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良渚的孩子？

天气转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游人比平日要稀少些。收割完毕的稻田，两岸摇曳的苇花，间或掠过的飞鸟，都沉浸在古道秋风的宁静中。5000年前，古城中却是一派繁荣闹忙的景象。

良渚古国的宫殿和王陵都在此处。考古学家测算，这座都邑里曾居住着约两万人，在当时，人口颇为密集，放到全球都算得上是妥妥的大都市。良渚王城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四个故宫。都邑实现了城乡分野，城中完全没有农民，也不事种植，粮食经由水路从远方运来，储存在宫殿附近的中央粮仓。能在这大都市栖居生活的，除了王、巫、军事将领等贵族阶层，就是擅长各种技能的手工业者，玉器、石器、骨器、漆器、纺织……换言之，能住在城里的，哪怕是普通人，也都是“高级打工仔”。

这是一座水上之城。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古城有八个水门，供船只进出，却只有一个陆门。人们利用水流出行和运输，独木舟和竹筏是通行的交通工具。

良渚古城结构示意图，这是一座水上之城，古城有八个水门，供船只进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在2025年10月结束的第三届“良渚论坛”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分享了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的考古新发现：在反山王陵附近，发现了大型院落，院墙四面合围，面积约24000平方米，其占地面积的大小，接近今日都市中的一个小型住宅区。

反山王陵曾出土过良渚时期最大的玉琮，俗称“玉琮王”。新发现的围绕反山王陵的院墙是何用途？是生活外墙还是墓园垣墙？其中的建筑是住宅还是享殿？良渚王陵是否已经有了“陵寝”制度？

答案仍未明朗，挖掘还在继续。

即将到来的202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近90年来，关于良渚文化的探源工作未曾中断。良渚人喜欢讲述的一个巧合是，在良渚发掘的历史上，“逢六吉祥”：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1986年发现反山大墓，2006年发现良渚古城，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2026年，良渚又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突破？

王宁远说：“考古学家不会为了证明什么预设的理论而考古，通过研究还原古代社会的真实样貌，才是考古人的初心。”文明探源是人类在时间之河里的漫长回溯，近90年坚持不懈的探索，一代代人的接力，在古代文明的漫天星斗中，渐渐勾连出星图般的线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良渚古城结构 图/资料图片

关于良渚，我们知道得太少

“我们对良渚社会的了解很少。我一直说，迄今为止，我们对良渚的了解，不会超过20%。”王宁远说。“到今天为止，在良渚这一百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我们已经挖了将近90年，我们总共挖了多少你知道吗？六万多平方米！但对于总面积来说，才挖了万分之六！”

已经挖到的万分之六，可以用“光辉灿烂”来形容。在良渚博物馆的展厅，一进门便可看到一行大字：“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这一距今5300-4300年的古老文明，已经发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在挖到的“万分之六”里，发现了良渚的古城，包括宫殿、内城和外郭，城内有手工作坊、巨型粮仓、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群，外围更有规模惊人的大型水利系统……这些都标志着良渚已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古城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已经发现的，距今约五千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址。

对良渚所知甚少，有不少客观原因。在良渚，平民的骨殖相对保存较好。老百姓的墓往往在平地，浙江地区丰沛的地下水，反而成了天然的隔绝屏障。贵族的墓地地势很高，且当时的密封技术不行，导致“想永垂不朽的贵族，反而成为烂得最早的人”。许多高级别大墓里尸骨无存，连一颗完整的牙齿都没有保留下来。

良渚博物院，良渚先民劳作建城场景群雕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付巧妹是国际古遗传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也是中国研究古DNA的顶尖高手（相关成果入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学事件、《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提交给她30枚颅骨，她从其中三枚提取出DNA，经过分析，其中两枚的DNA显示为本地人士，还有一枚的DNA来自山东。

通过古代生物的氧同位素解析，显示部分良渚先民来自陕西和中原，而锶同位素做器物解析，则发现有些器物来自江西和贵州等地，这些都说明良渚已经是一个跨区域的聚集地。良渚的古城之内，甚至包括外郭之内，都没有任何水稻田，它的粮食、肉食和其他资源来自四面八方。“这种情形，非常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些是我们最近五年才知道的，也是科技考古带来的进展，以前没有人敢想。”王宁远说。

遗憾的是，提取出DNA信息的这三枚颅骨，都是在河道中出土的，非正常埋葬的普通百姓的遗骸，无法代表良渚王族的情况。那些掌握资源更多、对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虽然发掘出大量陪葬器物，却很难在DNA上做更多的人种分析，这是研究良渚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另一个更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良渚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在已经出土的石器、陶器和玉器上，目前已经发现了一千多个刻画符号，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具备文字的功能和意义。

