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吴石将军的蔡孝乾，为什么一直到死，都没受到清算呢？

要说最近哪部剧最火，那肯定非《沉默的荣耀》莫属了。这部剧让观众们再次将视线聚焦到那段暗流涌动的历史上。不得不说，吴石将军等人的事迹，真是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随着这部剧的热播，也有许多群众自发前往吴石将军纪念碑前面献上鲜花，致以一份跨越时空的崇高敬意。

可感动之余，肯定也有不少人感到疑惑：当年的叛徒蔡孝乾，为啥害死了那么多同志，还能在台湾安然活到74岁呢？咋不清算他？

其实，并不是不清算，而是当时的局势实在太过复杂，想要清算真的很不容易。

要弄明白这事儿，就要从他那矛盾的一生说起了。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的一个普通家庭。那时候台湾还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也正因此，他从小就看着殖民者欺负身边的同胞，心里悄悄就有了反抗的念头。

14岁从彰化公学校毕业后，他留在学校当了1年代课老师，天天看着底层老百姓过着苦日子，更坚定了要找条出路改变现状的想法。

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揣着一腔热血，坐船跨过海峡到了上海，考上了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这所学校成了他革命路的起点，在这里，他遇上了瞿秋白、任弼时这些革命前辈，第一次正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课堂上学的理论，加上跟着参与街头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个从台湾来的少年很快就成长起来。他加入了上海台湾青年会，还帮着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为台湾的解放喊加油。

1926年夏天，蔡孝乾回了台湾，一头扎进当地的革命斗争里。他帮着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左翼力量，给协会的机关报写文章，把日本殖民统治的各种恶行一条条写出来曝光。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也就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20岁的蔡孝乾成了中央委员，负责宣传部的工作。那段时间，他跑遍台湾的各个乡镇，在村里悄悄建党组织，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各个角落。

可没安稳几个月，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大肆抓革命者，蔡孝乾没办法，只好在当年8月又离开台湾，回了大陆。

1932年4月，蔡孝乾辗转到了江西瑞金。在这里，他先在列宁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又当上了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

1934年1月，他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背着简单的行李，跟着大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路。雪山的冷、草地的沼泽，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都没拦住他，他成了极少数走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孝乾跟着八路军总部去了山西抗日前线。因为他懂日语，1938到1939年期间，蔡孝乾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对日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

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他写日语宣传册，到阵地前喊话，还散传单，一点点拆穿侵略战争的真面目。不光如此，蔡孝乾还悄悄摸进敌占区，搜集情报、建地下交通线，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立了不少功。

这段经历，让他成了党内少见的既懂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台湾籍干部，也为后来党中央把台湾的重要工作交给他埋下了伏笔。

谁也没料到，这位早年热血的革命者，后来竟然会因为意志不坚定走上叛变的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可当时的台湾，局势一点都不太平：国民党接收大员忙着贪污腐败，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以前还苦，再加上美国势力悄悄渗透，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机。

党中央知道台湾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决定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台湾的地下斗争。选负责人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蔡孝乾，他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熟悉台湾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6年7月，蔡孝乾乔装打扮，秘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台湾。

刚回来，他就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先联系当地的老党员和进步分子，把打散的党组织重新建起来；又钻进工厂、农村、学校，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地下党发展得特别快：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赢了，台北机务段的员工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各地学生反美反蒋的游行一场接一场。

到1949年，工委下属的党员快2000人，能动员的群众差不多5万人，我党在台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不少人都对他十分看好。

1949年9月，蔡孝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

可没人知道，蔡孝乾的思想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回到台湾后，他就慢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追求享乐。西门町的茶座、高档西餐厅成了他常去的地方，身上的西装永远笔挺，口袋里装着昂贵的香烟。更严重的是，他还和自己年轻的小姨子纠缠不清，把个人感情看得比组织纪律还重。

有些党员发现蔡孝乾的变化后，心里特别着急，偷偷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可当时党中央正忙着解放战争后期的工作，又担心随便换负责人会让组织动荡，只能暂时把这事放一放。

谁能想到，就是这一“放”，后来竟酿成了灭顶之灾。

1949年4月，台湾工委发动反美反蒋学潮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加强对地下党的镇压。7月，有人在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工委机关报《光明报》，这事让蒋介石特别生气，赶紧开阳明山会议，下令彻查。

