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出卖同志获得少将军衔的蔡孝乾，竟在回忆录中写下这四个字！

有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没弯腰，却在一顿饺子、一杯咖啡和赌债的拉扯里，把四百多个战友的命全交了出去。

更讽刺的是，这人后来靠着这些血债混上少将军衔，死前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初的选择是“理性选择”。

蔡孝乾 1908 年生在台湾彰化县，从小就知道活在日本殖民的统治下。

11岁那年进入了彰化公学校读书，因为成绩不错还留校当了一年教员，在那里他更加见识到了殖民压迫的沉重。

又到了1924年，蔡孝乾辗转来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可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

这些理论正好戳中了他对殖民统治的不满，于是他不再空喊口号而是加入了青年会，开启了早期的革命活动。

1926 年他入了党，经常发表文章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还号召台湾民众都团结起来。

因为影响力度大，他蔡孝乾还被选中当了中央委员，一直在为革命做努力，向青年传授知识和革命理念。

之后还跟着红军走南闯北，长征那阵，他也跟着爬了雪山过了草地。

在夹金山上，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他的草鞋早已磨破，双脚冻得红肿流脓，却依然背着受伤的战友艰难前行。

粮食断绝时，他和战友们一起煮皮带、挖野菜，甚至啃树皮充饥，有人因饥饿和寒冷倒下，他却始终咬牙坚持，还笑着鼓励身边人：“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就能让老百姓都吃上饱饭。”

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在闽西打游击，一次，他和战友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山洞里，敌人在山洞外喊话劝降，他却坚定地对战友说：“宁可饿死，也绝不向敌人低头。” 最终，他们趁着夜色成功突围，保全了革命力量。

1946 年，组织派他回台湾，让他以 “老郑” 为代号，重建中共台湾省工委，搞地下工作。

那时候台湾局势多紧张啊，国民党保密局的便衣到处转，只要看着谁像 “通共” 的，上去就抓，抓了就没好果子吃。

刚开始蔡孝乾还没忘本，天天躲躲藏藏的，联络以前的老党员，发展新同志，一点点搭地下组织的架子，有时候为了传个消息，得绕好几个弯，半夜才能回家。

可没几年，他就慢慢变了。

台湾城里的日子比他以前过的苦日子舒服太多了，有穿不完的好衣服，有吃不尽的好吃的，还有舞厅能去消遣。

他渐渐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把以前穿的土布军装扔到一边，换成了一身身高档西装，头发梳得油亮，天天往舞厅和西餐厅跑。

红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交谊舞学得有模有样，以前那个能啃树皮的硬汉子，慢慢变成了贪图享乐的 “少爷”。

组织给了他一万美金的活动经费，本来是让他用来联络同志、开展工作的，结果他倒好，大半都扔在了赌桌上。

今天跟人赌牌，明天跟人赌马，没一年时间，一半经费就输光了，剩下的一半，全花在了舞女身上，还有西餐厅的消费，顿顿都要吃好的，一点都不心疼。

到 1949 年底，他还欠了近千美金的赌债，天天被债主追着要。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还找关系把小姨子马雯娟接到了台湾，对外说 “让她来照顾我的生活”，其实就是把人当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完全忘了自己党员的身份，也忘了组织的纪律。

1950 年 1 月 29 日，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的联络点外头，被几个便衣特务堵住了，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那时的他还试图伪装身份，跟对方说瞎话，后有假意带特务去共产党据点，带领敌人抓了5名地下党员后趁机跑了。

他一路逃到了嘉义农村，但那里清汤寡水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他忍了没两个月就又偷偷溜回了镇上，结果又被发现被捕了。

第二次被捕后，蔡孝乾彻底卸下了 “革命者” 的伪装。他放弃了所有信仰与气节，将叛变视为 “追求好日子” 的 “理性选择”。

在审讯室里，他直接向谷正文提出了三个条件：还清自己的赌场债务、授予自己少将军衔、将小姨子马雯娟接到身边照料生活。

谷正文默许了这些条件，蔡孝乾也彻底倒向国民党，开始详尽吐露地下党成员的姓名、相貌特征、联络方式、情报传递流程、经费管理及暗号规则。

他说得越详细，国民党特务抓的人就越多，台湾地下党遭受的损失就越大，国民党保密局根据蔡孝乾供出的信息，在全台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行动。

短短一个月内，400 余名中共党员直接被捕，1400 余人受到牵连，约 1100 人被秘密处决，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各级机构几乎被连根拔起，地下党活动陷入全面低潮。

可就算在这么黑暗的时刻，还是有很多地下党员坚守着信仰，宁死不屈。

吴石将军被捕后，特务们对他用了各种酷刑，把他的腿骨压碎，把指甲一个个钉掉，疼得他昏死过去好几次，可他始终没吐露半个字关于地下党的信息。

交通员朱枫被捕后，想吞金自杀，结果没成功，在临刑前，她还高声喊出 “共产党万岁”，声音响亮又坚定。

地委书记张志忠被抓后，遭受了四年的折磨，身体被摧残得不成样子，1954 年被处决的时候，他依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着 “共产党必胜”。

而蔡孝乾呢，如愿获得了国民党授予的少将军衔，每月能领取高额津贴。

晚年的蔡孝乾撰写回忆录时，绝口不提那些被自己出卖的同志，反而将当年的叛变定义为权衡利弊后的 “理性选择”，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1982 年，74 岁的蔡孝乾在台北病逝，他的墓碑上仅刻着 “蔡公讳孝乾之墓”，没有标注任何生前身份，仿佛在刻意隐藏自己那段不光彩的过去。

本文关键史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台湾地下党斗争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吴石烈士传》（解放军出版社）、《台湾地区地下党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