良渚博物院，象牙权杖上可以清晰看到通体满刻着良渚神徽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有些学者比较激进，认为良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但目前掌握的例子还太少。现有的符号能否判定为文字，在我看来还是缺少证据。现在我们发现的（符号），大多刻在陶器和玉器上，如果良渚当时真的有书写系统，也许不在这个载体上。而这个载体不便于长期保存，导致至今没有发现（文字）的可能性是有的。”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曾长期从事周原考古，作为周原岐山周公庙甲骨刻辞的发现者，徐天进对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颇有研究。在他眼中，良渚是否形成文字，目前出土的文物提供了一些想象的基础，比如在有些器物上，刻画符号被组合使用，甚至围绕器物连着刻了一圈，也会有古文字专家试图对其做出解读。“也许良渚已经有类似文字的功能，在我们的展厅里，我们把这个部分的符号叫作‘原始文字’，认为其具备了文字的雏形。”

一个幅员辽阔、分工复杂的社会，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政令的传播、社会的协同和组织的运作？这是良渚诸多谜团中的一个。

“按照良渚当时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复杂程度，按常理去推测，它如果有文字，大家反倒更容易接受，但考古学不是靠逻辑推演的，总要发现了实证才算数。”王宁远开玩笑说，还是挖殷墟的同行们运气好，挖到小屯村，就等于挖到了殷商的王国档案库，甲骨文因此得以确立，研究也得以深入。良渚未来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当然有可能了，但这种你没法期待，除非我们在王城里挖到代表它最高文字水准的遗物，你甚至无法预设它会是什么形式：刻在木板上？刻在龟甲上？刻在玉器上？”

良渚的消失同样令人不解，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隐。没有文字记载，没人能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较能够确定的是，在良渚文化晚期，余杭地区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也许是洪灾，也许是海水倒灌带来的咸潮，一旦导致水稻大规模减产乃至绝收，丧失了生计的先民就不得不被迫迁徙……

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 图/韩鹏

从反山挖回反山

2006年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在考古界有“石破天惊”的美誉，良渚古城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城”。这为良渚的考古发掘按下了加速键，从那以后，挖掘工作再没停过，这一挖，就又紧锣密鼓地挖了20年。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2019年之后，良渚考古的工作策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前，可能倾向于挖掘出更多的核心亮点，以便更好地阐释遗产价值，对城内的核心区工作开展较多。而从2019到2023年，良渚考古的工作重点改在外部，在于尽可能地把边界厘清，把跟良渚文化有关联的遗址探明情况、纳入保护范围。

“那段时间我们在保护区红线内挖得不多，因为我们发现周边还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原先没有发掘过、没有列入保护区红线，或者只划为建设控制区。我们重点做周边调查、外围勘探。花了大概两三年，把周边都找遍了，发现了很多水坝。原先申遗的时候，只有11条水坝，后来接连找到很多条，也找到很多新的遗址，全部加起来，现在已经一共发现了30条水坝、350处遗址！比原来掌握的数量要多多了。”王宁远说。

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因为2024年世界遗产名录要做一次修编，良渚考古人要赶在修编之前把新发现的遗址加入到保护区红线之内，“把我们所有发现的、包括高度疑似的都圈进去，这样从保护的策略来说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方圆100平方公里之内的东西是不会漏掉的。”

这种“圈定边界，摸清家底”的工作密度，具体来说，是“每两三米就打一个钻孔，基本上良渚遗址东边，用洛阳铲都钻遍了”。这样一来，未来的工作框架就基本框定下来，“边界都知道了，都纳入保护区，就很放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在古城内外开始精细化的主动性发掘，基本上城内就是开始挖反山，城外就每年挖一条水坝。”

1986年反山墓葬群的发现，一直被视为良渚考古的转折点。40年后，良渚考古又从反山挖回了反山。最近发现的疑似“陵寝”的院墙，就围绕着反山王陵。当年发掘没有涉及的部分，正在以一种更精细化的方式被探索着。

走在发掘现场，依然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40年前留下的工作痕迹。矗立的“关键柱”上一层一层地显示着详尽的地层信息，发掘地点与已经开放参观的反山复原墓仅一墙之隔。在墙这一侧的发掘原址，能听见游客们面对满坑玉器复原品发出的阵阵惊呼，而墙那一侧的大棚之下，考古工作者仍在淡定地每日挖地。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游客参观反山王陵遗址 图/视觉中国

发现良渚，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良渚的发现，最早的有心人，是一位名叫施昕更的青年，他从未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却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施昕更是余杭良渚本地人。1936年，他作为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出土的石器与他家乡良渚一带常见的石器相似，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或称石铲，在他的故里是司空见惯的东西。

