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构建的世界里，李善德在岭南目睹的不仅是荔枝园，还有胡商码头、甘蔗田和繁忙的市舶司——这片“化外之地”实为唐朝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其中，胡商苏谅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唐朝对外国人统称为“胡”，苏谅来自于波斯，外貌特征不同于唐朝汉族人，高鼻深目，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

在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谅有着商人精明赚钱的性格，对商机有着敏锐到近乎本能的嗅觉。他主动愿意帮助李善德，为李善德提供投资资金和保鲜荔枝的双层瓮，也是期望与李善德合作，获得官场资源，打通从岭南到长安，乃至延伸至海外的贸易通道，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也就是为了商人利益。

除了苏谅，剧中还出现其他胡商势力。如高鼻深目的胡人女子阿弥塔，从外貌到文化印记都极具辨识度，有着不同于中原人的容貌特征。她出身特殊，父亲曾经是海盗，自然对海上贸易风险和商机有敏锐地认知。阿弥塔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巧妙借助其权势，垄断香料、珠宝等热门商品的贸易，为自己的商业活动谋取便利。她组建了自己的商船队，控制着部分海上运输线路，通过垄断香料、珠宝等热门商品的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项目出现时，她更是迅速意识到其中的商机，果断参与其中。

从剧中苏谅和阿弥塔等胡商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可以看到，唐朝盛世时候岭南的广州海上贸易的繁荣和复杂。众多胡商为了争夺有限的贸易资源和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同程度上推动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大唐的商品流通和经济的繁荣。

作者马伯庸在剧中，通过胡商的贸易活动，表达了唐朝时候以广州为圈的岭南对外贸易的繁华。当时广州，虽然处在岭南的大唐领土蛮荒边陲之地，却因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财富的枢纽，作者马伯庸也是在这里隐喻了广州乃是唐朝的经济命脉。要知道，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能苦撑150年不垮，答案藏在岭南商船海上贸易的帆影之中。

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

我们知道，在天宝十四年，就是公元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这一场战火从公元 年至 763 年，持续长达 7 年 2 个月，波及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等当时的人口稠密地区，相当于席卷了大唐的半壁江山。安史之乱中，损失人口数量达 3600 万左右 造成的人口死亡绝对数量远超一战中士兵和平民死亡人数总和 。

战争使大唐的人口锐减、北方经济凋敝，藩镇割据势力渐起，河北、河南等传统税赋重地沦为藩镇割据的“独立王国”。西藏的吐蕃势力崛起，切断河西走廊，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大唐一条对外贸易渠道中断，大唐似乎摇摇欲坠。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唐朝的财政并未在这场战火的浩劫后轰然崩塌，却能继续续命了年，这一切在于大唐中两项措施：

第一 两税法改革

唐德宗在780年废除了唐初的租庸调制，实施以“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将征税标准从“人丁”改为“土地”和“资产”。这一税收改革，扩大了税基，简化了税制，江南土地和商业财富成为主要税源。如著名诗人白居易笔下“江西七郡，财富孔殷，国用所系”，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旧唐书》记载，两税法实施后，唐朝财政收入从战前的每年3000万贯增至5000万贯以上，成为唐朝续命的关键。

第二 海上贸易输血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陷入奔溃。江淮的漕运之外，以及“两税法”的农业税很难填补漏洞，唐朝财政还靠着岭南一带的海上贸易货币输血。岭南的广州作为唐代唯一外贸港口，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港。

唐朝时候，伴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以及开发了广州出发到中东，也就是西亚一带波斯湾、红海等地的航线。这也使广州港中外商船云集。在广州港口上，主要停泊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昆仑（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一带）等处的“南海舶”，也就是东南亚和南亚一带国家的商船。这些船只运来的是域外的象牙、香料、铜锭等各种宝物，换取的是中国的丝绸、绢绵、瓷器等大宗商品。对外贸易的繁荣，也推动岭南的桑蚕业、陶瓷业因此繁荣。

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很多是大食国，亦称“哈里发帝国”，乃今天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很多如剧中苏谅一样的波斯商人，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

