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死后的伊拉克：GDP涨了，但20万人没了！这账到底该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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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以一管至今未能公布成分的神秘物质为借口，打着“推翻萨达姆独裁、为伊拉克人民送去民主自由”的旗号，发动了伊拉克战争。20多年过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伊拉克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更坏了？

实事求是地说，伊拉克的经济确实有了一定起色。查看世界银行的数据不难发现，近10年来，伊拉克GDP曲线持续上扬，石油收入稳步增加，国家重建逐步推进，物资供应也相对充足。巴格达绿区、港口城市巴士拉、库尔德地区的埃尔比勒，这些地方已然看不到明显的战争疮口，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

于是，一些声音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切归功于美国的“外科手术式解放”，称赞美国的“微创手术”成效显著，甚至吹捧小布什有“国际主义精神”，声称伊拉克人民能过上今天的生活，都该感谢美国的“拯救”。在他们口中，2003年的战火不过是割掉了一个“毒瘤”，民主的力量让伊拉克重获新生。

对此，我的评价只有一句：放下为美国高唱赞歌的宏大叙事，去爱每一个具体的伊拉克人吧。

这些人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伊拉克在战争后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分裂与内战，20年间有20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乱，千万人流离失所。他们打着“替伊拉克人民高兴”的幌子，既当又立，殊不知，伊拉克人自己从未满世界宣扬“感恩美国”，反倒有人主动替他们“谢恩”——明明扎根中国，却一门心思吹捧美国的“恩情”，仿佛不谢恩就是“不孝子孙”。

他们或许忘了，当关心战争中受伤的具体的人，与为美国歌功颂德产生冲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毕竟，只有将上一场战争美化成“正确的进步”，才能在发起下一场战争时，更有力地煽动舆论。这正是他们如今拼命鼓吹20年前那场“微创手术”的核心目的——为美国针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潜在行动，铺垫舆论基础。

那么，美国对伊拉克的这场“手术”，到底是成功的微创介入，还是贻害无穷的医疗事故？伊拉克战后20多年，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伤痛的？答案，要从萨达姆和伊拉克复兴党的执政历程说起。

中东向来盛行强人政治，萨达姆便是其中极具争议的一位。用“风口上的猪能飞，潮水退去方知谁在裸泳”来形容他的一生，再贴切不过——他借美苏冷战、石油价格飙升的风口崛起，却最终因自身的局限和时代的变化，走向覆灭。

伊拉克复兴党是一个跨国政党，覆盖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其执政特点有三个，也正是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它的崛起与衰落：

第一，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核心，联合社会主义政党，反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理念让复兴党获得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也使其与美国、以色列等势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第二，坚持世俗化道路，压制宗教力量发展。复兴党的统治阶层多出身小众派系，通过政变上台，合法性本就薄弱。为了巩固政权、推行世俗化政策，萨达姆和叙利亚的老阿萨德一样，都曾用铁腕手段镇压宗教势力——伊拉克多数人口是什叶派，而萨达姆是逊尼派，他的镇压手段残酷，血流成河，这也成为美西方指责他“独裁暴政”的重要借口。

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的双重标准：美国在伊拉克，将被萨达姆镇压的什叶派教众定义为“人民”，歌颂他们推翻萨达姆的行为；可在伊朗，却将反对神权、支持世俗化的民众视为“正义力量”，高呼“政教合一是伊朗的原罪”。说到底，美国支持谁，谁就是“人民”——它从来不是为了“民主自由”，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随意定义“正义”。

第三，推行石油国有化，靠石油收入推动经济、换取民心。这一点，是复兴党崛起的关键，也是其衰落的根源——它的治理模式短视且脆弱，只改变了生产关系的表面，却未触及核心。

1968年，萨达姆带领伊拉克复兴党发动二次政变，正式掌握政权，直至2003年被推翻，复兴党统治伊拉克长达35年。这35年的前10年，是萨达姆和复兴党的高光时刻，也是伊拉克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