从上世纪20年代起，李济、梁思永等人相继学成归国，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遗址的相继发现，极大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热情。1936年，卫聚贤等组织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古荡、钱山漾、绍兴等地相继发现石器、陶器，证明江浙两省在五六千年以前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化。作为吴越子弟的施昕更，便是被这一股考古爱国的思潮深深激励着。

在参加古荡发掘的第二天，施昕更就急忙回到故乡，搜集跟古荡出土文物相似的石器，“除了铲以外，意外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如石戈、石镰、石凿、石庖丁……当时想到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及其蕴藏的情形。”（施昕更《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

此后，这位时年25岁的年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故乡，用他在短暂的考古工作中学习到的方法展开分区考察。在笔记中，他用“狂炽”一词形容自己对遗址探寻的投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

终于，在棋盘坟附近的干涸池底，施昕更发现两片乌黑发亮的黑陶。因为这一发现，西湖博物馆向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了发掘执照。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施昕更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陶器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2处遗址。他所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作为良渚考古的先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划时代的经典篇章。

与施昕更的考古挖掘工作相伴随的，是国破家亡的坎坷命运。1936年正式挖掘不久，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不出一周即夭折。到了第二年年初，被发掘惊动了的当地农民对他横加阻难。彼时，杭州的古玩市场掀起了交易黑陶的风气，一时间黑陶身价十倍，一些农民趁机在夜晚私自挖掘，把损毁的农田全都归罪于施昕更。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施昕更马上开始整理、绘图和撰写发掘报告，引起了中央研究院董作宾、梁思永的重视，他们马上来到良渚遗址现场考察。

三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飞机空袭杭州，《良渚》的付印被一再拖延，西湖博物馆也一迁再迁。此后，沪杭相继沦陷，施昕更泪别父母妻儿、迁往兰溪的时候，已经制好的《良渚》图片锌版无法带出，只好随身带了一部旧稿。经过修订，《良渚》辗转于1938年在上海租界出版。

可以说，《良渚》是在流亡之路上仓促出版的，施昕更写道：“这本报告书，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历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践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但施也意识到，越是在国家存亡续绝的重大关头，越要弘扬祖先千年不坠的文明荣光和生命力，如此才能建立起华夏民族绝不可被征服的雄心。

“一本考古报告毁于兵火，背井离乡的逃亡中，作者不带妻儿老小，却背着这本报告的原稿；一个濒于解散的流亡博物馆，馆长却为这离职馆员的报告，专门跑去教育厅呼吁政府拨款；同样在流亡路上的教育厅，居然真的拨出专款去重印；陆路不通，老同事冒险乘船转赴上海办理出版事宜……”在王宁远主编的《我们这样发现良渚》中，记录了这本传奇考古报告背后更多的细节。施昕更的故事，为良渚在华夏大地上的发现，写下了一个动人的开头。

可以说，为了一部《良渚》，这位文弱清秀的江南书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良渚》在1938年8月出版，入冬后，施昕更再一次承受了丧子之痛——他的次子失足落水后，因惊吓患病而夭亡。次年5月，施昕更患上了猩红热，因为战事，西药短缺，医治无效，病逝于瑞安。那一年，他才28岁。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施昕更塑像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反山——良渚考古的转折点

虽然良渚文化以“良渚”命名，但在良渚当地，很长时间内未有亮眼的重大考古发现，反倒是江苏和上海的环太湖流域，比如上海的福泉山，江苏的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地，陆续发现了较高等级的墓葬，出土了不少良渚玉器，也让考古界摸到一些大致的规律。

“当时长三角考古界学术交流比较多，同行们在发掘中总结出来，良渚文化的平民墓葬大多在平地，没有墓坑，但贵族大墓往往埋在人工堆砌的土墩子上面，称为‘高台墓地’，这个经验就传授过来了。”王宁远说。在1984年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考古大家苏秉琦更是形象地把良渚文化的这一类高台土墩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反山因此进入浙江考古界的视野。这是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度在4米左右的土墩，考古人员在调查中发现，这座土墩属于“熟土”（即呈现人工翻动、搬运形态的土层），疑似“高台墓地”。彼时，恰逢余杭长命村要扩建制动材料厂，厂址就选在反山，浙江省考古所的王明达力排众议，决定发掘反山。

反山的发掘并不顺利。山坡上种植过竹子、茶叶等作物，根系非常难挖，其下是较硬的灰黄土，再往下挖，挖出了11座砖室墓，被判定为东汉时期的墓葬……考古队吃力地发掘并清理汉墓，埋头苦干了十多天，良渚文化墓葬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但领队王明达却很坚定，顶着压力坚持往下挖。

