呢？还是土喇好呢？

那边给了答复，很折中，非常折中：“为了吉利起见，你就驻扎在克鲁伦、土喇之间最好。”

你看，后来噶尔丹进驻的果然就是巴彦乌兰，就是在这两地之间，此地位于克鲁伦河上游之北。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中还记录有，达赖喇嘛在1695年专门派人来给噶尔丹说“南征吉大庆也（当时南方亦指东）”，让他挥师东进。

噶尔丹和达赖关系非同寻常，所以对于亲清廷的班禅，那自然就凶狠起来了，当时班禅要从扎什伦布寺前往京城，噶尔丹甚至扬言说你敢去，我就中途劫杀。

有了这些明的暗的支持，噶尔丹胆子又开始大起来了。

第二年，噶尔丹在拉拢科尔沁亲王沙津加入自己这方阵营时，就说：“我将派六万俄国援兵，与您联手，打下北京之后，天下咱们对半分。”

甚至把信传到了鄂尔多斯、赛音诺颜郡王善巴旗，当然这些信都被识破擒人，献给了清廷。

所以，你觉得康熙是什么感想？

贰

1695年，噶尔丹不装了，摊牌了。

他手下还凑出两万多人，从空奎、扎布干一线出发，绕路东进，六月已经到了塔米尔河。

噶尔丹开始满草原找人——专挑那些还没归顺清廷的喀尔喀台吉下手。

这一次噶尔丹没有打土豪，没有动不动就牵走别人两万只羊，五百匹马什么的，而是告诉他们，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之后他又布置了三路巡哨，焚烧草场、强留清使，种种手段，都是为的一个目的：拖延时间，争取主动。

噶尔丹还没动手，康熙那边就已经坐不住了。

早在1692年，康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就是那时噶尔丹拉拢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的时候，沙津不敢隐瞒，当时就报告了康熙，而在木兰围猎的时期，康熙则不动声色的让沙津假意与噶尔丹继续接触。

于是沙津私底下开始和噶尔丹眉来眼去，所以这次噶尔丹向东推进，有恃无恐。

当然朝廷里面，康熙还是下旨广开言路，命八旗武官和三品以上大臣集议。但这帮大臣特别是大学士伊桑阿一派，你也懂的，怕苦怕远，说得含蓄：“必待塞草萌发,方可前行。”

康熙很郁闷，私底下抱怨“举朝皆以为难，其言'贼”可讨灭者，不过四人。”

然而康熙就是康熙，最终还是力排众议，我干定了！

最终，帝国动起来了。

康熙定下三路大军的部署计划。

中路军由他亲自统率，从北京出发直奔克鲁伦河。

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兵，从归化城和宁夏两路出发，在翁金河会合，沿土喇河南下，负责堵截噶尔丹的西逃通道。

东路由萨布素率领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地兵马，防止噶尔丹往东窜逃。

这次的兵力也空前强大，中路大军光是战兵就有四万多人，配套运粮、护卫、驭马人员一万七千人，带着五千多辆车、两万多匹役畜，从古北口一路压境。

康熙还把自己几位皇子、福全、常宁、大学士、都统等一大票核心亲信全带上，阵仗之大，调度之密，清朝建国以来前所未有。

康熙要告诉这些臣子，亲王，子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朕要替你们，哦不，带着你们负重前行。。。

西路军不遑多让，三万人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同集结而出，另一路则由孙思克率领宁夏、甘肃、西安各地兵马，约一万七千人，全数交由费扬古节制。

注意这个费扬古，这是本次昭莫多之战的关键人物。

乌兰布通之战前，他还只是一个参赞，而随着康熙整顿军务，会盟喀尔喀，能力出众的费扬古的地位火速上升，1693年，被康熙正式任命为安北将军，进驻归化城。

费扬古：“申明纪律,训练士卒，整饬队伍，修备器械，革除积弊，劝课耕种，广储粮糗，不时侦查各路消息”，大大加强了防范力量。

当然西路军这次也不轻松，要翻山越岭、穿草原，直接在噶尔丹背后布防，一旦东路开战，这边就能合围，而且费扬古还带着冲天炮三门、神威炮十门、景山制造子母炮二十四门、江南炮五十五门，一路艰辛可想而知。