很快，保密局特务抓到了几个散报纸的学生，其中一个叫戴传李的，经不起威逼利诱，供出了自己的妹妹戴芷芳；戴芷芳又牵扯出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1949年8月14日，保密局的行动小组突袭了基隆中学校长家，钟浩东被捕，特务还搜出了印《光明报》的器材和宣传资料。

钟浩东是个硬骨头，连续几天被审讯，愣是没说一个字。可长时间的折磨让他精神恍惚，有一天，他恍惚中，竟然问审讯官谷正文：“老郑怎么样？”

就是这句话，让谷正文抓到了线索，他赶紧加大审讯力度，可钟浩东说什么都不肯再多说一个字。就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特务又抓住了一个我党同志，那人可没钟浩东这么坚定，拷打之后就供出了“老郑”的住址。

可等特务赶过去，“老郑”蔡孝乾早就跑了。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抓，那时候特务还不知道他是谁，他只说了个假名字，说自己是个普通商人。

可他被关押的时候，却暴露了一个致命缺点：贪图享受。当时，蔡孝乾天天嫌弃饭菜难吃，甚至还说只要带他去吃牛排就背叛组织。

谷正文当然喜闻乐见，就赶紧让人带他去，可就在吃完牛排去“据点”的时候，他竟然趁着夜色逃跑了。也正是这个时候，谷正文确认，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老郑”。

随后蔡孝乾就躲到了一个农村，可农村的日子实在是苦，他受不了，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偷偷跑出去吃牛排，刚坐下就再次被抓了起来。这次谷正文长了记性，让人全天盯着他，看得死死的。

在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之下，蔡孝乾最终叛变，没多久就全招了。蔡孝乾的叛变，直接把我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毁了。特务们照着他给的名单，在台湾展开大规模抓捕。

到1950年3月，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起“中共间谍案”，被清查的关系人有1800多人，其中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约1100人被处决。

吴石将军，就是其中最让人痛心的一位。

1950年3月2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在狱中，吴石将军始终坚贞不屈，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没泄露半点机密。同年6月10日，他和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这些烈士牺牲后，他们的事迹并没有被遗忘。除了福州英雄广场的纪念碑，吴石将军在福州仓山区螺洲镇的故居也保存完好，雕像前每天都有鲜花。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旧址，如今也有人来缅怀这些为国家统一牺牲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被写进书籍、拍成影视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让大家都难以接受的是，犯下这么大罪的蔡孝乾，竟然没受惩罚，甚至还在国民党内部过上了“好日子”。其实，他的日子并不算好。

叛变后没多久，他就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先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兼“调查局”副局长等职务。国民党之所以对他这样，说到底还是想利用他。

一方面，国民党需要把蔡孝乾当成“招降”的榜样。当时我党在台湾还有一些零散的地下党员，国民党想通过蔡孝乾的例子，诱使这些党员叛变。

另一方面，蔡孝乾熟悉我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国民党想靠他打击剩余的地下力量。他给特务讲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的方法，帮他们制定搜捕策略，甚至还亲自参与审讯被捕的党员。

可就算蔡孝乾言听计从，国民党对他也始终不放心。

蒋介石本身疑心病就重，他知道蔡孝乾是因为贪生怕死才叛变，今天能背叛共产党，明天说不定就会背叛国民党。所以，蔡孝乾虽然有军衔，却从来没真正掌握过实权。

不光如此，他的工作和生活也一直被特务机关严密监控：外出有人跟踪，跟人交往要提前报备，家里的电话都被监听。表面上的“风光”，其实就是被圈养的假象。

而大陆这边，我党虽然恨透了蔡孝乾，却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法对他进行清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峡两岸对立严重，国民党严密封锁台湾，我党没办法直接对台湾境内的叛徒采取行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虽然缓和了一些，但还没实现三通，再加上蔡孝乾一直被国民党保护着，清算工作始终没法开展。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死，终年74岁。

有人说，蔡孝乾没被清算太便宜他了。可实际上，历史早就给了他最严厉的审判。吴石将军等烈士被永远缅怀，而蔡孝乾呢？他的名字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也希望祖国统一的这天早些到来，到那时，山河锦绣，家国同心，再无分隔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