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裕波，网名巴人，1970年10月生，天门张港人，1988年高中毕业于天门中学，曾任某地方党报负责人，现供职于某审计机关。闲暇时记记流水账，自嘲嘲人，自娱娱人。

渐行渐远老泗港

“鄂汉左235+600”。

大堤上的水泥路边，草丛里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一个文字加数字的简洁标记，定位着我的家乡。

这块石碑，是春节返乡时我的一个新发现。碑身周围，泥土尚新，大概刚立起不久。经请教在水利湖泊局工作的同学，我才弄明白它的含义。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宁强县，蜿蜒而过湖北，在汉口龙王庙投入长江怀抱，开启共赴大海的征程。汉江干流在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钟祥以下为下游。流经陕西勉县段古称沔水，东流至陕西汉中段始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古称沧浪水，襄阳以下又称襄河（家乡习惯上沿用襄河的称呼）。三千里汉江的湖北段，以汉口龙王庙为起点（零公里），沿左岸大堤上行至235.6公里处，就是我的家乡。

这个标记，包含行政区划、河流走向和空间距离三个维度，其中这个“汉”字，指的是家乡身边这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大河——汉江。

一

“汉”，本意为“浩大”，古人常将宇宙形容为“汉”，有“河汉”“云汉”“银汉”之说。《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乐府》“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唐代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宋代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等等，写的是银河的壮丽。约在东周时，这个“汉”字被用在了汉江身上，自此汉江有了“美丽而盛大”的意蕴。这些美丽本归于“天上之河”，可人们愿意将其赋予这条地上之河。

在中国的水系里，除了“文艺范”十足的得名之外，汉江还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古人常将汉江与长江、黄河、淮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就地理位置来说，汉江从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发源，秦岭“一山伴二母”，伸出手臂将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揽于怀中。也许是天意，中国早期的两大封建王朝，一个以“秦”命名，一个则以“汉”命名，“秦”“汉”合力，两朝接力，一山一水开启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华彩乐章。

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汉江流域，成为连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重要地理板块，一直扮演着承东启西、勾连南北的重要角色，汉江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航运价值最大的河流之一。中国历史上的交通格局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网络来实现：“两横”是长江、黄河，“两纵”即汉江、大运河。中国历史早期有两次关键的“大一统”过程：第一次是夏商之后归于西周大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之后归于秦汉大一统。在这两次统一中，汉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汉江中上游地区较之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水热条件好、少有洪涝渍灾害，适宜人们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较早、相对富庶的地区。当时的周王将血缘关系密切的宗室分封到这片“膏腴之地”，与外围的其他诸侯国一起，众星捧月般层层拱卫周天子，以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成就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秦末，刘邦据汉中而得天下，也得益于汉江的舟楫之利和汉中的物产之丰，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水命名的统一封建王朝。

宋代以前，中国的统一王朝多定都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汉江流域成为王朝与其南方辽阔统治地域进行经济交流和政治联系的重地，汉江沿线的汉中、襄阳、南阳、荆州、武汉（当时叫鄂州）等“通衢之地”逐步发展为繁荣的城市。宋元以后的各封建王朝，首都地理位置东移至今天的北京、开封、南京、杭州一线，全国交通格局和经济发展重心随之调整，但汉江流域的军事战略地位仍然不可忽视。在南宋与金元的长期对峙中，汉江流域一直位于前线，经略江汉事关朝廷安全与政权持续，当时著名的主战将领宗泽、岳飞、张浚等就分兵驻扎于汉江沿线各地，以图进可夺取关中、中原，退可固守长江以南，维持了南宋小朝廷150多年的偏安局面。至今，汉江沿线的很多老地名，据说都与抗金有关。据口碑，家乡附近的“泽口”，是宗泽屯兵抗金之地；“张港”又称“张截港”，是张浚截击金兵之地；“岳口”，是岳飞屯兵抗金之地。

独特的地理区位，决定了汉江流域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上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汉江文化东西融合、南北杂糅、多元开放的特点，这在以黄河流域为主要歌颂对象的《诗经》和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吟咏对象的《楚辞》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汉江曾多次被描绘。“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经·国风·周南》里这些隽永的诗句，引人遐想，让人们从情感上更加亲近汉江。今天多数学者认为《汉广》是描写贵族婚娶的情诗，“游”解作“行”，“游女”指婚嫁之女，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成婚所有礼数完成，所以对女主人公一时“不可求”，礼数之约正如宽阔得“不可泳”的汉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名句同样出自《诗经·国风·周南》，《关雎》《桃夭》也可能是情诗，但对两诗究竟诞生于何地，历代有多种假说，占主流的是在今江汉平原一带。《诗经原始》说：“窃谓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及乎江汉之间”，更有人提出就在今天地处江汉之间的潜江一带。不知道当时的采风官，是否摇着木铎到过我的家乡？从《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中，我们容易感受到男主人公的节制情绪，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克己守礼的心态。

长江、汉江是楚文化之根，《楚辞》里也有不少涉及汉江的诗句。《九章·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九章·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夏”本意为“大”（与“汉”之“美丽而盛大”意同），这里指夏水，是汉江在夏朝时的兼称。有学者认为华夏之“夏”就是来自夏水，即“夏地之水”，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都与汉江大有渊源。《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汉北”即汉江之北。屈原遭楚怀王放逐，行吟于江汉之间，《楚辞·渔父》中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忧国忧民的屈原最后抱石怀沙，投身汨罗，他借汉江之水寓意“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难则隐”，劝导人们既要刚直进取，又要心胸豁达，则更充满人生哲理和文化意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在汉江流域产生和流传的文艺作品，折射出达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对风俗礼数的遵从心态，赋予汉江浪漫气韵，成为当时汉江流域人们文化性格形成的标志。或许就在那时的汉江边，一些文化基因开始沉淀和传承下来，以至于后来用“汉”来标记一个多族群融合的民族和一种多元素包容的文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两汉至清初，头枕秦巴山地，怀抱汉中盆地与江汉平原，足抵长江的汉江，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便捷通道，贸易凭此实现，文化借此联结，历史由此衍生，文明在此延续，但汉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并不只限于充当“过渡者”的角色。汉江流域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汉江流域陆续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河南三门峡的仰韶文化南达汉水中上游，是黄河流域与汉江流域交汇地；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则处于汉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叠合部。这足以说明，在距今六千年以前，汉江流域就已经处于文明的高地，汉江不仅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是克制守礼文化性格的涵养者，为脱胎于周朝礼乐传统、以伦理家庭为治国之基的儒家思想形成打下了厚重底色。汉江之“汉”，从“美丽而盛大”的自然地理意义，逐步走向“尚仁重德崇礼”的文化文明意义，熠熠生辉的楚文化滥觞于此，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这些家喻户晓的名词源起于此。更让人惊艳的是，汉江不仅泽被华夏，而且惠及邻国，韩国的汉江、汉城取名即来源于汉江。有理由认为，汉江流域不仅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的摇篮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二

这个“汉”字，被用来标记一个巍巍赫赫、开疆拓土的历史王朝，一个生生不息、步履刚健的民族，一种横平竖直、撇开捺住的文字，一种内敛包容、绵延不绝的文化。如今，家乡的地理坐标里有了这个“汉”字，让她与一条河流、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紧密相连，不禁让人诚惶诚恐。

