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契锐评丨健康险能否成为挽救保费恐慌的稻草？

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得出一个惊人却颇有影响的结论：在集体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其核心表达的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悖论，即“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大集团，却不会为集体利益行事”。这一“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经济学上通常被称之为“奥尔森困境”。

奥尔森困境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所映射，比如，保险公司在短期保费规模和长期稳健经营的抉择过程中，职业经理人通常倾向于选择短期的保费规模。即，每个人都会基于个体利益来做判断，而少数决策者的利益选择将直接影响集体利益选择。

上周，《831，中小寿险公司生死局？！》发布之后，多家媒体陆续推出多篇稿件，关注保险预定利率下调，关注的问题自然是艰难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如何抉择的问题。

从媒体采访内容看，业内专家对短期走势的预判观点较为统一：炒停售失灵，以及头部公司强者恒强。至于未来的突围路径，则仍集中于立足生态拓展保费来源，或调整产品结构做大保费市场。

对此，保契在《831，中小寿险公司生死局？！》一文中已有论述，仅就是否可能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做大保费市场再行讨论。

从媒体报道看，业内认为产品端有两个突破点，一个是分红险，另外一个是健康险。前者同时兼顾收益和功能，后者则胜在功能。

分红险前期媒体已做了诸多讨论，其之于保险公司甚至行业的价值都毋庸置疑，在利率下行周期，分红险可以较好地平滑保险公司的利差损进而减少行业系统性风险。但从底层逻辑看，分红险仍以迎合消费者的“收益”需求为主，只要“唯保费规模论”这一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刚需不减，分红险的实际分红水平就不会有明显下调，或者说实际分红会与分红险账户实际投资收益相偏离，以实打实的分红来获取更多的保费进账。

换言之，产品结构的重心倾斜于分红险，并不会改变保险业现有的经营逻辑，仍会以实现个体的“短期利益”或“自身利益”为着力点。

再看健康险，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人身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782亿元，同比增长4.85%，显著高于行业整体水平，财产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1141亿元，同比增速更高达7.6%。无论是在人身险公司中，还是在财产险公司中，健康险都成为了增长最快的险种。有媒体认为“消费者对于保障型产品的需求，依然稳健增长，健康险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回溯过往几年，财险公司纷纷发力非车转型，转型的重点就是健康险，随着健康险费用投入力度加大，健康险保费则呈快速增长态势。对此，业内甚至认为，非车转型已见成效。

但从实际看，健康险业务几乎很难赚钱，且单纯依靠砸费用的保费增长模式亦越来越无力，而与此同时，建工、企财、家财、农险等真正的非车责任险却进展缓慢。在健康险领域唯一能看到的出路似乎仅有专业细分领域的MGA一条路，但从专注健康领域的MGA机构看，经历过初始的成功后，进展似乎亦不顺利，甚至部分机构已在逐渐抛弃健康险，进而专注于健康增值服务。

与此同时，随着医药健康领域宏观政策的大力推动，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愈发明显，惠民保、百万医疗等高免赔额、高起付线、低频高损，且主要作用在于对抗因病返贫的健康险逐渐行至末路，消费者的诉求更多集中于优质医疗资源的获取上，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包含绿通在内的专业健康增值服务商越来越多。

概而言之，低价高保额的健康险作为寿险获客工具或仍有一段时间的发展空间，但却早已丧失了作为主力险种的潜力。

行业转型发展，路阻且长。产品转型一定不在于某一类型的产品，而在于保险能不能真正的回归保障，专注于保障，彻底退出“类理财”市场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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