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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三声枪响落定。吴石，国防部参谋次长，倒在泥地上，头部中弹。没有审判公告，没有公开判决。

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机要重臣，地位不在郭汝瑰、刘斐之下。三人同属中共潜伏系统，三人都是中将级别，三人都曾深藏国民党权力中枢。但只有他，被推上刑场。

三条暗线

1947年，重庆。国民党权力中心依旧紧绷，情报暗战愈演愈烈。深夜德兴里一号，郭汝瑰准时出现。他不说废话，不看对方脸，只确认暗号，迅速递出纸条。每次传递控制在三十秒内，不留余地，不容拖沓。他是国防部作战署副署长，军衔中将，熟知全国战区布防。这个位置，只要动笔，就能改写一场战役的胜负。

他不接触多余人。上线只有任廉儒，通道不变，路径不延。所有情报亲自书写，亲手交接，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次穿梭重庆暗巷，面对面，手递手，送往董必武情报系统。杜聿明多次怀疑，私下报告蒋介石，最终查无实证。没有证人，没有证据，没有证据链。

他的安全秘诀简单，只有一句：线越短，越难打结。

刘斐在表面上风光无限。作战厅厅长，军衔中将，几乎每日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可他选择了另一种潜伏方式——表演。不是低调隐匿，而是制造冲突、打出烟雾。他的战略是“镜子戏法”，用对立掩护真实立场。

1948年国防部会议，关于徐蚌会战的作战方案，争论激烈。郭汝瑰主张将兵力投入蚌埠铁路沿线，形成表面进攻态势。杜聿明表示强烈反对，称该方案过于冒险。刘斐出面，列举战场态势、后勤补给、敌军推进节奏，力挺郭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会议记录长达六页，蒋介石在场，无人看出破绽。

会后，战区兵力果然如建议部署。最终，国军主力陷入我军包围圈，淮海战役战略态势逆转。杜聿明战后回忆，曾说过一句：“他们在台上吵得不可开交，台下却早已心有灵犀。”这一对手戏，演得太真，骗过所有人。

刘斐与郭汝瑰没有直接联系，各自有独立上线。他所依赖的不是“传递”，而是“掩护”。从不私下联络中共人员，只通过书信语法、会议争议制造烟雾。表演的同时藏住真实，这就是他的伪装术。

吴石不同。他不演戏，不制造烟雾。他只信信息本身，靠制度掩护。1947年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全面掌握全军档案、战役资料、机密通信系统。资料经过之处，皆有他签名、他的审阅、他的批示。

这一年，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何遂等人秘密会面。未久，经由何遂、刘晓等人确认，成为中共地下外围情报员。代号未公开，身份未备案，任务为长期潜伏，不暴露、不升迁、不扩线。

他的职责简单：坐镇史料局，汇总作战档案、兵力调动、军事会议纪要，定期送往情报系统，由交通员取出。他不上前线，不发命令，只动笔，只签字。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郭汝瑰被留在南京，刘斐调入军政顾问系统，逐渐淡出前线，吴石则直接赴台，身份未变，权限更高。此时，他已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兼管史料局。他能直接调阅作战计划、空军布防、海防工程图，信息价值极高。

蒋介石信他，秘书信他，军方高层都信他。他不参与争议，不发表意见，只提供资料。正是这种“沉稳”，让他成为隐藏最深的核心情报人员。

三人，三种方式。郭汝瑰靠“绝不多线”，刘斐靠“表演对立”，吴石靠“制度掩护”。他们都站在情报最前线，却走着完全不同的生存路径。

情报暗涌

1949年8月，吴石抵台。第一时间联络何嘉与何世平。何嘉是何遂之女，持香港身份，合法出入台港之间，任务是恢复联络。吴石安排她藏身新店民宅，指定朱枫为日常交通联络人。

9月初，首批情报送出，内容为台军兵力部署图、装甲部队调度表。吴石亲笔抄录，用特殊方式标注关键节点。朱枫收下，藏入鞋底，经台中转至高雄，再由船只带至香港。落地后转交给刘晓。从台北到北平，信息用了十天，误差极小，内容完整。

10月，第二批文件出发，包含新竹空军调动情况与北部沿海登陆预案图。第三批是军工厂储备清单及军火仓库坐标。一份份手稿、图纸、信封，经由朱枫、陈宝仓、聂曦转出，无一遗漏。

此时，郭汝瑰已逐渐隐身于军事院校顾问团，刘斐也被调往后勤单位。整个中共台湾情报网中，仅吴石保留核心军政权限，仍在台军系统主线上工作。

这一年，吴石交付情报共计十二批，平均每月两次，周期稳定。内容涵盖陆军部署、空军飞行计划、沿海工事、后勤补给点、军官调动名单、联络代码变更记录。几乎是台军的全部中枢脉络。

他与朱枫保持单线联系，不见他人，不亲手交接。所有材料均由朱枫完成包装、传送、交接。他只负责提供信息，从不插手运输。

危险就在此时悄然逼近。

1950年元旦，台湾当局破获张梗案。张是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身份暴露后，台保密局迅速捕人。三日后，蔡孝乾被捕。案情升级。

蔡身上搜出笔记本，记录有“吴次长”“舟山通行证”等字样。面对审讯，蔡一日内即供出联络人、接头点、任务内容。吴石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情报口供中。