家乡一带古属云梦大泽，是长江与汉江复合冲击之地。上古时期，这里湖泊遍地、芦苇丛生、荆茅遍地、豺狼出没，先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长期艰辛的围垦，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生产劳作。汉江边的村庄，因为汉江的关系，其历史都大有说头。家乡“骨骼清奇，血统纯正”，是汉江母亲手里始终牵挽着的孩子。这个位于汉江下游、湖北三地（天门、潜江、荆门）交界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得名为“泗港”的村子，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潜江设县开始即为其所辖，直至1955年划入天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她屡次迁移，小心谨慎地在汉江边寻找趋利避害的平衡点。从历史地图上看，家乡一带的地名大都“水气淋漓”，如巴家洲、巴家潭、隗家洲、余家大渊等，这种姓氏加上与水相关地貌的命名方式，就是汉江给予的遗传基因，烙刻着水路文明的鲜明印记。逐水而居的先辈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此聚集成一个村落已经难以考证，见诸史书的多是这里时而因水而兴，时而因水而毁，创造与毁灭交替，水患与水利并行。这个既依赖汉江滋养，又常常避之唯恐不及的村庄，其生命力恰如堤上青草，虽随时令荣枯，但总是待机生发。其间，因汉江频繁决堤改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在这里多次上演，故有“老泗港”“新泗港”之谓（老泗港位于今天门张港镇中南村附近巴家潭，新泗港系后来因堤防建设需要而迁到现址），有“河这边”“河那边”之说。

家乡的得名，可以推断的是源自已经自然淤积和人为堵塞的泗港古河。历代的潜江人、天门人对泗港河多有探究和考证，截止目前，能清晰表明泗港河与汉江密切关系的时间起点至少可以溯至唐代，距今已超过1200年。天门陆羽研究所张福祥在考证茶圣陆羽所生活时代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市）水系时，结合《陆羽自传》，分析了《尚书·禹贡》《水经注》《明万历承天府志·访水道之故》《明万历湖广总志》《清乾隆三十年天门县志》《清史稿·地理志》等诸多文献和史料记载，在其所撰《陆羽所处时代竟陵水系浅析》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在陆羽所生活的唐代，竟陵地区水系错综复杂，古汉水在江汉平原处于不断变迁改道的演进之中。古汉水自多宝（今湖北天门市多宝镇）入境竟陵（原属潜江今湖北天门市）后，在泗港口折向东北，为古周河（即今天门市境内杨家新沟中游河道），在新堰（今湖北天门市新堰镇）之上谢家滩接牛蹄支河，沿今天的天南长渠河道东流而去。张福祥认为，在诸多史料中，关于“泗港河”的引文引人注目，“旧可容水，诸大姓塞之”，表明泗港河旧时与汉江相通，大姓兴建家族围居的民垸时堵塞，“泗港口见今深洼，水涨即能疏通”，表明当时的泗港河是可从汉江边通达天门、汉川的水路。

泗港河原是一条“分杀汉江水势”的河流，导汉水经天门永隆河、周河、县河，汇入汉川三台湖、河汊湖，水漫流入长江，经行流程长达八百余里。据康熙《潜江县志·舆地》记载，“泗港河，在县北四十里，通景陵（竟陵，现天门市）、汉川，后塞。（明）万历二年巡抚赵贤奏开泄水，寻因景陵请于上，复塞”。“南船北马”，在依赖水路交通的时代，临河而居、依河成肆，两河交汇处便是优良的码头和港口，慢慢就有了铺舍集镇。从明初在泗港设置“白洑驿”可以看出，自宋元至明初围湖造田，垸田兴起，泗港河周边的区域就已经得到开发，具备较好交通及贸易条件。据潜江人考证，作为潜江古县治直接源头的“白洑草市”（草市意集市的草创阶段），最早也见诸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其中有一篇《卢山人》描写了发生在唐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白洑草市上的情景，大意是这样：当时，这里既有贩卖货物的“行商”，也有租赁铺房的“坐贾”，有卖石灰的、有卖果菜的、有做饼子背着卖的，草市上发生了一点纠纷，一会儿就聚集数百人来看热闹，可见当时草市规模不小。当时汉江下游的草市已成批兴起，为后来潜江在这一区域设立县治打下了基础。这本笔记体的《酉阳杂俎》虽记载的是野史逸闻，不能作为泗港在唐代即已成市的直接证据，但至少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唐代，泗港所在的区域就已经人口密集、贸易繁荣，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康熙《潜江县志·市镇》记载当时潜江有规模较大的市镇共11个，其中“泗港，在县北四十里”。

历史上的汉江更多显现的是桀骜不驯，而不是脉脉温情。翻检各类史书文献，特别是在诸多关于汉江河道变迁及汉江下游治水历史的史料中，泗港都赫然在列，反映了家乡先辈与水相争而又与水相生的艰难生存状况。学者鲁西奇在《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200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考证提出：“汉魏六朝时，汉水下游河道在今天天门河中下游一线；隋唐至宋初，汉水下游河道在今天东荆河一线；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汉水下游两河道并存；明代汉水下游河道已在今河道位置上，部分河段略有不同。”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其所表述的汉江河道变迁状况与今天江汉平原地貌基本吻合。河道变迁，往往意味着原堤防的毁损和新堤防的修建，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修建堤防完全靠人肩挑背扛，工程用度之巨和人力靡费之苦，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据《大清一统志·堤防》记载，潜江县境内较有名的堤防八处，“泗港堤”即为其中之一：“泗港堤，在县西北，两岸皆阔五丈，各延三千五百丈”。《湖广通志·水利志》中有“白洑垸堤，旁邻汉江，明成化六年水决二十余丈，八年知县汪志修”。据潜江人考证，白洑垸堤原是“高氏堤”的一段，“高氏堤”在宋元时期文献中无记载，明人记载为唐末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所修，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七月，白洑堤决口一千余丈，三年后才得以修复，可见当时筑堤之难。当时的汉江两岸，年年有水灾，两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红米粥”，这首传遍荆楚大地的民谣，便是当时汉江两岸水灾频发的真实写照。据《潜江志》1990年版记载：“公元1644年至公元1795年一百五十二年中，潜江约有八十一年洪灾，平均不到两年一遇。公元1796年至公元1911年一百一十六年中有九十六年洪灾，平均三年一遇。”《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安陆府部》记载：“汉水自襄而下，一折入郢，经内方而东。夹岸旷夷，南接沙洋荆门地，则潜（江）之西南境也。北指陈洪京地，则潜之西北境。往昔弗论自嘉靖，丁未决沙洋。而西南巨壑，直走江陵，分为支流者九，己酉府议于旧决处退二百步中挽一堤不一，岁再决。隆庆元年，癸酉，始合荆郢之力，以毕此役。其年遂移为夜汊之决，势如沙洋。其北岸，则陈洪杨林泗港相继而决。此塞彼溃，而潜四境为壑矣。”“（潜江）县周广七百二十八里，皆为重湖。民多各自为垸，故南则淘湖牛埠，北则太平马昌，西则白洑……凡百馀垸，俱环堤而居。明初，修筑各垸塍，又有坛子湖、泗港、乾新口各支河分杀水势。嘉靖三十九年，诸堤半决，而支河多塞，民甚苦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潜江》记载，“明人著《水利考》（1575，万历三年）：县背重湖，民往往各自为垸……凡百余垸，俱环堤而居；明初修筑各垸塍，又有坛子湖、泗港、甘心口各支河，分杀水势”。江边的垸田和集市离不开堤防的保护，沿江修堤，抵御洪水，是沿岸官民的一道必答题。尽管屡屡修缮加固，汉江堤防还是常常被洪水冲决。洪水过后，田毁村灭，家园不再，百姓流离失所，泛区饿殍遍地，先辈们一遍一遍经受着这种苦难。