1986年夏季，反山遗址发掘坑位 图/黄莉

1986年5月31日，天气闷热欲雨，上午快收工时，在深达90厘米的坑中，露出了一圈夹砂红褐陶口沿，当时大家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器物，只是加倍小心了。下午一开工，黑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蓄势待发，王明达与队员们正站在探访的隔梁上商议对付雷雨的应急措施时，正在坑内作业的技工陈越南突然把一团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小心翼翼地捧到王明达的脚下，问道：“王老师，这是什么？”

“我弯腰看了一眼，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到坑中，蹲在出土现场观察了足足一刻钟，取出来的土块印痕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递给我一把小铲，我不敢用，从装土的土箕上拗下一段竹片，顺着刚才取土块的边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师傅精心剥剔成功的嵌玉漆杯！”

天公仿佛呼应着这一重大突破，雷雨开始落下，考古队员们赶忙记录下相关数据，把整个墓穴用薄膜盖好，再铺上一层泥土保护。做完这一切，大家才冒着大风骤雨跑回各自的住处。当天晚上，为了驱寒，也为了庆祝，考古队员们买了几瓶酒，多炒了几个菜，在驻地开怀畅饮，所有人都兴奋异常。王明达兴奋地说：“我们的发现一定会载入中国考古史册！”

为了保护发掘坑不被雨水侵蚀，考古队冒雨开了排水沟，筑了土坎。当时没有电话，王明达赶回杭州向考古所报告情况。“那天，我没带家的钥匙，一敲门——我老婆到现在还记得我的样子——人极瘦，头发很长，冲进来像疯了一样：‘啊呀，挖着了！’”

2023年5月1日，王明达在反山王陵展示馆内回忆考古发掘的故事 图/中新社记者 张煜欢

取得最初的突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史前考古工作的第二研究室的五位成员全部投入到反山发掘之中。他们发掘的第一个墓，也是整个浙江地区发掘的第一座良渚文化时期贵族墓葬，被编号为反山M12号。在这座墓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单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分别雕刻有良渚神徽图案，大家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玉琮王”、“玉钺王”。

反山高级别墓葬的丰富程度令人咋舌，坑内相继发现的随葬品几乎可以用“满坑满谷”来形容，考古队员简直找不到立足之处，加上葬具的塌陷和腐朽，成组玉器的配伍关系复杂。为了不扰动随葬品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悬空操作法”：他们把两段毛竹架在墓口两端，再用绳索吊下两段毛竹，放在墓穴两侧，吊下的毛竹上面铺就可移动的厚木板，这就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吊床”。

这个可移动的吊床悬在离坑底10厘米左右的位置，人蹲在木板上可以近距离观察随葬品，也方便弯腰探手清理文物。每清理一段，木板再移动一段。只是苦了在木板上干活的人，他们几乎全程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趴着，腾空作业。

反山遗址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因地制宜的“悬空操作法” 图/黄莉

玉器温润坚固，但经过千年掩埋，在刚出土的数十分钟内，由于埋藏条件突然改变，极度娇嫩，稍有不慎就会受损断裂。考古工作者规定了一套操作细则，严格要求“随葬品一经露头，应改用竹签、毛刷等工具小心剔土，不再使用金属工具”。他们坚持了这些工作细则，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没有因人为的不当操作而损伤过任何一件玉器。

反山的挖掘工作前后持续了100天，考古领队王明达的体重从104斤瘦到91斤，但考古的收获前所未有的丰富。从最初发现的反山12号墓开始，反山一共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其中陶器37件，玉器1100余组（件），单件数量超过3500件，还有大量漆器上的玉片、玉粒以及象牙器和鲨鱼牙齿等。这是已知出土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群。

这一年，距离施昕更最早发现良渚，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你看见羽冠神人的两只手吗？

如今，在良渚博物馆的展厅里，作为镇馆宝物之一，玉琮王占据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在灯光下显得庄严静谧。观众至此肃然起敬，但隔着玻璃柜，他们无法体会到考古队员当年的手感：这块呈现鸡骨白色的古玉重达6500克，质地致密，沉甸甸的，捧在掌心里，相当于13瓶矿泉水的重量。