但是这件事费扬古是干对了，后来这批火炮在昭莫多之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东路军规模稍小，但位置最靠前，由抗俄老将萨布素统率。虽然只有六千主力兵，但加上辅兵厮役近万人。这一支部队重在封锁通道，同时钳制准噶尔向东北方向的回撤。

三路合计，清军总数已达十五万左右，再加驮粮马匹、战备车辆，马匹总数近三十万匹，整个北疆草原都为之一震。清廷还提前设置驿站，开凿水井，铺设联络线，后勤调配做到极致。

康熙还亲自选定令于成龙负责粮道安全，大军人手配粮八十日、车队八千人、押运官兵多达上万——你看这仗还没打，光是“运口粮”就够打一场仗的了。

这一回，除了费扬古那边，中路军这边火器准备也格外充分。康熙特别调遣了汉军火器营随行，装备有“子母炮”“开花炮”“佛郎机”等重型火器。

所谓“子母炮”，一炮双弹，母炮一响，子弹四散，是破骑兵阵最狠的一招；

而“开花炮”则专为杀伤密集队列设计，炸裂声一响，人马俱倒。此外，还有搭载便捷的红衣大炮，虽尺寸不大，却便于山地推进。

这次还专设“火器统带”一职，专门负责调度操作，火器匠人、弹药工匠随军而行，沿路设炉炼铅、造弹丸。

光是备用火药，就分批装入铁桶、皮囊，绵布层层包裹，务求雨雪不湿、碰撞不炸。

康熙明白，这年头打草原上的仗，火器就是帝国的大杀器，步骑虽多，不及炮火开路来得实在。

这其中，最被康熙看重的，是“子母炮”。它体型不大，结构轻便，射速快、俯角大，非常适合在高地伏击，常常是骑兵刚现身，炮弹已飞至。

刚才说的费扬古那边，恰恰就是用此炮布下火网，多次打退准军冲锋。

除了大炮，火绳枪也是清军主力。鸟铳兵配合步卒，组成“铳阵”防线，藏身草后、林边、沟坎，等敌至近前齐发一轮，冷兵器补杀，形成“火器封前、骑兵冲侧”的立体战术。

此次所用鸟铳有兵丁鸟枪、奇枪、线枪、花套枪等品类，部分装填散弹（如花线枪），虽未完全标准化，但已有体系雏形。

火器虽不及西洋精良，却足够对付准部骑兵，是清军在北线的最大倚仗。

可以说，康熙这次出征，是“人马粮炮”全备，一改过去轻骑突袭、草草应战的旧路数。

这一刻，帝国是真的动起来了，十五万人、二十二万战马、全线出击的战略进攻。

而康熙就在中军帐里，披甲而行。

叁

1696年春天，帝国的大军如期出发了，其作战规划是三军汇合于索岳尔济山后，沿着克鲁伦河寻找噶尔丹主力决战。

康熙遣官祭拜天地、家庙、社稷、祭旗，出德胜门，开始了燃烧的远征。

当时虽然已经如春，但是塞外依然寒风肆虐，风雪交加，康熙以身作则，和将士们同等待遇，然而好事多磨，三月下旬的时候，费扬古那边出问题了，说被风雪阻拦，无法预期到达土喇。

而孙思克那两万多人，在荒漠中也是行进非常困难，军粮不足。

最后，孙思克不得不挑选了两千精锐先行和费扬古合军。

这让西路军实力大为削弱，这个结果就是康熙的中路军大为突前。

也就是此时，各种真的假的情报满天飞。其中一个惊人的传闻开始在军营中流传。

那就是噶尔丹对沙津等说，已经有六万俄罗斯炮兵鸟枪兵正顺克鲁伦河而下，直抵科尔沁。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是这么记录的，是一个被俘的噶尔丹的军官回忆的，说确实噶尔丹曾想俄罗斯求救，俄罗斯于前月（1936年4月）令二十人来约，于草生之时，助鸟枪兵一千，并车装大炮，送至克鲁伦河东境。