从明代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乡一带的行政区划频繁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治水患。据《湖北沿革》1987年版记载：“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改承天府为安陆府，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领潜江、天门、钟祥、京山四县，沔阳、荆门二州。府衙设置钟祥县。”滨临汉江的天门、潜江、沔阳三州县，原本地跨汉江两岸，1950年6月，天门汉右的毛咀区划入沔阳县。1954年，汉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潜江在汉江两岸防汛，疲于奔命，险象环生，堤防多处决口导致村庄良田被淹（家乡的三口水潭，就是当年决堤冲刷出来的）。为此，1955年7月，湖北省政府批复同意将潜江汉左的第一区（多宝）、第六区（张港）约53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天门，自此，天门属地尽在汉江左岸，潜江属地尽在汉江右岸。

汉江下游上宽下窄，汛期洪水宣泄不畅，两岸原本有众多穴口分流以保安澜，因泥沙自然淤积和人为围垦造田，古分流穴口相继淤塞。至明代，汉江下游重要的分流穴口主要有：潜江汉左境内的泗港口、天门汉左境内的牛蹄口、潜江汉右境内的大泽口（分流汉江入夜汊河，即现东荆河，下游在今监利）和小泽口（分流汉江入芦洑河，即现通顺河，下游在今仙桃）等。维持汉江左右两岸多穴口分流的态势，就是确保汉江防洪安全之大局，这是江汉平原各州县达成的默契。但为了摆脱分流带来的洪涝灾害之苦和修筑堤防之累，汉江两岸彼此以邻为壑，都谋筑本岸古分流穴口而维持对岸分流态势。

历朝历代，泗港都深受水患之害，加之其地处三地交界的地理位置，各地官府官员、地方士绅和黎民百姓围绕泗港河（口）的开与塞多方博弈，多次酿成水利纠纷。《襄堤成案》《大泽口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牍汇钞》，就是专门记载湖北省天门县（亦名竟陵、景陵，今天门市）与江汉平原其他相关州县市之间水事纠纷的地方性水利文献。其中，《襄堤成案》最早成书于同治初年（1862），天门人陈少泉辑；续于光绪二十年（1894），天门人胡子修辑，天门县令邵世恩作序。

最早的《襄堤成案》已不见传世，续本存于沈云龙主编的中国水利要籍丛编。《襄堤成案》将修筑溃险堤段置入全书之首，所选文本即天门坚持筑塞当时潜江汉左境内的泗港口（即泗港纠纷），反对钟堤、京堤、潜堤废堤留口分流（废堤留口纠纷），反对在钟堤、京堤、潜堤上开古分流穴口分流（开口分流纠纷），反对钟祥围垦河西滩地以确保钟堤、京堤、潜堤的防汛安全等。

天门县防止在同岸上游的钟堤、京堤、潜堤开口分流，是为保障自身利益，但天门在向有关当局表达诉求时，往往冠以襄北平原全局水利利益的美名，即拿孝感、应城、云梦等襄北平原其他州县被淹的小概率事件和钟祥汉左及京山、潜江汉左的小面积淹没说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钟祥保障观、草庙、般家湾溃口，当钟祥何树滋呈请废弃三溃口不堵复时，天门阖邑绅士耆宿申诉道：“泗港、操口等堤溃未筑塞，汉水直注者为天门，横溢者为京山，潴聚者为汉川，而应城，而孝感，而云梦，而黄陂，皆其波及……今所溃保障观、草庙、般家湾三口，更在其上，距泗港、操口百余里，其地倍高，其水必急，其为害于七邑者更大”。

天门汉左率先于明万历年间筑塞泗港口，并由此与潜江汉右展开拉锯战。有关泗港纠纷的文本很多，其中，以潜江县《知县王念祖议》、潜江人欧阳东凤《与太守议开泗港书》《与两院议开泗港书》以及《湖北通志检存稿·欧魏列传》等较为出名。欧阳东凤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常州知府，后致仕归乡，王念祖时任潜江知县。雍正朝《湖广通志》载有欧阳东凤的一篇《与两院议开泗港书》，这是他为开通泗港河再次向省府的上书。部分辑录如下：

“尝闻水无全利，亦无全害。通之则利，壅之则害”“水之经行自有故道，由承天（钟祥）而下，一支从泗港通景陵，一支从夜汊河通县西而通监利，一支从芦洑河经通潜沔”“况潜景同为台宪赐履之地，凤自忘葑菲……伏乞台宪委官查勘”“相去百里之景陵既恐危城，而二十里之潜江，何以独无户牖之忧。如一语无验，凤当与父老子弟受斧铖之诛”。

为阻止天门汉左筑塞泗港口，欧阳东凤其言切切、其情烈烈。他代表潜江人的利益，强烈要求开通当时行洪能力较强的泗港河。由于与天门汉左的防洪利益相冲突，故而《襄堤成案》对类似欧阳东凤的书陈皆未收录，其所录入的泗港纠纷文本，都是代表天门汉左之人的利益而要求筑塞泗港口或反对开通泗港河的。其中，全书首篇《明冢宰周嘉谟上钱按台筑泗港书》和全书第二篇《明按台钱椿复周冢宰书》，记载了天门汉左利用周嘉谟（天门人，明末重臣，历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的权力，直接干预了湖北按台钱椿开通泗港河（口）的决策，导致泗港河（口）被筑塞。以至于当时的潜江知县王念祖感叹“上官多北人……非真念百姓之利害也。”“北人”指天门汉左之人，即天门汉左位于汉江北岸，故称其为“北人”，“上官”当指周嘉谟等高官。潜江人历来对王念祖多有赞誉，其最出名的政绩之一就是犯颜直谏，积极主张并实施泗港河疏浚工程，以至于后来被朝廷罢官回籍。中国小康网2020年3月3日载《王念祖》一文，部分辑录如下：

王念祖，字孝先，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万历年间进士，万历三十九年（1611）任潜江知县，任职不满五年，因其一意为民，多次为民请命或抗命上峰，无意之中得罪了上司和朝廷重臣，损害了太监和巨贾富豪的利益，最终遭人谗言陷害而被免职罢官。他为民请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疏通泗港河。