2023年6月19日，上海博物馆推出“何以中国”系列第二展—— “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观众观察良渚玉琮 图/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江南环境潮湿，土地大多呈酸性，玉器一旦出土，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过长，就会受到侵蚀，表面失去光泽，甚至会剥落一层皮。发现这一点后，考古队员们分秒必争，多人同时协作，一人起器物并编号，一人图纸记录并登记，一人写标签并协助包装，两位技工用蒸馏水轻轻漂洗，用棉纸吸干水分后，再妥善包装。玉器被小心地运输，置放在真空干燥器里，上手观看都要戴上手套。第二研究室主任牟永抗爱好摄影，试着用各种光线拍摄玉器上的纹饰。考古所的摄影师强超美把照片冲洗出来后，惊奇地叫了起来：“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大多由极细的阴刻线雕成，局部亦有浅浮雕。繁复的纹理和近乎微雕般的细节靠肉眼往往很难辨认，加上出土时为了抓紧时间，对纹饰仅有一个大概的观感。借助摄影照片，大家才吃惊地发现，在“玉琮王”的竖槽中，刻有一枚繁复的神徽纹饰：原本他们以为的神兽，上面有一张羽冠神人的脸，细细的阴刻线，清晰地刻画出了神人的两只手，五指宛然——这一细节无法被轻易发现，只有在特定的侧光下才能看得明显。

这样一来，神人的体态马上就具体了：这是一个戴着飞鸟羽冠的神人，两只手仿佛正扶着神兽的大眼睛。这可能体现了神人驾驭神兽的情态，也可能是神人与神兽合二为一的象征。

良渚玉琮局部 图/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从那之后，牟永抗常常借此考验前来看玉器的学者的眼力，结果竟无人过关，只要不加以指点和说破，来者均发现不了神的真面目。考古大家俞伟超来到杭州，牟永抗也卖了关子请俞先生看，并一再问俞先生：看清了没有？再仔细看看！果然，俞伟超只看出浮雕的兽面纹和精细的满地饰纹，并未辨认出那两只人手。

于是大家拿来台灯，为俞伟超打光，指点他从某个角度观察，这时他才终于看出了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并认为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良渚古玉和古玉上的纹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上古神巫的国度。在良渚人的信仰体系中，玉既是祭祀通天地的灵物，也是贵族分等级的标志。良渚高级别墓葬中出现的玉器虽多，但却有着严明的等级规矩。玉琮外方内圆，是祭祀天地的礼器，只为少数大巫和首领所拥有，玉钺作为权杖性的武器，则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在玉琮和玉钺上刻有神徽，其拥有者便是集王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王者。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型的文明，这一点在良渚时代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良渚博物院内的玉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徐天进曾经手绘过一幅有趣的草图，对良渚“神徽”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关于神人兽面，学术界历来有大量的猜想，但总体认可这是“祖先神+观念兽”的组合。在徐天进的笔下，神人和神兽身上的阴刻纹路，被认为是编线捆绑的痕迹，神人龇牙瞪目，被认为是戴有面具。徐天进说，他猜想在上古时代，神徽或许有一个实体的巨像，被安置在神庙前，神像由良渚本地的藤条、苇草或稻禾捆扎而成，我们如今在神徽上观察到的“拇指纹”和“羽纹”等，便是制作中植物纤维的痕迹。巨像宏大而醒目，放置在公共礼仪空间，类似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用来昭示神明的威权。而贵族拥有的古玉上的神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对巨像的模仿。

这不是严肃的学术文章，却是有意趣也富有考古想象力的一种猜测。

徐天进手绘的良渚神徽草图 图/徐天进

为未来留足空间的“大遗址观”

迄今为止，反山墓葬群依然是所有良渚墓葬中最高级别的，无出其右。王宁远开玩笑说，从反山发掘开始，良渚就开始“转运”了——之前，良渚文化虽然以“良渚”命名，但只是遵循了以最初发现地命名的传统，在半个世纪里，良渚本地的考古发掘一直没什么亮眼的发现；自从挖了反山，第二年就发现了瑶山，是良渚早期的一个高级别墓葬群，也是当年良渚人的观象台和祭坛；接下来又过了两三年，莫角山遗址被发现，是良渚的宫殿区；然后是塘山、汇观山……每一次发掘都是重头戏，每一处遗址都是重磅来袭，都入选了“七五”、“八五”期间或年度考古十大发现。上古时代的文明，在余杭大地上，渐渐被今人窥见了真容。

瑶山11号墓玉器出土场景 图/良渚博物院

“反山发掘的时候，我们的前辈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保概念：反山是一个长条形的高台土墩，他们只挖了西边的三分之一，东边的三分之二就没挖，他们挖下去的部分，也没把土墩子挖到底。他们只挖到墓坑露出来的地层，就不挖了。有人专门问过王明达老师，为什么不挖到底？他说，这个墓很重要，以后要盖博物馆。所以，他们当时把文物出清后，就做了回填。东边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不挖呢？他说，要留给后人。”