眼见费扬古方面又无法预期齐装满员抵达，那边又不时传来俄国介入的消息，康熙心急如焚，此时主和的大学士伊桑阿等又跳出来了，力劝康熙回师。

康熙指着地图给大臣们看，说我这一退，先不说面子问题，要是我是噶尔丹会怎么办？我首先就会用我的精锐去收拾费扬古，到时反过头来就追击我们。

这个时候康熙紧急召开军事会议，提出，首先肯定不能退，但是得变招，而且是险招，既然西路军无法准时到达合击，那就一边缓进，一边先取消哨探，不要打草惊蛇，然后大军在拖陵后停止前进，避免被噶尔丹发现，接着派人去给噶尔丹说，清朝皇帝来了，主要呢，是来和谈，让敌人先乱起来，同时还可以看噶尔丹到底有多少人马。

这招棋很险，事后证明却很管用。

噶尔丹听到消息后，慌了，连夜遁逃。

41岁的康熙亲率前锋追击，沿途发现噶尔丹丢弃大量辎重以及不少厄鲁特军自行杀掉的妇孺和患疾病之人。

康熙带兵连追了三天，一直追到拖诺山，军粮还是跟不上了，只得撤军返回。

随后，康熙任命侍卫内大臣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率两千铁骑，备足20日口粮继续追击。

当然我们知道，噶尔丹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他其实也是在选地方，选决战的地方，噶尔丹其实最先是在想在拖诺山。

但是据《平定朔漠方略》记载，噶尔丹是“不能止众暂立”，意思是他想干一场，但是部下不愿意，后来他又想在额黑穆布尔哈苏台的柳林中卧骆驼接战。结果还是没有实现。

而此时，费扬古的人马终于到了土喇河，不过兵力只有一万多人，而且人困马乏。

1696年5月4日，灰土土脸的费扬古和灰土土脸的噶尔丹终于见面了，一场大战随即爆发。

肆

此时的清军兵力虽不如康熙中路大军齐整，但精简整顿后还保持了战斗力。

噶尔丹方面则是一支疲惫之军——五昼夜急行军，缺水断粮，马驼精疲，兵士锐减，仅余五千余人可战。

当日清晨，西路军逼近昭莫多，发现噶尔丹大军已在此立足扎营。双方相距不过数里，一场硬仗在所难免。

清军不敢大意。

费扬古选中一座地势险峻、临水背山的马鞍形小山作为阵地核心，下令各军迅速占据。

宁夏总兵殷化行部率先登山布阵，随即河西绿营兵居中，京师、左卫、西安三地八旗兵以及察哈尔扎萨克部兵分列两翼，满汉合营，密布山顶山腰。

殷化行因幼年抚于王姓家中，所以有的史料里面写的是王化行，当然都是同一人。

噶尔丹意识到清军抢占了战略要地，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噶尔丹也不甘示弱，亲自督军冲锋，手下精兵蜂拥而上，直扑山顶要隘。

他的妻子、著名的阿努可敦亦披甲上阵，骑射如飞，亲率厄鲁特铁骑拼杀上山，战斗激烈至极，一度逼退清军绿营中坚。

此时费扬古的杀手锏派上用场了——火器。

随着鸣金为号，宁夏兵将子母炮、佛郎机炮轮番推出，火舌喷吐，炮声震天，厄鲁特军阵一时大乱。

山顶清军居高临下，以鸟铳密集射击，弓矢箭雨交织，逐步压制敌军。

正面战局焦灼之际，清军忽变阵法，这个事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殷化行发现了柳林中噶尔丹军阵后人马甚盛，而不前来助战，知其中必为驼畜，妇女和辎重所在。

遂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采用分兵并进，偷袭准军辎重的战术，派出一队悍勇之卒，自柳林掩袭准军左翼，另一路绕出后营，径直扑向噶尔丹后方辎重。