明万历年间今汉江北边的张港、多宝等乡镇二十个民垸（占潜江版图约三分之一）属潜江所辖。旧时汉江在潜江境内有三大支流，即南岸的夜汊河（今东荆河，经监利、洪湖入长江）、芦洑河（入口在今竹根滩镇彭洲村一带，亦称三江口，经沔阳、汉阳入长江），北岸的泗港河，天门张港镇泗港村一带。河口在潜江境内，经竟陵（今天门）、京山、汉川入长江。这三大支流自古就存在，汉江洪水季节其自然泄洪，潜江会少很多水患。据史志记载，明嘉靖至万历年初三大支流通畅时，潜江很少受汉江决堤之灾，但万历年以来，朝廷的阉宦和天门的官吏、豪绅为一己之利，将泗港河堵塞了，由此潜江岁岁修筑堤防，岁岁决口，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王念祖到任后，将治水当作第一要务。通过调查走访和实地踏勘，得出“今之治水，当疏不当塞，塞不当专务畚锸”，即必须将天门人堵塞的泗港河疏挖开，而不是年年去筑堤防洪。他将疏通泗港河防洪之策口头向上司汇报，没有谁理会王念祖的请命。因为明隆庆年间，守陵太监就以保护位于湖北钟祥的明显陵（嘉靖帝之父朱祐杬）为名，奏准皇上才将自钟祥下游汉江北岸的所有分流口包括泗港河封堵，实际是朝廷的阉宦在这一流域有沃土腴产，加之朝廷重臣、当地官吏和富豪的一己私利，这些包括湖广行省和承天府的官员都清楚。于是王念祖在任潜江知县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年），避开顶头上司承天府（治所在今钟祥市）和湖广巡抚、布政司，直接向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钱椿，强烈要求疏通泗港河。

他在上书中说道：泗港之河通竟陵，夜汊之河通监利，芦洑之河通沔阳，如果竟陵可塞泗港河，则监利何不塞夜汊？沔阳何不塞芦洑？芦洑在潜而潜不塞，泗港也在潜潜也不塞，竟陵凭什么代塞？王念祖毫不惧上，直截了当地说：“一由府总之营私；二由经纪之专利，以逐末之贾而妨务本之农，以一人之私而戕万民之命，不太毒乎？”

“府总之营私”，既指承天府高高在上，不管下游潜江黎民百姓的死活，也隐指太监府地当政者（简称“太府”，泛指承天府）一心讨好皇上，与阉宦勾结假借护陵之名营私。“经纪之专利”，指阉宦和地方官吏与豪强狼狈为奸，堵塞泗港河既可保他们的田产旱涝保收，又可阻止潜江的谷物经泗港河流通，让沿岸的官商囤积居奇，低价买高价卖。王念祖说“正人君子甫至而即开”“其塞也，仅奸人一丸泥耳”，最后动情地说道：“余今隐下民剥肤之痛，体上司爱民之心，据一己耳目之所及，意在必开，虽有后患，吾不畏之矣。”

明知直言犯上会带来祸患，但王念祖目睹灾民遍野、饿殍载途、哀鸿嗷嗷之惨景，此时一心为民请命心切，什么身家官帽他全然不顾。钱椿被其动容之书所打动，同时也想当正人君子，欣然同意了其请求，并同意在万历四十一年春开工疏通泗港河。正当疏挖工程全面展开时，天门人竭力阻止疏通泗港河，找到了时任工部尚书的周嘉谟，并说开疏泗港河将导致周家的“田产宅第尽受其害，先人遗骨亦遭其毁”。周嘉谟偏听一面之词，驰书钱椿是“误听王生言，妄为开掘”，你若坚持己见就引咎辞职。钱椿看到“直指覆书，引咎不遑”，早就吓坏了，一面命令赶快堵塞，一面复信周尚书请罪，空留下王念祖的遗憾和潜江人民诉不尽的天灾。

在这场围绕泗港河疏与堵的水利纠纷中，由于“朝里无人”，潜江明显处于天门的下风。不得不说，王念祖和欧阳东凤等人的失败，一方面是封建官场彼此倾轧的生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人们缺乏科学治水的认知使然。这既是历史的悲剧，又是历史的幽默，汉江两岸民间故事对此也有反映。至今在天门一带还流传着《周天官一本堵九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周嘉谟，九口指汉江沿线的九处分流河口：铁牛关、狮子口、旧口、张壁口、黄傅口、操家口、唐心口、泗港口、官祭口，其中便有泗港口。天门作家曾腾芳曾对这个民间故事进行整理，部分辑录如下：

周天官出生在天门干驿镇。明朝的时候这里叫干镇塘，又名古晴滩。滩也好，塘也好，都与水相关。因为这里南有沉湖，北有华严湖，牛蹄支河靠镇南穿过。古时，牛蹄支河以北，称为八百里周河，过去是个水袋子。七年淹六水，十年九不收，鱼行鸟窝，鸟无着落。身在庙堂的周天官，做伢的时候就尝过水灾的苦头。

当上朝廷高官后，每听到或家乡的灾情，就心如油煎。他几次奏本，想治理水患。皇上那里，不知是国库里拿不出银子，还是压根儿没有把他的奏折当回事，总不见发话，他也只好闷在心里干着急。为了得到皇上的金口玉言。周天官别出心裁，想了个绝点子。他在皇上出恭的路边，用糖稀子写了两行字。那些蚂蚁见了糖稀子，都成千上万地爬拢过来，把周天官写的字印得清清楚楚。

这天，皇上出恭，看到黑压压的一片蚂蚁，觉得十分奇怪。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两行字，于是随口念到:“周天官一本塞九河，牛蹄支河我也塞”。躲在一旁的周天官急忙出来，跪在地上说道:“谢主龙恩！”皇上一惊，察觉自己失口，但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错说当准。于是，周天官得了圣旨，直奔牛蹄支河而来。

民间故事难免掺杂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内容，后来有天门人“引经据典”，为周嘉谟“翻案”。1999年《天门水利志》第98页“汉江干堤天门段”载：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以上通献陵（应为“显陵”）为由，从陵前修筑堤防至潜江境（今天门境），长280里，并塞铁牛关、狮子口、旧口（或作臼口）、张壁口、黄傅口、操家口、唐心口、泗港口、官祭口等九口。可见，堵塞九口时，早则（1522年-1546年）周嘉谟尚未出生；至晚（1566年）周嘉谟尚未入仕，更谈不上“周天官”之称呼了。据《明史》卷241列传第129略去：“神宗末，齐、楚、浙三党为政，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嘉谟秉铨。”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于公元1563年至1620年在位，周嘉谟出任吏部尚书，当在公元1620年之前的数年内。

既然天门汉左能筑塞泗港口和牛蹄支河口，那么汉南四州县便效仿筑塞小泽口和大泽口。顺治十三年（1656），潜江人刘若金（明天启进士，崇祯末官至刑部尚书。归隐后，自号蠡园逸叟，尤精于医学，有《本草述》）请开泗港未果，而塞泽口之议起。由于难以忍受小泽口河道淤浅后频繁的洪涝渍灾害，潜江和沔阳多次谋筑小泽口，并于同治十年（1870）最终筑塞小泽口成功。由此可知，泗港纠纷，原本与牛蹄口、小泽口、大泽口纠纷一样，属于汉江下游古分流穴口的开塞纠纷（疏堵纠纷），理应被置入禁塞汉江分泄各支河中，然而《襄堤成案》的编者却将其置入修筑溃险堤段中。泗港口显然不同于修筑溃险堤段所收录的钟堤、京堤、潜堤险工段的决口工程，《襄堤成案》如此谋篇布局，当属编者故意为之。

