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徐会之前往台湾恢复情报系统，但忽略了几个重要的点

1950年3月的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导致吴石、朱枫等千余名地下党员被捕，情报网络几近瘫痪。危急关头，潜伏国民党内部二十余年的黄埔一期生徐会之临危受命，从香港辗转赴台试图重建联络渠道。然而一系列看似微小的疏忽，最终让这次秘密行动功败垂成。

徐会之在身份遮掩上第一处失手，前汉口市长，国民党政工系统里被称“四大金刚”，按规矩该用高层身份从容入境，他到基隆港却拎包进了一家偏僻小旅馆，避开旧识，节奏看着就不对，滕杰盯住这点，广州撤退那次他不愿同乘专机赴台，时间过去不久又说自己逃难来投，身边没家眷，话题转过去更敏感，他抵台直接去联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想把人往另一边拉，彭在蒋介石那边靠着“二二八事件”处置表现拿到信任，家人也在当局掌控之下，面看过去能不能转向，概率低得肉眼可见，判断口径出现偏差，后续的链条就跟着错位。

节奏一快问题放大，三个月里他和彭见了三次，保安司令部内线开始盯人，解密档案里写第二次见面后，彭已经把“徐言行有异”往蒋那边递过密报，第三次房间里放上录音设备取证，徐在谈话里提到“长江防线溃败乃天命”，这类词落在录音里，政治倾向裸露出来，一边又有蔡孝乾叛变提供线索，保密局把路往回追，他早年掩护中共地下党的经历重新翻查，汉口市长任上把日伪资产转成地下交通站的旧案，被摆到桌面上当关键证据，线索聚集起来，外部的压力就压过来。

危机压过来他出的应急方案结构不稳，1950年6月他去找黄埔同学、国防部次长袁守谦做自首，供词里真假掺着，目的很直接，想把对手的眼睛晃一下，自首书把策反时间往前挪一个月，虚构“长江7号”情报小组，初期搜查被带偏，现场看是有作用，局面没翻过来，蒋介石把案子亲手压着督办，批示往“预备颠覆政府罪最高刑”去定，司法空间缩紧，他在狱里用米汤密写、传唱军歌的方式去传递台湾防务情报，联络渠道被破坏，信息出去的比例低，核心内容卡在链路中段。

根子在对台岛局势的判断不准，1950年的岛上党政军联战反谍体制已经织紧，他还沿用大陆时期的隐蔽模式，单线联系，线断即面塌，系统风险就在这条单线里聚集，动作一露头，防控网络把人包住，隐蔽经验没办法直接平移，环境的颗粒度要看细，人情面要算进来，家属掌控、军政合拍、线索交叉，全是变量。

1951年11月18日马场町刑场枪声起，执行那刻他面朝汉口方向站定，事件在这一页收尾，隐蔽战线的代价写在每个细节里，后续中共在台情报工作把这段经历当作转折点，组织里的人从中去看方法和场景，隐蔽斗争要用到执行力和对环境的判断，学者的句子常被拿来提醒，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界处，细节像武器那样起作用，话放在资料里和课堂里，指向的是流程设计和风险控制，不靠情绪，靠事实的颗粒和手上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