现在，王宁远正带领着他的考古队，孜孜不倦地挖掘王明达留下来的反山东边的三分之二。他成了王老师所说的“后人”。

王宁远说，这一套文保理念，作为规矩保留至今。牟永抗、王明达等老一辈考古人，都是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乃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体系中受训过的一代，传承了中国考古界正统的学术衣钵。“他们那一代人的保护理念，还有大遗址观念，真的很超前。其他很多地方的良渚遗址，一个大墓挖到了，就一定会一挖到底，把它挖光，挖光了遗址就不见了。我们是不挖的，我们挖到最重要的地层之后，会回填保护，把遗址留下来。这套规则在反山发掘的时候就形成了。包括以前在‘文革’期间的发掘，连国家标准的田野操作规程都没有出台，这些老师就制定了一套田野考古规程，自我要求并严格按照规程来训练工作人员、规范日常操作，可以说非常有前瞻性。”

至今，在良渚的不少遗址，依然能看见六七十年前发掘工作保留下来的痕迹。“他们连隔梁都留在那里，‘隔梁’是坑与坑之间留着走路的土梁，两条隔梁相交的方块，叫作‘关键柱’，这些关键柱他们也都保留着。有了关键柱，就能知道原先的地表高度。关键柱的断面上，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不同年代土层相叠的分层信息，比如表土层、汉代层、良渚晚期层、良渚早期层……”这些断面仿佛时光的切片标本，被良渚考古学人精心地保留下来，给后来者指出了清晰的路标。

但在王宁远眼中，王明达等前辈留下的巨大贡献远不止此。上个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遗址保护都是单点式的：一个遗址被发现后，四周最多留出50米的缓冲区，圈起来作为保护区。但是王明达在反山、瑶山、塘山相继被发现后，开始思索这些遗址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有可能是一体的。“于是他就自己画了一个圈，把包含这些遗址的近40平方公里统统划进去了，提出这一大片叫‘良渚遗址群’，全部应该保护起来。”

这种遗址保护从点到面的突破，也意味着与地方的高难度博弈，因为保护区内不能建工厂、不能建住宅……“完全是出于一种‘大遗址’观念，当时良渚古城还没有发现，他（王明达）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隐约感受到不同遗址之间的密切关联，就把这种猜测用学理依据做进规划之中。然后这十多年来，文物部门为了这个大遗址观，跟地方妥协来、斗争去，为良渚的进一步发掘争取到了空间。不然，在这个圈里，在这些点与点之间，如果考古人当时没有坚持住，放任地方机构在这里建了高楼、厂房，那后续所有的发现都不可能了，良渚文化探源也就直接被‘锁死’了。”

王宁远说，王明达先生自认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发掘了反山。但他对王明达说，你提出了“遗址群”的概念，客观上使良渚作为一个整体保护下来，这个价值，我觉得远远超越了反山发掘的意义。“因为任何点式的发掘，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你不发现，可能别人也会发现，但是他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把良渚整体地圈起来，这太厉害了。这件事不能等，稍微晚做了一点点，以这些年的基建速度，这个地方早就盖满了，良渚的整体性就没有了。王明达先生的贡献是了不起的！甚至可以说，放眼全中国，良渚也是非常罕见、非常另类的孤例。”

正因为几代良渚考古文博工作者的大遗址观，良渚目前形成了完备的遗址保护和公教系统：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可以看到莫角山宫殿区和反山王陵；在瑶山遗址公园，可以感受良渚人的古祭祀和观象台；在老虎岭遗址公园，能近距离观察良渚人的堤坝水利设施。这些带有郊野公园性质的遗址，成为杭州人日常散心的去处。良渚出土的文物，则展陈于良渚博物院中。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能看到莫角山宫殿区和当年良渚人的广场 图/视觉中国

徐天进2022年出任良渚博物院的首任外聘院长，同时兼任良渚研究院院长，作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把一种更学术化、更国际化的文博思路带到了良渚。2024年，良渚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一个更开阔、更综合化的新馆也在筹建之中。

“未来的想法是良渚博物馆本馆系统介绍良渚文化，而新馆则侧重于五千年文明，把源与流的关系梳理得更清楚一些。”徐天进说，基于良渚文化的几个最重要的器物门类，比如漆器、玉器、陶器这三大板块，良渚对后世的影响都很深远。“要理解良渚，需要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时空关系里，才能厘清它在华夏五千年文明中的位置以及源流关系，对文明的理解才不会停留在表面。”

观众在良渚博物院参观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上天入地，考古人的“天眼”