更有甚者，天门汉左竟然公开声称：“汉水自钟祥至张截港，北岸向无支河”，抹杀汉江左岸曾有多支分流，尤其是抹杀曾有泗港口和牛蹄口分流的史实。针对天门汉左以邻为壑的作派，江汉之间的各州县也作出反应。早在明万历年间，潜江汉右与天门汉左进行泗港口开塞拉锯战之时，潜江汉右便利用钟堤溃口，将汉江洪水引往襄北平原，以确保自身的防洪安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诜初任湖北巡抚时，谓“江汉泛溢，由穴口未开所致，誓欲开复故道，江欲导之使南，汉欲导之使北”，潜、沔绅士并和之。此时泗港口和操家口已闭塞多年，天、潜、沔所属之势家大族及佃民千百为群，环绕阻之，遂尔中止。这里的天、潜、沔当指汉江左岸襄北平原的天门汉左、沔阳汉左和潜江江汉之间。

《襄堤成案》所选文本及民间传说故事都隐含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明清时期，由于江汉平原水利环境复杂，修防经费无着，洪涝渍灾害损失补偿缺乏，在纷繁复杂的水事纠纷中，无论是天门县还是与天门县发生水事纠纷的江汉平原其他各州县，各自以本州县的水利利益为惟一目标，为寻求自保，在谴责其他州县以邻为壑的同时，自己也同样在干着以自己为中心、以邻里为沟壑的事情；在缔结水利利益攻守同盟的时候，“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本州县内部不同区域水利利益发生冲突时，便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进行水利利益取舍，以保住本州县的主体利益为目标。籍贯仙桃的复旦大学博士肖启荣曾撰写《明清时期汉水下游泗港、大小泽口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水利环境变化中地域集团之行为》的论文，部分辑录如下：

南宋时期，垸田在江汉平原兴起，至明中期达到高潮，两湖平原由此成为明清时期主要的粮食生产地。与此同时，荆江、汉江两岸的分流穴口被大量堵塞，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的状态。水利纷争成为突出的问题。泗港、小泽口、大泽口的开塞之争是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众多的水利纷争中的三个水利纷争事件，其中泗港开塞之争首当其冲。

泗港位于汉江北岸，在潜江县城西北四十里处，导汉水经天门永隆河、周河、县河，汇入汉川三台湖、河汉湖，经流漫水入长江，经行流域长达八百余里，在明代垸田开发的氛围中，景陵（即竟陵，今天门市）永隆河、周河、县河流域也被迅速开发。出于保护这一流域的农田以及县城的安全的目的，景陵县官绅认为堵塞泗港是理所当然的举措，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天门县志》载：“周河，县西南，有上中下之名，即汉水故道，北会县河，中连菜子、老鹤、岳港、龙潜等湖，自操家口、泗港塞后，今一望平田矣。“明万历年间、臼口、操家口、泗港口筑塞，此后景陵县力主禁开，以钟（祥）、京（山）汉江干堤作为天门以北区城的安全屏障，使永隆河、县河一带免受汉水的侵袭。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景陵进士龚廷颐论开泗港有“十不便”：一、开泗港工程巨大，必需大量的内带支持，劳民伤财；二、汉水下游景陵、沔阳（今仙桃、洪湖二市辖地）、汉川共有之七十二垸田受水灾，其原因并不在泗港未开，而且七十二垸田地只占景陵汉水南岸一隅，相比汉水北岸的广大区城以及县治是微不足道的；三、历次发生的水灾情势证明泗港复开，并不能缓解沔阳，监利受水害；四、泗港一开，景陵东、西、北必要兴筑堤防，势要增加水利官员，方能有效管理；五、开泗港，会淹没景陵县治，谶云“开了泗港堤，景陵是个养鱼池”；六、汉北诸州县会受到威胁，“巨害者为景陵，横溢者为京山，直冲者为汉川，其而应城而孝感而云梦皆其波及者”；七、开泗港河道，新开河道与新筑堤圩会使大量田产废弃；八、泗港一开，泗港之下区域的赋税将失去保障：“竞陵钱粮四万有零，在山乡与大河南者不过十之三四，在泗港下流者十之六七；九、开泗港，会使人民转徒四方，民心不稳；十、开泗港，会惊动这一带地下亡灵。赋税是地方官行政考绩的重要因素，因而作为地方官，最为关注的是开了泗港河（口）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景陵知县梁在凝《论开泗港对景陵的危害》即直接表明：“景陵之害虽在七十二垸，然不过景陵南之一陆耳。泗港一开，如顶灌足，县东、县西、县北势必四面筑堤，民谁能堪此？且景陵钱粮在山乡与大河南者不过十之三四，在泗港下游者十之六七注沧海于桑田，赋将安办？与景陵知县的主张相反，潜江县地方官与绅士力主开疏泗港，以使汉水从此分流，减轻小泽口（即芦洑口）与大泽口（即东荆河）分水的压力，保护潜江县治及境内芦洑河流域垸田的安全。

自明代初年开始，潜江县治频繁受到县西夜汊河与县东芦洑河的威胁，在保护县治的安全上，至万历初年，历任知县皆致力于疏通县东、县西河道，经营县西北护城堤。万历中后期，知县开始试图疏通泗港河道，阻止景陵筑塞。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潜江知县王念祖即断言，如果景陵筑塞泗港，潜江即会筑塞芦洑口，监利县即会筑塞夜汊口（大泽口），所谓“江自承天（钟祥）而下，泗港之河通景陵，夜汊之河通监利，芦洑之河通潜沔。如谓景陵塞泗港，则监利何不塞夜汊，潜江何不塞芦洑?”。潜江县绅士欧阳东凤认为，此时潜江周边的水利形势已经不同于明前期，潜江以南监利、沔阳县境内的湖潴已经被开垦成垸田，如果泗港被塞，泗港分流之汉水转而分流入潜江夜汊河，上塞下雍，必使潜江县治与垸田受害。

值得一提的是，据《潜江志》记载，家乡附近的张港曾在汉江边建成芦洑塔，为“七层浮图”，距泰安寺（一作太安寺）甚近，建塔目的是为了“镇锁三澨”，减少水患。这里的“三澨”有别于其他水利志书所载的“三澨”，指的是汉水、汉水北岸分支泗港河和汉水南岸分支芦洑河，这三条河给历史上的天潜沔三地及沙洋、京山等地都带来了惨重灾难。

天门人筑塞泗港河后，沔阳人也在芦洑河下游建坝。在明隆（庆）万（历）年间，水啮河岸，芦洑塔坍塌入河底。当时的人们“苦水久矣”，寄望于“宝塔镇河妖”，但这一良好愿望在过去是难以实现的。新中国建立后，大兴水利，巍巍汉江大堤如一道屏障，将家乡的村庄、田园纳入了它的荫庇。后来，国家又陆续在汉江中下游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南水北调兴隆水利枢纽、引江济汉江汉运河等工程，自此汉江安澜，饱经水患的家乡免于洪水肆虐，这真是两岸生民之幸、百姓之福。2011年，潜江市政府在汉江右岸的马昌湖畔复建了芦洑塔，成为曹禺公园景区的一处景点，这与当时建塔的意义大不相同了。

