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牺牲的朱枫，60年后才找到她骨灰，养女阿菊85岁依然拒认继母

1949年底，朱枫从香港登船前往台湾基隆。她的公开身份，是去探望她的继女阿菊，顺便看看刚出生的小外孙。 阿菊，大名陈志毅，是朱枫第一任丈夫陈绶卿前妻的女儿。朱枫嫁过去时，阿菊才7岁。朱枫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一手将她抚养长大，又亲手把她嫁给了在警务部门工作的王昌诚。1946年，阿菊夫妇俩一起去了台湾。 在阿菊眼里，朱枫是那个家境优渥、知书达理、从宁波女子师范毕业的温柔继母。

但阿菊不知道，或者说不敢深想的是，这个继母早已不是当年的富家太太。 丈夫陈绶卿早逝后，朱枫在1937年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与朱晓光结婚，并在1945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她这次来“探亲”，身上带着最机密的任务——她是华东局派来的特派员，代号“朱贻荫”。

阿菊的家，成了朱枫在台湾的第一个联络点。 这是一个何等凶险的局面：一个国民党警务人员的家里，住进了一个共产党的核心情报员。 朱枫住下后，迅速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人接上了头。情报，一份份通过她，被秘密送往大陆。

朱枫的专业能力极强，她的工作几近完美。 到1950年1月底，她已经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甚至给上海的好友写了信，说自己即将归家，满心欢喜地准备在月内返回大陆，与家人团聚。 她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

然而，压垮一切的，是来自内部的崩溃。

1950年2月，蔡孝乾第二次被捕。 这位工委书记，没能扛住酷刑，叛变了。 蔡孝乾的叛变，引发了台湾地下党组织毁灭性的崩塌。他供出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吴石。紧接着，就是朱枫。

风声鹤唳。吴石立刻意识到大祸临头，他火速安排朱枫逃离。他动用自己的关系，给朱枫搞到一张飞往舟山的军用飞机票。 舟山，是朱枫的最后希望。 她的老家镇海，就在舟山的对岸，隔海相望。 那是她生她养她的故乡，近在咫尺，却成了她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

她刚到舟山，还没来得及找到渡海的船，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就追到了。带队的人，是那个日后被称为“活阎王”的谷正文。 朱枫，落网了。

家乡就在眼前，她却被押回了台湾。 在狱中，朱枫知道自己必死，她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组织，不牵连吴石（她当时还不知道吴石也已暴露）。 她做出了一个极其刚烈的决定——自杀。 她把藏在衣服里的金锁片和肩衬里的金手镯，总共二两重，一点点咬碎，混着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吞金之痛，撕心裂肺。她痛苦昏迷了两天。 但敌人没有让她如愿。她被送进医院，用强效泻药排出了碎金，抢救了回来。

连亲手抓捕她的谷正文，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事后在回忆录《吴石等叛乱案》中，都忍不住对这个女对手写下了一句复杂的评价：

“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 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赴刑场。 朱枫牺牲时，年仅45岁。 她的女儿朱晓枫，直到50年后，才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那张照片：她身穿淡蓝色碎花旗袍，外罩一件蓝色毛衣，神情泰然，毫无惧色。 她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她的信仰。

朱枫的故事，到这里本该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 但对另一个女人——阿菊来说，朱枫的牺牲，却是她一生噩梦的开始。

继母是“共匪”，还住在我家，丈夫是国民党警察。 这是什么概念？ 朱枫被捕后，阿菊和丈夫王昌诚，作为“共匪”的“窝藏者”，立刻被抓了起来，关押审查了好几个月。 那几个月，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那种高压和恐惧，足以摧毁一个普通人的意志。 他们被放出来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彻底与朱枫划清界限。 第二，改名换姓，人间蒸发。

朱枫牺牲后，遗体被火化。三个月后，当局通知家属领回遗物。阿菊申请了，也得到了批准。 但在约定的那天，阿菊最终没有露面。 她不敢。 从此，阿菊叫陈莲芳，王昌诚叫王朴。他们躲了起来，即使两岸通商近20年，他们也从未回过大陆，刻意躲避着朱枫亲生儿女的寻访。 朱枫的骨灰，就此成了“无主”遗骨，被遗弃在台北的无主纳骨区，编号233。

朱枫为了信仰牺牲了，她被追认为烈士，她的子女享受烈士后人的待遇。 阿菊为了活命，选择与“共匪”继母切割，她隐姓埋名，活在了恐惧的阴影里。

时间，是最残酷的见证者。 一晃，六十年过去了。 朱枫在大陆的子女们，从未放弃寻找母亲的骨灰。 直到2010年，台湾学者徐宗懋受朱晓枫委托，在多方查找下，终于有了一丝线索。 一位姓潘的先生去台北参加秋祭，在无主纳骨区发现了一个编号77的骨灰罐，上面刻的名字是“朱湛文”。 他立刻联系了徐宗懋。经过核查，原来是当年登记时，“谌之”（朱枫的原名）二字被误写成了“湛文”。 漂泊了整整60年，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被找到了。

就在同一年，徐宗懋也通过档案，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阿菊。 此时的阿菊，已经85岁，改名陈莲芳。她的丈夫王朴（王昌诚）已经病逝。 当徐宗懋说明来意，小心翼翼地问起“朱谌之”（朱枫）时，这位85岁的老人，反应极其剧烈。 她几乎是颤抖着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话： “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60年了。 从1950年到201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 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两岸早已通航，当年的恐怖高压早已散去。 但对于阿菊来说，那几个月的牢狱之灾，恐惧已经像烙印一样，刻了她一辈子。 她依然害怕，哪怕已经85岁，她依然害怕当年的“政治污点”会牵连到她的女儿。 所以，她拒不承认。 她拒绝承认那个曾经抚养她长大、为她缝制嫁衣的继母。

2010年，朱枫的骨灰由专机迎回大陆。 2011年，烈士朱枫，在牺牲60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安葬在宁波镇海的烈士陵园。 她的牺牲，重于泰山。

而那位85岁的阿菊，依然在疗养院里，抱着那个持续了60年的恐惧，拒绝了所有的寻访。 我们没法去指责阿菊的懦弱。 朱枫选择了信仰，那是一种崇高的、属于英雄的选择。 阿菊选择了活命，那是一种卑微的、属于普通人的选择。 在那个非黑即白、动辄生死的年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或者有勇气，去成为朱枫。 更多的人，只是想拼尽全力，不被时代的巨浪拍碎，像阿菊一样，哪怕改名换姓，哪怕背负骂名，也要活下去。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与真实。

参考文献：

《吴石等叛乱案》 谷正文

《朱枫传》

徐宗懋 相关历史访问记录 （201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