王宁远说，在良渚考古的代际梯队里，施昕更毋庸置疑是第一代。牟永抗、王明达等在“文革”前受训的考古学者属于第二代。他们在良渚带出了一个渐进的青年考古队伍，这批青年往往是1960年代生人，在1980年代投入考古工作，属于第三代。王宁远就是第三代中的最后一个人。

“以前我是我们部门最年轻的一个。在我之前，基本上每一两年都有新人加入，有完整梯队，没有断过。到我后面，浙江考古所没有进人的编制。过了10年才有新鲜血液加入这个队伍，后面再招进来的人，跟我就天然地隔了一辈，因此他们属于第四代。”

第四代在知识结构上也开始与第三代有分野，他们不再来自单一的考古专业，越来越多跨学科的人才进入这一领域。过去考古人挖到一个建筑，得去找建筑学家合作，挖到某个生物标本，要找生物学家，挖到水坝，要找水利专家，但知识体系的不对接，会带来很多沟通上的隔阂，导致磨合效率低下。

王宁远现在负责的科技考古室，部门里有21个人，覆盖了18个学科方向，“其中有一半人，我们招聘时要的就是没有考古学科背景的人。我们挑选多学科的年轻人，进来再做考古培养，我们根据需求招了不少遥感、地理信息和环境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软件工程的硕士，经过专业的考古培训，再放到工地一线，挖上五年，他就懂考古了。有些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刚来的时候连什么是良渚都不知道，经过长时间训练，最后通过了考古领队资质考试，成为可以胜任考古工作的领队。”

用遥感实现科技考古，考古人便仿佛“开了天眼”。1960年代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照片，原本属于美国的军事情报，但在1990年代解密后，变成美国国家地质局官网上可以公开购买的资料。日本在1940年代航拍的地图，在日本战败后被美国缴获，随后也被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这些历史资料，都成为用遥感技术寻找史前遗址的抓手。

这些旧的卫星航片拍摄时，地貌尚未被蓬勃兴起的基建所覆盖，旧时农村还有上山砍柴生火的需求，良渚地区的山林植被因此远没有今天茂密。去除了道路、建筑和植被的干扰，反而能够窥见更多的历史痕迹。良渚古城的宫殿、城墙、水坝这些大型遗迹，在地面调查中用寻常肉眼难以辨识，但通过遥感，往往能清晰地发现蛛丝马迹，有时甚至一眼可辨横平竖直的界墙。原本看似独立的多个遗址，在空中俯瞰，也更容易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仿佛有人在大地上画出一些虚线，让断续的点有了彼此关联的走向。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数字考古中心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副对联：“龙瑞凤祥昔年曾现；璧苍琮黄今日重光。”正是徐天进手书的新春贺联。良渚考古团队把他们的一体化大遗址考古新方法归纳为四个字：空、天、地、数。

“空”是航空遥感和无人机；“天”指卫星遥感；“地”是传统考古的田野发掘；“数”是地理信息系统的全数字记录。自从发现良渚古城之后，20年来，良渚考古人已经形成一套大遗址科技考古的新范式。

2025年4月18日，在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检测管理中心，科研人员在做遗址土样酸碱度测试 图/新华社

在大禹之前，早有一群大禹

在良渚挖了二十多年，王宁远连微信名都叫“挖宝”。在大众的想象中，“挖宝”的兴奋点是挖出了价值连城的宝物，但对考古人来说，心目中最值得兴奋的“宝”，是在发掘中突然发现了某个大的结构，解决了某些大方向上的问题。比如他发现良渚的“低坝”系统竟然通过栲栳山连接到了极远的毛元岭和塘山，说明它们之间是一个整体，也说明良渚的水利设施是一个统一设计、规模巨大的国家系统工程。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王宁远带着技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找坝”中。对他们来说，在需要证实的坝体土层发现“草裹泥”的工程痕迹和来自良渚时期的碎陶片，远比在大墓中挖到精美绝伦的玉璧、玉琮更令人兴奋。

2025年10月15日，科研人员在老虎岭水坝遗址工作，展示的剖面有明显的草裹泥结构 图/视觉中国

站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莫角山顶远眺，古城就在群山环抱之中。依傍着西北方向的山脉，古代良渚人建起了复杂的水利工程，现存全长5公里，分“高坝”和“低坝”。根据坝体取样的碳14测年显示，高坝建造时间为距今约5100-4600年，低坝建造时间为距今约5000-4600年，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堤坝水利系统之一。

为什么水坝对良渚人如此重要？答案不是为了灌溉。

对此，王宁远讲得绘声绘色。可以想象，上古良渚人的生活场景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脑中，早已有了鲜活的现场感。