附：清道光年间潜江县水利堤防示意图

三

聆听历史的暮鼓晨钟，浸润汉江的云水烟霞，家乡一带沉淀下来一个古色古香而又文气十足的地名——“白洑”。“白洑”二字让家乡与明朝时期的潜江八景之一“白洑波光”关系密切，进而与白洑巡院、安远镇等潜江县治前身也紧密联系起来。

“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没有收录；《水经注·沔水》“又东为净滩，夏水急盛，川多瑞洑”，“洑”意指旋涡；《康熙字典》解释为“洄流也，一曰伏流”；唐杜甫有诗句“洑流何处入”；又为水泊之名，宋范成大《吴船录》中有“鲁家洑、长风洑”。追溯潜江的历史源头，始终绕不过“白洑”这个词。《潜江千年古县溯源之白洑丛考》《潜江千年古县溯源之寻找旧县治》等文史资料，对“白洑”“白洑草市”“白洑巡院”“白洑铺”“白洑垸”“白洑堤”“白洑驿”等进行了系统考证，表明“白洑”作为地名，至少存在了1200年以上。

《旧唐书》记载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八月，农民起义军攻下随州，屯兵白洑；十一月，王仙芝带领农民起义军渡过汉水攻克江陵。可以推测的是，宋元明三朝围湖造田，垸田兴起，汉江两岸逐渐围建起一个名为“白洑垸”的民垸。“白洑垸”何时成垸，未见文献详细记载。但白洑垸的面积，康熙《潜江县志》记载详细，甚至精确到了分和厘。“白洑垸民田，一万三百九十五亩五分八厘”。照此计算，此处民垸面积大约七平方公里，推算垸堤长度则至少在十公里以上。

民国初年测绘的地图将白洑垸标注在今潜江王场镇红桥村、前进村、关户村、园林村的位置上，但当地人对白洑垸这一地名说法完全陌生，连口碑依据也没有，地图绘制者似有张冠李戴之嫌。据潜江人考证，白洑垸的中心区域应在今天潜江市王场镇的黄湾、戴河、杨湖村一带，相邻地方有“白洑套”“白洑外套”“白洑滩”等地名。家乡人们口口相传至今的一处地名“白骨塔”，与“白洑滩”音相近但意甚远。对“白骨塔”的说法，史料从无记载，地图从无标记，问过家乡的很多老人是否亲眼见过以白骨为塔的建筑，都语焉不详，不知是以讹传讹还是另有原由，倒是“白洑滩”在历史地图上是真真切切标注过。

家乡人们所称“白骨塔”对岸就是潜江市王场镇的黄湾、戴河、杨湖村，恰好在历史上白洑垸中心区域的相邻地方。结合汉江河道变迁的历史和前文所述白洑垸的面积，这片区域在今天应该跨汉江两岸，包括汉左的今天门张港镇中南、泗港、大渊、十周等村，绵延至汉右的今潜江王场镇红旗码头至高石碑镇蚌湖一带。据家乡前辈们讲述：在泗港由潜江划入天门之前，村里人经常要划船到河对岸去种田。潜江人在考证中所指白洑垸中心区域的黄湾、戴河、杨湖等村一带，确实曾经有过泗港村的田块。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文献史料在表述方位和距离时常使用模糊概念，所记载的数字也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分析指出了中国文化“疏于公共空间、疏于实证意识、疏于法制观念”三大弊病，其中“疏于实证意识”就是指缺乏科学精神和数据意识。已故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曾幽默地调侃，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病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两位学者的观点也可从本文所引诸多文献史料得到印证。

这提醒我们，在从事考证、文史等工作时，需要对类似情况格外重视，具体分析，厘清事实。此外，今人在考证与江河有关的古地名时，常从河流河道和行政区划的现状出发来进行分析，往往忽视河流河道和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容易误导人们的判断，导致考证结果失之偏颇甚至南辕北辙。由于汉江河道变迁和两岸行政区划调整，历史上汉江周边的一些老地名往往是跨汉江两岸的，直到今天的潜江、天门、仙桃等地，在汉江两岸都留有完全相同的村名、地名，如泽口、黑流渡等。考证白洑、泗港等地名也应有实证意识，注意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明弘治年间修《潜江县志·铺舍》，记载有“白洑铺”。明朝的赋税除了农户种田完粮、植桑课银之外，地方官府还在辖区水陆要道设立“铺舍”，对行商坐贾的交易行为征税。明朝首任潜江知县史纯一，在潜江通往荆州府、安陆府、荆门州、沔阳州、监利县的水陆要道新建了永兴铺、班家铺、杨湖铺、白洑铺等十九个铺舍，各铺派兵两三人，徭役一名，全县“各铺司兵徭役编制五十九名”。清康熙年间修《潜江县志》记载：“白洑铺在县西四十里，有徭编一名，通荆门州”。

此外，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城池·公署篇》中有“白洑水驿，在（潜江）县西北五十里（汉）江上”。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中也有“白洑驿，在（潜江）县西北，明初置驿站于此，万历九年革”。而清晰地将泗港与白洑、白洑驿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记载见于清康熙《潜江县志·县治·驿司》：“白洑驿，旧署在泗港，洪武初，知县史纯一创”。据记载，当时的白洑驿，建有正厅、耳房、鼓楼，驻有驿丞，配有船只、马匹，常年有驿馆人员二十名左右。那时的泗港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集市，与张截港、竹根滩等集市齐名。康熙《潜江县志·市镇》记载当时潜江有较大规模的市镇11个，其中“泗港，在（潜江）县西北四十里”。又记载“赵林滩，一名朱家场，在县西北三十五里，与泗港近”，“朱家场”地名今天还在，距泗港村四公里，可以作为佐证。

在考证潜江县治迁移的历史脉络时，泗港与白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潜江设县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距今已有1057年了。据潜江人考证，潜江县治迁移大致经历了白洑巡院、安远镇、斗堤等历史过程。潜江设县之前，今潜江所辖区域大部属江陵县，汉江从县北流过，有片水泊叫“白洑”。唐朝后期，在白洑南边兴起了一个草市，即前文所述“白洑草市”。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因“人户输纳不便，置征科于白洑”，在这里设置了“白洑征科巡院”，作为专司收取粮款赋税的官办机构。唐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昭宣帝，建立后梁，改号开平。五月，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开启了高氏四世五主统治荆南达57年之久的时期。后来，高季兴建立荆南国（又称南平、北楚），是诸大国夹缝中的缓冲国，因地域狭小，为求生存，注重招募人口、重用人才、兴修水利（修建了前文所说的“高氏堤”，其中一段为白洑堤）、发展经济。此外，荆南国一直注重北部边陲重地的军事防御，在白洑驻有军队。高氏统治者取安定北部边远地域之意，将在白洑区域形成的一个集镇命名为“安远镇”（清代顾祖禹误作“白洑镇”，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个地名）。泗港因一直地处白洑区域，当时至少是安远镇周边的一个重要集市，也不能排除就是安远镇署治所在。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于公元963年发起统一战争，第一个被其所灭的就是荆南国。两年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在原荆南国范围内新设三县，其中就有在安远镇设立的潜江县。其他两县历史很短，只有潜江延续成千年古县。安远镇作为潜江县治治所的历史共328年，期间关于县治方位的记载较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北宋时期《太平寰宇记》“潜江县，（江陵府）东一百一十里，十二乡，新置”。北宋《元丰九域志》的记载稍有出入，“潜江，（江陵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十一乡，安远、师子二镇”。

