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进贤被人遗忘的中办五.七学校

PART壹

1969年的江西南昌，发生了很多足以载入共和国史册的大事件。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事是敲锣打鼓，而有些事则悄无声息，甚至高度保密。

这一年的南昌市内，

成立一年之久的省革委会在“抓革命”告一段落，社会整体趋于稳定后，

开始以极大的理想主义冒进之风投入“促生产”中，倡导“敢”字当头。

老一辈南昌人熟知的实现工业“两大突破”，江西汽车工业大会战就是在这年高调登场。

这一年的南昌城外，

元旦刚过，南昌南面的青岚湖畔，

在当时还属抚州地区的进贤县，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学校落户于此，短短几年后，就迅速成为了全国五七干校中的“一面红旗”。

几个月后，地处南昌东北角清冷的鲤鱼洲突然热闹起来，北大、清华两大高校同时下放此地，中国最顶流的知识精英开始在鄱阳湖畔“战天斗地”；

悄无声息的是：

这一年邓小平、陈云安排下放到了南昌近郊；

王震去了抚州，蹲点红星垦殖场。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位重要人物，不约而同的在这片红土地上休养生息。

江西真是个好地方，不仅风景独好，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神韵气场。

彼时江西不光有进贤的中办五七学校，北大、清华鲤鱼洲干校，

还有相当多的国家部委机关的干校，

如外交部上高干校，地质部峡江干校，一机部奉新干校，二机部分宜干校，卫生部永修干校、中侨委进贤干校等。

但历史往往也会选择性遗忘，

对于那个时代城市青年的下放农村，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

可对于同时期大刀阔斧的国家部门精简，

大规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历史却往往语焉不详，人们知晓更多的是那些被“打倒”干部的苦难“牛棚”回忆。

同在南昌的两个干校，北大、清华鲤鱼洲干校其实只在南昌办了二年多，如今早已家喻户晓，各方都在争相挖掘它其实短暂的历史。

可创办时间长达十年，

属中国持续时间最久的五七干校，也是当年与柳河五.七干校同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办五七学校却鲜为人知，或者说知之甚少。

它在南昌“文旅商”的热度，远不及进贤君山湖的螃蟹以及李渡酒厂发现的元代窖池。

曾经在全国名噪一时的进贤中办五七学校，

首任校领导资历显赫，学员中更是卧虎藏龙。

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曹全夫：

曾任朱德军事秘书，也是毛泽东侄女毛远志的丈夫。他当年随四野部队南下时留在了江西，曾做了三年省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他对江西的情况比较熟悉。；

副校长宇光：50 年代初任过山东省委宣传部长、60年代初调中央政策研究室，时任中办学习班党委书记；

副校长李树槐：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做过朱德、刘少奇的卫士长；

政治部主任李静声：曾任中办机要局副局长。

中办五七学校最初下放的学员中，省部级干部高达40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近百人。

光是原中办副主任就有龚子荣、邓典桃、曾三（兼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李质忠。

除林彪之外的政治局常委以及1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含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等），几乎全部都曾轮流到这所干校劳动锻炼过。

PART贰

“五七”干校的产生，

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很多复杂历史原因，

但简单来说，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脉络，也有事件偶然性的机缘。

之所以要办五.七干校，

一方面是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

这是是延续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干群关系的思想脉络。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需要。

自1968年开始，随着从中央部委到地方上各级革委会的陆续成立，大量被精简干部的安置处理，以及运动初期被“打倒”，或还在审查阶段“靠边站”的干部去向问题。

偶然性机缘是因为：

依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诞生了全国著名的柳河五七干校，

这个全国首创的干部学校经验立刻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先后创办了1600多所五七干校。

中办五七学校也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

至于为什么选在南昌？

除了江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背景，

还有很大程度上是时任中办主任汪东兴的个人因素。

汪东兴本来就是江西弋阳老俵，并在58年-60年之间，做了两年多的江西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对家乡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而最终落户在青岚湖畔，是因为离南昌近，交通便利，更加上青岚湖的广阔水域竟没有当时江西很多湖中常见的血吸虫。

在那“斗私批修”的特殊岁月，

哪还有什么项目可行性研究、选址意见书、环境评估等详细报告与繁琐流程，

就是一声令下，1969年元旦刚过，

中办下放干部和职工就匆匆告别家人，

背着行李，从北京乘火车南下，一路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1600多名学员分几批陆续开到进贤的青岚湖畔。

中办五.七学校之所以称学校而不是干校，

是因为当年中办的下放人员不仅包括军代表、中办干部，还有大批不适合或不需要留在北京的后勤服务人员、例如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司机、厨师、花匠、水电工等；

五七干校一般少有家属同往，

可中办五七学校则是“一锅端”，有大批干部学员的家属子女后期也跟随落户。为此该校还创办了特殊的五七小学和五七中学。

学员子女还被统称为“小五.七战士”。

PART叁

“不要当官了，要革命，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不懂工，不懂农，也不会打仗，要给他们机会去锻炼.............。”