石油国有化政策推行后，复兴党政府改进石油设施、开发新油田，培养了大批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人和工程师，石油产量飞速增长。有一组数据尤为直观：

1979年，伊拉克石油产量比1965年翻了一番；国民总收入从1968年的不到15亿第纳尔，增长到1979年的近50亿第纳尔；石油出口收入更是从1968年的不足5亿美元，飙升至1979年的214亿美元。

彼时，伊拉克人口不足1400万，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远超当时已跻身“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人均1700美元）。更难得的是，萨达姆不光靠石油发福利，还重视教育和产业改革——这一点，甚至比后来委内瑞拉的左翼政府做得更好。

教育方面，复兴党推行全国扫盲计划，强调妇女和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此前伊拉克文盲率高达90%）。到1980年，伊拉克小学入学率比1950年增加5倍，中学生和大学生增加近10倍，总数突破百万，其中包含大量女性——相当于每13个伊拉克人里就有1个接受过中等教育，每100人里就有1个大学生，这个水平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难以企及。

萨达姆重视教育，本质上是为了壮大复兴党的基层力量：复兴党走世俗化路线，必须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才能与传统宗教力量抗衡。他的高级党员多是知识分子，而非宗教教众。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再将这些人才派往各地控制工会、学生会等组织，复兴党的支持者快速增加，就连此前对立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有所提升。

产业结构方面，萨达姆也意识到了“单一依赖石油”的风险，试图发展炼油业、矿业和制造业，将出口原油转变为出口石油制成品，推动产业链升级。1968年，伊拉克只有3家炼油厂，日炼油量不足10万桶；到1980年，炼油厂增加到8家，日炼油量提升至22万桶。1977年，伊拉克第一座炼钢厂投产，随后汽车厂、机床厂相继落地，1980年工业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已达73%。

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何最终会走向崩塌？核心问题，出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脱节上。

复兴党推行的石油国有化，看似改变了生产关系（私有变国营），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劳动方、管理方、资方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首先，管理方与劳动方的矛盾依然存在。石油国有化后，政府和国有企业取代了跨国资本家，但萨达姆将石油部门的核心岗位，全部安排给了自己的亲信和小团体。这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所作所为与曾经的买办别无二致——两伊战争期间，正是这帮人偷偷用石油向美国换取资金和装备，也难怪后来伊拉克战争时，萨达姆身边被渗透成了“筛子”。

其次，分配方式的改变是“虚假的”。相较于跨国财团的“独吞利益”，复兴党政府确实用石油收入改善了民生，但这种改善受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影响极大，本质上是“傻瓜式分配”——用社会保障掩盖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分配体系。

简单来说，复兴党的治理模式，就是“靠石油赚钱、靠发钱维稳”。这种模式最怕的就是“资金链断裂”：一旦石油价格下跌，或者遭遇外部制裁，政府就无力维持高福利，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就会彻底爆发。而萨达姆的短视，恰恰在于他没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他把生产力发展得相对超前，却没有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变革，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

这也解释了，为何曾经欣欣向荣的伊拉克，最终会陷入混乱：当石油带来的“红利”消退，虚假的繁荣难以维系，宗教矛盾、派系斗争、外部干涉交织在一起，最终让这个国家走向分裂和内战。

回到最初的问题：伊拉克战争20年，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更坏了？

不可否认，伊拉克的经济正在复苏，部分地区恢复了平静，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20万死难者、千万流离失所者的苦难之上的。那些吹捧美国“微创手术”成功的人，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伊拉克人，是否会“感恩”这场“解放”；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伊拉克的和平与发展，是伊拉克人民自己艰苦奋斗换来的，而非美国的“恩赐”。

美国从来不是什么“救世主”，它发动伊拉克战争，本质上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是它掩盖霸权野心的借口；所谓的“微创手术”，不过是一场造成千万人苦难的侵略战争。

放下宏大叙事，拒绝双重标准，去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伊拉克人——关注他们的苦难，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才是对伊拉克真正的善意。毕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值得歌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苦难，应该被当作“民主的代价”，被轻易忽视和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