此前朱枫向吴石申请离台通行证，称需去舟山。吴石亲签，盖章，加急批出。文件随朱枫藏匿，计划逃出时落入敌手。

这一纸通行证，联结了蔡孝乾口供、朱枫身份与吴石批准程序。至此，三线重合，情报系统出现实物证据链，链式崩塌开始。

至此，破局已定。下一步，是围捕。

捕与审

1950年2月底，台北进入异常状态。军方系统内部频繁调动，保密局全面接管国防部办公楼外围安全。吴石的办公室、宿舍、电话线路、随从车辆，全被监控。特工不动声色，在电线杆上装监听器，在楼道拐角装小型拍摄镜头。吴石未察觉，照常办公、签发命令、接待访客。军中无人提醒，他也未起疑。

3月2日清晨，吴石照常七点半抵达史料局。门口停着两辆黑色吉普，车门未关，几人靠在墙边吸烟。吴石刚进门，身后两人跟上，出示保密局拘提令。过程无声，动作迅速，办公室职员未敢发问。车门关上，驶往青岛东路调查处总部。

审讯从当天下午开始。初轮讯问重点为通行证签发、与朱枫是否私下联系、是否知情其真实身份。吴石沉默，没有抗拒，也未正面回应。第二日改为夜审，换上蒋鼎文亲信组长负责审理。讯问节奏加快，直接出示朱枫交代笔录与蔡孝乾口供摘录。吴石这才开口，承认通行证为本人所签，未说明是否系配合组织安排。

第三轮讯问中，吴石态度转为配合。他确认曾在1947年与何遂会面，参与外围联络，承认1950年初协助朱枫安排通行手续，知晓其为特殊交通身份。不过他始终未供出其他交通员、接头人及任务流程，也未确认是否直接向中共组织发送情报。

保密局将供词编号、分类，连夜提交总统府机要秘书室。案卷厚达四册，分别记录证人证词、实物清单、行动轨迹、供述内容。通行证、密信、军用文件复印件、人员接触名单形成完整证据链。

蒋介石接报后大为震怒。命令立即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由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组成审判小组。不再走军事检察程序，直接跳过初审，立即量刑。

法庭设于保密局二楼会议室，时间为1950年5月30日至6月4日。五日内完成案件审理、罪证陈述、被告交代、定罪草案。吴石本人出庭仅三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庭审过程中，他未做辩护，不请律师，不提出申诉，仅要求核实“所有指控是否已列出”。

6月5日，三人小组提交《军事叛乱罪即决执行报告书》，列出吴石“泄露战时军事核心部署、擅发通行证掩护间谍、与敌特串通通谋、未曾悔罪”四项主要罪名。草案底部，标注“建议死刑，立即执行”。

蒋鼎文在报告书批注“建议宽宥，予终身监禁”。但该批注被蒋介石划去，旁注“已明知内情仍签字供敌，留之无益，速行枪决”。

6月7日，总统府颁发枪决令。时间定于6月10日下午。地点为台北市万华区马场町刑场，代号“Z点”。

同案人员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分别在六月初结案，其中朱谌之亦判死，陈、聂判死缓。朱枫已于被捕当日吞金自尽，未抢救成功。吴石案为“共谍案”中军职最高、级别最深、信息最大的一案，被列入台湾保密局“黑档特卷”。

6月10日午后三点半，吴石由军车押送出发。未穿军装，无人陪同，无通知家属。车上随行两人、一名医生、一名摄像兵。行刑队为宪兵第六营临时抽调。

抵达马场町时，天阴未雨，地面湿滑。行刑由宪兵中尉指令，吴石拒绝蒙眼。四点整，三声枪响。吴石胸部中弹两处，头部中弹一处，当场死亡，年56岁。尸体由保密局回收，秘密火化，不予公告。骨灰无存放记录，家属未接通知。

刑场与红线

吴石被枪决后三日，其原办公室清空。所有文件、书信、便条、草稿纸、日记本，全数打包送至“军统档案特别室”，编号“代号一九五”。史料局对外宣称“吴将军因病请辞”，原职由副局长署理。蒋介石未发讣告，未开追悼会，官方未作表态。

同案之朱谌之行刑时留有遗言：“但求魂归北地”。未被采纳，尸体同样处理无声。

郭汝瑰此时仍在南京，以“顾问”身份参与军事教材编纂。身份未公开。1956年正式调入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所，后转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受处分。刘斐则被调往华北军区，长期任职于军事干部学校顾问组，未被追查。

两人至死未遭惩处，亦无资料证明被台湾方面通缉。反观吴石，仅因三重铁证重叠，直接被列入“必须处死”的密档名单。

蒋介石自1949年后，在总统府内部设有情报处理专组。该组设有一条“特殊案件红线”：

一，任现役军事高职而泄密者，不得赦免。
二，通联结构超出单线，即属重案。
三，物证具存、供词交叉、行动链完整者，一律枪决。

吴石三条皆中。签发通行证，构成实物证；蔡孝乾供词与朱枫证词交叉印证；情报递送路径、接头人资料全数掌握。唯一高官，唯一实证，唯一失败。

郭汝瑰未与任何交通员建立双向接触，不使用文件、不签署文书，所有联络线仅一人，不扩线；刘斐仅依托战术策略配合行动，未牵涉文件流转，无接触、无交通、无证据。他们的“干净”，换来幸存；吴石的“便利”，构成死因。

这一案件后来被台军方列为“情报安全警示第一案”，其处理方式、程序设置、文件流转均被写入内务教材，直至1980年代。

吴石未入台军纪念体系，其名字只存在于一份编号为1950-MZ002的判决卷宗里。至今，台湾国史馆仍存其签署的“舟山通行证”复印本，编号第四十页，纸张已泛黄，墨迹尚清晰。

三人同为“红线之下”，三人同握要权。生死分界，不在立场，而在链条。
郭汝瑰断链，刘斐造雾，吴石亲手把钥匙交了出去。那一纸通行证，是他写给自己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