这是1969年1月2日，

中办主任汪东兴在五七学校成立动员大会上传达的几项毛泽东对该校的指示。

中办五七干校的创办之初的艰辛堪比南泥湾。

学员刚抵达进贤的第二天，就投入艰苦繁重的围湖造田任务。

在江西最寒冷的1月，全校一千多人，从早到晚都去修大堤，午饭则是馒头和咸菜，直接就在工地上解决。

在进贤当地农民的倾力帮助下，一个多月后，便在青岚湖畔筑成了长约4.4 公里的五七大堤，围湖造田3000多亩。

因为最初没有营房，晚上睡觉时，学员集体安置在进贤的中、小学教室，或是借住在当地农民的阁楼上，住宿条件极其简陋。

学员回忆：“农村家里堆杂物的阁楼长期不见阳光，尤其房东老俵一生火做饭，或者来个江西小炒——干锅辣椒，整个阁楼就烟雾弥漫。

我们都被熏呛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不得不跑下阁楼透口气，过了许久，才敢上去”。

顺带一提的是，按照江西当时各地市都有国营垦殖场的优势，原本可依托这些垦殖场现有的设施条件，大大减轻创校之初的劳动强度。

但中办五七学校为了在全国做出示范典型，坚持发扬延安抗大精神，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除了“学农”，强调要逐步实现粮、油、肉、菜自给自足；还要“学工”，组织各连队自己营建校舍、架设高压线、建造电排站、开办工厂、修筑道路、桥梁等。

当时进贤经济落后，物资匮乏，

为了不加剧当地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该校甚至规定各连食堂不准在县城采购副食品（鱼、肉、蛋、豆制品等）和新鲜蔬菜。

随着1969 年“双抢”的结束，

学校的校舍营建便全面开展。

除了不生产钢筋、水泥，从捞沙、烧砖、制瓦、打红石、房建施工，几乎全部靠自己解决。

中央办公厅在人员下放前，就已决定五七学校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按照军队编制，分为十二个连，连之下又设排、班。

五、六、七连

是由原中办宣化机要干校的师生组成，

学员大都是经过组织严格挑选的65届高中毕业生，不仅根正苗红，其中有些还是当年有机会保送清华、北大的高才生，正值青春气壮，是学校的“种粮大户”。

六连的营房因为所处位置地势最高，

心存高远的连队学员为此给驻地取了个响亮的军事术语——576高地；

八连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组成，

连长是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

学员大都是来自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和干部，身体素质过硬，

于是远去鹰潭红石山采石、搬运，这种需要高强度体能的劳动就由该连承担“主攻”。

在当年的进贤中办五七学校，

路上遇见开拖拉机的有可能曾是中央领导的司机；

人民大会堂的技工在这里架电线，建电排站；

中南海的花匠作为技术骨干，在“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的江西红壤丘陵栽培果树；

毛主席钟爱的湘菜厨师李锡吾在二连的食堂颠起了大勺；

三连负责编写黑板报的是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姚力文、陶铸的秘书张汉卿，

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当时也在这个老三连，并且子女也跟随下放。

落难中的原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童小鹏等还曾在校养猪、养鸭，拉板车。

属于已“解放”干部的校长曹全夫也不存在什么“前呼后拥，威风八面”。

学校水稻双抢时，他和学员一样穿着件大裤衩，身披尿素袋（化肥袋子剪开，披在肩上，天热作防护用，学员人手一件，戏称“五.七战袍”）在田间劳动、指挥。

PART肆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

毛主席身边做内勤的工作人员“路来谦”被中办主任汪东兴叫到办公室。

汪东兴十分喜悦和郑重地说：

“小路同志，现在给你一项特殊使命。你是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是毛主席的家里人。

毛主席同意你当李讷的“娘家人”，去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出席李讷的结婚典礼。”

汪东兴说完，把毛泽东给李讷的亲笔信，

以及“嫁妆”——一套39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交给路来谦。

对于女儿的婚礼，毛主席批示：“不准回北京办，不准铺张浪费；要办酒席，不超两桌”。

李讷的婚礼就在进贤中办五七学校红壤山新房院子里举办，来宾也就十几位，毛家亲属只有也在学校锻炼的堂姐毛远志参加。

筹办婚礼的是学校的领导李静生和向自治（杨开慧表妹），校长也是堂姐夫的曹全夫主持了这场简单的婚礼。

新郎徐志明是原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出生在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

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很有文采，字写得挺好，因为喜欢学习，常去连队阅览室读书，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的他认识了同在12连的李讷，两人很快就相识、相爱。

徐志明后来去西南交大读书，

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家乡铁路山海关机务段工作，后还担任了锦州火车站的党委书记。

对于李讷的婚姻，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

“主席让我转我转告李纳，她的婚姻，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好了。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

不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她自己同意就行了。”