胡商贸易为大唐财政造血

由于进出广州的胡商之多，商贸规模庞大，政府就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负责征收关税、检查货物、管理外国商人等事务。同时，市舶司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上贸易征收多种税费，如 “舶脚”（船舶入口税）、“收市”（官府优先购买部分舶来品）等，这些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象牙、珍珠、龙脑等胡商运输的境外奢侈品，征税资金丰厚，成为皇室和藩镇的重要财源。

根据资料统计，天宝年间，广州每年征收的“舶脚税”（关税）高达数十万贯，市舶司关税收入一度占国库1/10，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补充。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一艘阿拉伯商船载货价值相当于唐朝3年国库收入，而广州胡商总资产更是难以估量剧中胡商苏谅的船队，正是这一历史的映射。后来，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屠广州时（879年），一共杀害12万胡商，直接导致唐朝关税收入腰斩，可见当时阿拉伯商人贸易的经济影响力。

《新唐书》也记载，唐广州的海上贸易不仅局限于奢侈品，还涉及一些水果农作物等民生必需品。如岭南的荔枝通过“红盐法”腌制后，可长期保存并通过海运销往北方，甚至远销日本、朝鲜，以及阿拉伯地区，甚至成为与大食（阿拉伯帝国）贸易的重要商品。这种“保鲜技术”不仅解决了荔枝运输难题，更催生了唐朝海上贸易的繁荣。

海上贸易推动唐朝香料的兴起

唐朝的广州港，在唐朝人看来的胡商，主要运输是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盛产的乳香、没药、丁香、胡椒等香料，这些香料在唐朝的宗教仪式、日常生活、医药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唐朝的权贵阶层，喜欢用这些香料熏香衣物、改善室内气味，炎热夏季还能驱赶蚊虫同时，无论是大唐本土佛教寺庙、道教的道观，都喜欢用香料燃烧产生的香气都被视为沟通神灵的媒介。唐朝的香料医药典籍《理伤续断方》中，胡商的乳香被作为治疗骨科的 最贵 药材，可见其药用价值之高。

香料贸易的兴盛，以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时，唐朝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给胡商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贸易环境，保障胡商经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使得胡商们能够安心从事贸易活动，使得当时的广州如同今天沿海深圳一带经济特区一样繁荣。

贸易促进文化传播

阿拉伯商人在大唐的海上贸易，也发挥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伴随着他们贸易活动，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传入中国，对唐朝的科技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剧中李善德为了保鲜荔枝采用德“双层瓮”保鲜技术，正是胡商从阿拉伯引入的黑科技”。

同时，大唐的文化、艺术、技术等也传播到海外，增强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这种文化的双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唐朝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地位，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看到，海上贸易这一条隐秘的经济脉络，成为支撑唐朝财政的重要支柱，在唐朝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宰相元载

但自古商人都是唯利是图，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填补财政缺口，默许胡商贿赂官员换取免税权，甚至纵容其垄断漕运。这导致岭南地区物价上涨，进口的香料价格上涨，出现了胡商的胡椒一粒却让平民吃不起饭。唐代宰相元载被抄家时，搜出64吨胡椒，相当于长安十年税收。这些胡椒都是胡商贿赂宰相元载，借此换来在华经营的特权，乃是唐朝官商勾结，共同剥夺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公元879年黄巢起义，黄巢率领军队在广州屠杀胡商，实则是底层对胡商-权贵利益联盟的反噬。

结语

历史已经远去，但经验非常值得学习。这唐朝的财政政策，如《资治通鉴》所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翻译为现代白话文，就是（朝廷）没有增加额外的赋税征收，却使财政收入增长了；没有重新编造户籍账册，却掌握了各地的人口与财产实际情况。这体现了中国古代财政改革的智慧——通过制度创新而非简单加税，实现财政收入与行政效率的双重提升。这一种“以柔克刚”的治理思路，对后世财政政策影响深远。

可以看到，唐朝的财政智慧，至今仍值得借鉴。网友们，假如你在唐朝，愿意支持胡商的贸易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