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因遭水灾，潜江县治从安远镇迁到斗堤（也作陡堤），即今天的园林街道，并稳定下来。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20年）第一次篡修《潜江县志》时，人们还知道“旧县治在县西四十里，豆子湖南，基址尚存”。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重修《潜江县志》，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再修《潜江县志》，称旧县治在“县南道隆乡豆子湖，今坊井遗迹尚存”，而该书另一处又称“邑治蚌湖，去县西六十里，有城隍庙，不知创自何年，岂旧县遗迹耶”。这时的人们就已经完全不清楚潜江旧县治所在了。后经潜江专家考证，潜江旧县治应在今王场渔场与高石碑蚌湖之间的一个区域。除去明显错讹，按各类史料记载，泗港也位于当时的潜江县治附近。

关于白洑驿，史料记载很多，最早见于明初。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军事情报，或者为官员公务往来提供食宿、换马等服务的场所。“白洑驿”也叫“白洑水驿”，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潜江知县史纯一创立，最初设立在汉江左岸的泗港。那时陆路不畅，驿站当以服务水路交通为主。

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驿丞郎进生为驿站增添船四只、夫四十名，这可能是白洑驿也是泗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知县莫瑚将白洑驿迁到泽口，编制两名（一名驿丞、一名驿吏），这时的白洑驿已经大不如前了，到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白洑驿被裁撤了。

清初，兵连祸结，南来北往的官兵经过县境，县丞应接不暇，要求恢复白洑驿的呼声不断。后来，白洑驿虽然恢复了，但再没有设立在汉江边上，而是设在潜江县城（斗堤）中的育婴堂内，规模不大，也不再是水驿了。关于白洑驿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明朝杨琚的《舟过白洑驿》：“日斜月已生，一片波光白。风气入夕加，伏流响漰湱。卸帆买渔船，投港远归客。隔水闻渔歌，数声天地窄”，生动展现了一幅日落月升、波光潋滟、旋流声声、渔舟唱晚的图画。

泗港因市成集，进而成为铺舍、驿站所在地，除了历史人文原因外，还有自然地理原因。从地图上看，汉江自钟祥下行至多宝，冲刷形成一个“几”字形的凹岸，即“多宝湾”，此处河流弯曲度增大，流速开始减缓。汉江继续下行至泗港，又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凹岸。地理知识告诉我们，凹岸处冲刷作用强，水深且泥沙堆积少，适宜修建行船歇脚的港口码头。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良好的自然地理禀赋，决定了泗港能够在汉江边的众多村子中“脱颖而出”，拥有与其集市功能相称的喧嚣与热闹，始终作为集市而不是乡村的形象留存于人们的记忆。至今家乡的民居都是两排相对而建，中间留出街道，仍然保留着原来集镇的样貌。

需要注意的是，泗港与白洑应该是点与面的关系。泗港对应集市，白洑对应水面和垸田。明朝潜江旧志载有东城烟柳、南浦荷香、僧寺晓钟、蚌湖秋月、浩口仙桥、芦洑宝塔、清溪山色和白洑波光八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白洑波光”能跻身明潜江八景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里首先有自然之美：白天，映入朝霞夕照的汉江波光粼粼，水色潋滟；晚上，月光、星光，渔火、灯火一起映入江面，一片片流光溢彩卷入一个个旋涡，天上人间，浑然莫辨。或醉于美酒、或醉于美景的人们，真正领略到了“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意。

其次，这里有人文之盛：作为集市，江边街道上人流如织，熙来攘往；作为水路驿站，江面上官船、商船穿梭往来，川流不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相逢有茶、临别有酒，茶肆里诗文唱和，酒船上觥筹交错。“白洑云水间，诗酒趁年华”，经过文人墨客一番渲染，“白洑波光”成为难得的人间美景。当时，吟咏“白洑波光”的诗歌不少，流传下来较为有名的是明朝崔岑的《白洑波光》：“曾驰羸马洑波前，已把清光入肺镌。丹凤扶轮来碧海，骊龙擎宝出重渊。乘槎有客干天象，问月何人放酒船。应是源头澄活水，玉壶冰鉴自年年。”从这些史料记载和文人墨客的诗文中，我们可以领略当时泗港的繁盛和白洑的美景。而对“白洑波光”进行细致系统考证的，莫过于已故的潜江文史专家毛道海先生，其所撰《白洑波光景何在》一文部分辑录如下：

潜江八景的第八景，名曰“白洑波光”。听这名，眼前便展现出一幅波光潋滟，水天一色的图景，似乎是很美的。然而，白洑波光即使有过短暂的存在，而景点却在流经邑境的汉江，这汉江从洪荒年代起就流淌着乳汁，也流淌着祸水。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上潜江苦难的渊薮，劳动人民一说起它就不寒而栗，何曾有过欣赏白洑波光的雅兴!

白洑，实有其名，实有其地。先说“洑”，它的词义之一即为翻卷的漩涡。地名的文化表现是很鲜明的，潜江人的祖先取了“白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地名，也是“以人文科第甲”的证明。在现今王场镇东北部，有一个面积大约万余亩的白洑垸，它是全邑153个民垸之一，其中心地区就是黄湾和戴河两个村，往东延至汉江边上的红庙码头。

白洑垸早在五代时定名，是清朝长安乡的30个民垸之一。作为一个有坐标位置的地名，白洑在潜江城西北40里。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在这里设置征科巡垸。据口碑，现今红庙（注：今潜江王场镇红旗码头，对岸为天门张港镇泗港村、大渊村、十周村）码头附近某处，尚留下了一个“白洑滩”的地名。由此推断，这1100多年前设置征科巡院的白洑就在红庙码头附近这片地方。民国初期，王场镇的黄湾村境内设置过王洑乡，“王洑”，显然是“王场白洑”的简化。

宋乾德三年（965年），白洑巡院升格为潜江县，并迁县署于安远镇。从此，白洑这个地名与官署也就没什么联系了。但是403年后，明洪武元年（1368年），潜江知县史纯一在红庙附近仅数里的泗港设驿，又起名白洑驿。驿，是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住宿、换马的住所，相当于现时的接待站、招待所之类。有了白洑驿，泗港也就热闹起来了。至明成化七年（1471年）知县汪志为白洑驿建了正厅、耳房、鼓楼，各地往来官员如梭，潜江城的县太爷们也来回奔波于应酬之中。

这样闹腾了一阵，成化十三年（1477年），白洑驿被江水淹没了。明弘治三年（1490年）知县张昺命一个叫郎进生的驿丞重修了白洑驿，并增置了站船4只，船夫40名。数年后，又被江水吞没。到了明正德年间迁策口再建，仍沿白洑驿旧名，不久，同样遭水圮。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县李之珍干脆在潜江城县衙内增设驿站，而这已经没有“白洑”的意义了。万历八年（1580年）知县朱熙洽宣布裁驿。