这种说法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

另一种说法是费扬古发现的，来源于《清史稿》，然后他命令殷化行“袭其辎重，敌大乱”。

不管是谁发现的，反正这招堪称致命。

噶尔丹后营本为妇孺病弱与粮草所在，仓促防御，一触即溃。

清军破营之后大肆劫掠，一时火起帐燃、哭声震野，前方厄鲁特主力顿时军心动摇。有人返身求援，有人惊惧溃逃，兵无斗志。

此时正是致命时刻。费扬古见机，令殷化行下马步战，五兵一队，四牵马，一破敌锋。

清军全线压上，鼓声震耳，刀戟如林，炮声交响。“斩首两千余级，生擒百余人”，连“素悍”、“能战”的噶尔丹之妻阿奴喀屯也被火炮炸死于阵中。

这件事上清初手抄本的《功臣传》中还记录了这么一段，说是前锋副都统阿南达后来奉诏复奏时，曾说，费扬古害怕朝臣说他谎报夸张歼灭敌人的人数，不敢多报，其实据他打扫战场时统计，噶尔丹的人马最少被斩杀了三千多人，“死于山谷者，尸骸枕籍，生获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器械无算。

伍

1696年昭莫多一役，清军大胜，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而出。

而这一战，不仅打碎了他征服喀尔喀、称雄漠北的野心，也将他彻底推入了绝境。

战后，噶尔丹流窜至塔米尔河流域，试图收拢残部，仍有约五千人，但牛羊奇缺，无庐帐者众。

其统治暴行早已引起部众怨怼，战败之后更是众叛亲离。

他的侄子丹津鄂木布于七月四日率三百户投奔策妄阿喇布坦，随后连其侄孙也分道扬镳。

噶尔丹所倚赖者，一个个离他而去。

对外，他亦无路可逃。

大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带着夺妻之痛外加为了巩固政权，早已明里暗中向清廷表示“如遇噶尔丹，即执而杀之”；

沙俄方面因《尼布楚条约》已不敢再收留他；

南疆哈密、吐鲁番早已归顺清廷，回王父子誓言“擒噶尔丹以报仇”；

西面土尔扈特之地更被阿玉奇汗封锁。

当然，康熙虽已大胜，但深恐噶尔丹“死灰可燃”，于当年的9月19日展开第二次亲征，旋至归化城与宁夏。

噶尔丹知大势已去，派使愿降，康熙许其七十日内到案，但至1697年正月期限已满，噶尔丹仍未出现。

于是康熙三度亲征，自山西府谷、神木、榆林入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喀各率军数千分进合围；命中路以三千骑专司粮道，并自督其行；又命西路出嘉峪关，取哈密进发，布下天罗地网。

闰三月十三日清晨，噶尔丹病发，当晚卒于阿察阿穆塔台，终年五十三岁。

费扬古奏报：“其晚即死，不知何症。

”病死、自尽、或被毒杀，史无定论，但噶尔丹终究死在了荒原，而非战场。

他的亲信丹济拉收殓骨灰，准备率其女钟察海归降。

策妄阿喇布坦却中途劫夺，夺走骨灰与人质。

丹济拉只身赴清，待命巴雅恩都尔。

经清廷数月交涉，康熙三十七年，骨灰终于运抵京师，被挂示示众，弃于刑场，钟察海亦被送入京城。

清廷对噶尔丹的余部并未赶尽杀绝，而是采取宽待、赎俘、妥善安置之策。

俘虏安置于察哈尔牧地与内蒙古汛界，颁蒙古文书三百道，劝其归降，称“中华皇帝，乃活佛也”。

这种温和政策也得益于蒙古各部的全面支持。

从康熙二十九年“多伦会盟”起，喀尔喀、科尔沁、察哈尔各部坚定站在清廷一边。

昭莫多会战中，蒙古诸部不仅出兵万人，更承担押运粮草、监牧、坐塘、凿井等后勤任务。

锡林郭勒、昭乌达、乌兰察布三盟二十九旗，出动附丁数千，奉献牛羊不计其数。

战争胜利后，蒙古各阶层“欢天喜地”，迎军如迎圣驾。

史载：“每日汗、王、贝勒、台吉等来行官外庆贺朝觐者甚众，坐立之处，至不能容……贡献驼马牛羊至不可数计。”

康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以“清军胜利”作结，却更是一场“帝国整合”。

不仅歼敌，更稳定了边疆。

噶尔丹的失败，不只是一个军事溃败，而是多民族联合共治背景下，一个旧时代征服者的谢幕。

而这个梦，也终于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