而对于李讷1969 年去中办五七学校的原委，谢静宜也有过这样的记录：

1970年夏天，主席派她去五七学校看望李讷，

主席对她说：“李讷现在是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学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

在众多学员的记忆中，李讷在五七学校生活简朴，说话谦和，没有架子，劳动时也和其他学员一样下田插秧、割稻，挖果树坑、挑大粪，农忙时也是地头吃饭，馒头就咸菜。

可李讷毕竟是毛泽东的女儿，

她在中办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时，

连里军代表曹金宝负责她的安全，学校还专门安排一个学员王素芬与她作伴；

李讷在校期间，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曾经想调她去某市做市委书记，来征求她意见。

可李讷觉得自己还很缺乏基层工作经验，需要在下面再好好锻炼一番，婉言谢绝了省革委会的安排。

并且李讷结婚后，江西省革委会为了表示祝贺，特意把她们夫妇接到南昌吃饭，看电影。

这些都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

这固然是人之常情，可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对于李讷在中办五七学校，

原“江西共大”长期负责对外接待的王锦祥老师也有生动地回忆。

1970年的国庆期间，

我们共大的黎超校长突然接到北京中办汪主任的电话：“李讷很久没回家啦，国庆节休息也没回北京，你去学校那里看下她”。

于是黎校长就带上我去了进贤，副校长李树槐接待了我们。

去了没多久李纳就进来了，

穿着一身旧军装，裤脚卷起来，衣服上还长沾满了泥巴，她非常谦和，丝毫没有领袖女儿的架子，见面便热情地与黎校长打招呼：“黎叔叔好”。（她与黎校长在中办江西搞四清运动时就认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讷。

这之后，李讷还去了我们共大周边的农村搞社会调查，她是一个人背着行李过来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不久，

李敏到中办五七学校散心。期间她和方志纯、朱旦华夫妇一块到我们共大总校参观，我和校领导一块接待了他们。

李敏同样也是衣着朴素，低调谦和，

当时搀扶着方老夫妇，我们有位校领导因为不认识李敏，误认为她是方老夫妇身边的工作人员，闹出了小小的“乌龙”。

PART伍

中办五七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离不开江西当地的大力支持。

建校之初的围湖造田，进贤就调集了全县三万多名农村劳力参与造堤，

地方领导动员说：“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人都下来劳动，我们也得好好干”。

顺带一提的是：在当年的修堤大军中，有位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就是日后南昌人都熟知的李豆罗市长。

在该校艰苦创业的时候，

当地农民手把手教学员们插秧、育秧；

县里的工人毫无保留地向学员传授烧砖、制瓦的工艺和技术。

学校周边的大队组织老俵送来蔬菜、干柴。

1970年中办五七学校“双抢”结束后，

由于原中办机要干校组成的年轻学员陆续被选调回中办或分配到江西，

校领导还专门向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了学校缺劳动力的情况。

程政委大手一挥：

“缺人好办，我给你们派一批小老俵过去”。

于是江西从农村基层干部、下乡青年、各地应届共大毕业生中，先后选拔了300名优秀青年充实到中办五七学校。

虽说缘起只是学校缺乏劳动力，

但对于那些由各地市分配指标，通过层层筛选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能去中办五七学校锻炼，感觉是莫大的荣誉和骄傲。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其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

学校年轻的学员就陆续被分配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

学校的很多干部学员得到“解放”，例如童小鹏就分配到南昌齿轮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随着下放闲置干部和知识分子任务的完成，转入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五七”干校变得日渐冷清。

1973年2月10日，

即将回京的小平同志在进贤县委招待所，

专门会见了自己原来的秘书——当时在中办五七学校劳动的王瑞林，留下了一段世人熟知的感人见面场景。

而对于进贤当地的老俵，

总能回忆起当年的中办“五七哥佬”每天浩浩荡荡排着整齐的步伐，此起披伏高唱着革命歌曲，集体上工、吃饭的画面。

“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

（表盘金黄色）。

进贤商业供销系统也都知道五七学校的学员购买能力强，每次送货下乡，总会带来一些县里老俵极少敢问津的高档商品。

这的确也是事实，虽说是下放劳动，

可中办五七学校很多学员的级别、工资摆在那里，各连排随便拉出几个年纪大的学员，级别工资可能就远超当地县委书记。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南昌，

云集了六千多名北大、清华高知精英；

近两千名国家中枢机关的干部职工；

这片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城市，

似乎总在历史上的“革命年代”

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和使命。

PART陆

1979年1月3日，开办正好是十年零一天的中办五七学校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贤县在学校原址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省国营五里综合垦殖场。

曾经的青岚湖畔五七大堤上，“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的五七道路奋勇前进”，那几个用白石灰书写的大字，几公里外都可以见到。

对于那段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

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身处不同的角度，

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与认知。

往事不堪回首，

再回首已是岁月如歌！

参考资料：

李新芝编著【青岚湖记忆】

王永华【全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始末】

罗杏【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