当我们弄清了所有的“白洑”后，白洑波光的位置也就不难找到了。显然，它不在白洑垸，那里只一方民宅民田，不发大水，不倒口决堤，绝没有“波光”。如果说它是在当年设置征科巡院的白洑，也不合事实，因为白洑巡院由于升格为县而迁安远镇，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潜江八景全是明朝弄出来的，可以肯定，这忝列潜江八景末座的白洑波光就是明代建、明代废，历经了212年的泗港白洑驿风光。

笔者未曾研究明代汉江的水驿究竟有多少，但却知道白洑驿上有臼口驿（也作旧口，今钟祥境），下有干镇驿（也作干驿，今天门境），上下300余里，中间仅此一个白洑驿。由此可见，过往白洑驿的官船、商船何其多耳！人多，船多，即是构成 “景”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一河江水，奔腾不息，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星星，还有船上、驿站上的灯火一齐落到汉江里，不也就成了“波光”么？的的确确，不容任何怀疑，白洑波光就在此。不信，有明人杨琚的《舟过潜江白洑驿》为证:“日斜月已生，一片波光白。风气入夕加，伏流响漰湱。卸帆买渔船，投港远归客。隔水闻渔歌，数声天地窄。”

毛道海先生是湖北省作协会员、潜江市的文史大家，出版有《潜江风情录》《曹禺家世》《万里江河水一滴》等专著，曾担任潜江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是我政协工作的前辈。我与先生生前有过一些文字往来，也多次向先生请教文史工作，受益良多。先生史海钩沉，治学严谨，对文史资料写作尤重实证，对相关史料中语焉不详的舆地、人物、风俗从不轻易下结论，在其所撰多篇文史资料中都提及泗港。偶然得知我老家在泗港村后，便多次向我了解有关泗港河和白洑滩的情况，并表达实地踏看以完善部分文史资料的愿望。

后来，先生因慢阻肺疾加重，遵医嘱不能外出，终未能成行，直至溘然长逝，不能不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不然，先生肯定会为泗港再写些东西的。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白洑滩、白洑波光、白洑驿、白洑巡院之间的关系以及泗港的历史。可惜的是，这篇在潜江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文章，在天门却鲜有人知，包括现在家乡的人们大都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泗港只是个偏僻落后的贫困村，哪里还会有这么多人文气韵和历史掌故？

随着“公路文明”逐步取代“水路文明”，泗港逐渐失去往日繁盛，终至衰落萧条，但其发挥集市和码头作用的时间，则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民国时期的泗港，在潜江地图上还作为较大规模的集市被标注。日本侵华时期，以日军做靠山的日本商人，曾在泗港设立“三菱洋行”等贸易机构，用洋布、洋油、洋火等“东洋货”换取当地的农副土特产品，以贸易之名，行掠夺物产、供应军需之实。据村中老人讲述，侵华日军还以泽口、泗港等码头为据点，乘“洋火轮”在汉江下游横行霸道，沿岸烧杀抢掠，残害人民，攻击抗日武装。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泗港都是汉江航线上停靠客运轮船的码头，周围十里八乡的出门人常选择在此乘船，上襄阳、下汉口。在儿时记忆中，天门张港历年入伍的新兵也选择在这里集合上船，前往武汉、襄阳等地的兵站。

1952年，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部分在解放前的老泗港码头做生意的手艺人，因公私合营进入了国营店，白案面点、豆腐粉条、酿酒榨油等传统制作技法和工艺得以薪火相传。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水利堤防建设需要，老泗港迁到新泗港后，国家一直在这里设有供销社、食品所、物质站和饮食店等商业物质供销服务网点，都是国营和集体所有的机构，还专门建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所”，俗称“药铺”，服务周边十里八乡。这些网点和机构一直开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陆续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贸易一度兴起，泗港仍然是辐射周边十多个村的“小场口”，至今泗港周边村子里上年纪的人，还常常把上街赶集称为“赶泗港”。那时候，农民的猪肉禽蛋、豆腐粉条，渔民的鲜鱼蚌虾，猎人的野兔野鸡，都在这里摆摊设点售卖，每天从天刚亮交易到日上三竿。村里的手艺人重操旧业，做起售卖面条、馄饨、豆饼、锅盔、油条等食物的“勤行铺”生意，一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又有了往日的喧闹和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

泗港因水而兴、因水而废的历史，印证了“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时代抛弃你的时候，往往连声招呼都不打”，当洗净铅华、素面朝天的泗港站在我们面前时，她已经褪尽历史光环，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18年，天门市开始推行合组并村，泗港村于2019年正式与邻村合并，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泗港”老地名淡出历史舞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遗憾了。辑录相关资料如下：

天门市国土面积2622平方公里，人口167万，辖26个乡镇办场园，783个行政村（含49个村居合一，不含19个移民村），农村人口119.7万，村平农村人口为1530人。其中，1500人以下的行政村（居）342个，占43.6%；1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居）441个，占56.3%。天门市行政村区划基本维持上世纪80年代初期调整改革格局，已运行30多年。现有行政村规模普遍偏小、集体经济薄弱、村（居）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达标难度大、村“两委”选人用人渠道不宽、村（居）行政运行成本高、村（居）管理水平极不平衡。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原有行政村规模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天门市行政村区划调整改革是天门市委2018年的重要工作决策和部署之一，是顺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附：天门市张港镇并村方案）

1、大渊村、泗港村、十周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大渊村；2、彭湖村、洪山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洪湖村；3、罐头尖村、同兴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同兴村；4、高拐村、罗万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罗高村；5、泽口村、梁滩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泽口村；6、龚王村、三合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三合村；7、顺河村、高荣台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顺河新村；8、柴口村、徐桥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南港河村；9、曾加村、高明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习家口村；10、周庄村、蒲潭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蒲潭村；11、李湖村、瓦屋台村合并，新建制村命名为楝树沟村；12、除以上村外，柏台村现划归蒋湖农场管辖，其余村和社区保持不变。

在这个方案中，泗港、泽口都是“青史留名”的老地名。“泽口地名今犹在，不见当年老泗港”！其实，泗港、大渊、十周三村相邻，历史上都位于白洑区域，三村合并有其合理性，历史上也几次分分合合，但值得商榷的是，三村合一后的村名确定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不可以用“白洑村”来命名呢？这应该是一个既尊重历史，又兼顾现实；既有文化底蕴，又几不相欠的好选择！

没有历史，就没有灵魂。十年浩劫“除四旧”，一些老地名、历史遗存和文化痕迹被抹去，造成了乡村文化断层和乡村治理障碍。在推行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类似的文化悲剧重演。一个村庄虽小，但她绝不只是一群人的生息劳作之地，她还应该是每一个村民共守的精神家园。发展是硬道理，记住村庄历史，传承乡村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应该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推进现代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

我并非指责合组并村这一顺应时势的决策，只是为老地名的行将消失感到惋惜和痛心。一个个老地名，犹如历史的缆索，浸透先辈的汗水，凝结发展的喜悦，串起村庄的过往，牵引前进的车轮。不知道还有没有同泗港一样遭遇的老地名？只是恳切希望我们的官方和民间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优秀乡村文化传承的责任，多做一些利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工作，为后人擦亮乡村文化的灯盏，照见历史的路标、照见先辈战天斗地的身影，让后人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中寻得几分慰藉，增添几分自豪，明白自己“将往何处去”，更加坚定地走好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