“良渚古城首先是个信仰中心、仪式中心。良渚人‘居中而建’，莫角山宫殿区，类似神殿和广场的功能。为什么他把王城选址在这里？因为良渚是玉礼制，贵族要控制玉矿，而江浙唯一产玉的矿，就在离良渚不远的安吉一带。控制了玉矿，就控制了信仰，控制了人群。但他要养活这么多人，平原运输粮食更方便，于是他就贴着玉矿山最近的平原建都城。”

5000年前，良渚地区的全年降水量并不平衡，洪灾和干旱时有发生，良渚人便利用三面环山的地理条件，建成一套水利系统来泄洪、蓄水和调水，山体成为它的天然水库，而且是分好几级的水库。它的高坝与低坝之间形成的落差，还可以成为运输深山木材的水源动力。都城之内，中央粮仓四周被水环绕，一方面水路运送粮食，方便装卸；另一方面，万一粮仓失火，水源能够及时救火。

“所以说良渚人是规划大师。他们先在100平方公里的平原里，从北边山上往南划了一道线，建一条垄，东边是村子，有三百多个村庄，西边几乎没村子，全是水库。这条土垄长四公里，依垄建城。反山就建在这条垄上面。我们这次发现的6个院子，也建在这条垄上面。”

“你站在古城看不到水坝，站在水坝看不到古城，但它们是一体的，良渚人的测绘功夫也是一流。”王宁远说，这说明早在大禹之前，已经有人擅长治水了。

考学大家严文明也说过类似的话。每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称为“考古界的奥斯卡”，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毫无悬念地摘得了这一“奥斯卡”，严文明的评点是：“良渚的十大发现以往已经评过很多，如果是一般重要的遗址，就不会评给它了，但是良渚的水坝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原来有大禹治水的传说，现在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一千年，那不评给它，还评给谁呢？”

在王宁远的感受中，良渚人对水利的精通早于大禹，但肯定不是最早的，因为从良渚的水坝，能够感受到在他们之前，中国的先民对治水已经有了长期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而且有一批水利人才，远非一人。因为考古发现各个坝的工艺都不一样，用的材料也不一样，因地制宜，非常科学。有的坝底部是铺石块的；有的坝靠山，水流较猛，坝底就会挖齿槽；有的坝底用淤泥堆积；有的坝则按需用致密土做成了防渗墙……

“这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能工巧匠汇集，各种技术都用上了，说明在他们之前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在不同地方早有实践，否则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突然发明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善治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怀疑，往更早的时间点去探寻，距今6000年甚至7000年，可能会有更加古老的水利设施，只是现在还没找到而已，或者说，有些线索还无法确认……”

这样的“合理怀疑”还有很多。比如，在现有的良渚古城遗址之外，王宁远怀疑，还存在另外两个城，其规模可能与良渚古城相仿。这两个城是王城的卫星城吗？是并行的双城吗？又或者是有着先后迁徙关系的旧城吗？“考古学一切都要靠出土的东西来说话，等哪天有空了，我就去把那里挖一挖，先开一条小沟看一看，挖出来就知道了。”

一名外国游客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南城墙展示点参观 图/视觉中国

文化还是文明？

在西方考古学术界的话语系统，判断一个古代社会是否已经步入文明阶段，需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要有五千人以上、实现城乡分野的城市，二是要有文字，三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三大条件被概括为“文明三要素”。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良渚独缺了“文字”这一环。这也是长期以来良渚被认为仍处在文明前夜、被称为“良渚文化”的原因。

但即便是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三要素”亦有反思。因为文明三要素本质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已知的文明个案中归纳出来的一种经验主义。随着此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不断深化，发现的早期文明样本越来越多，文明的“公因子”也会随之越来越少。早期文明的多样性让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文明不但是漫天星斗，更是参差多态的。

201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主题是“水与古代文明”，良渚理所当然成为国际专家实地考察的分会场，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三十多位水利和考古专家来到良渚参观考察，其中包括杰西卡·罗森教授等七位各国科学院的院士。罗森对良渚的水坝系统印象尤其深刻：“它的规模之大，它的水利系统之复杂，水坝之多——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重要性的遗址，不只对中国重要。”

世界考古巨擘、剑桥大学的国际考古权威科林·伦福儒勋爵在深入了解良渚水利系统之后，做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世界考古界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这一论断。他在上海博物馆做的主题演讲中，比较了东西方文明化进程的不同路径。他说：“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几乎在同一时期，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伦福儒肯定良渚已经是早期国家，他说，同时期中国可能还不止良渚一个国家社会，但良渚无疑是最耀眼和最突出的，同时也证明中国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也起源于长江。

科林·伦福儒 图/资料图片

伦福儒曾数次到访良渚，他早就直言良渚古城遗址“非常值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良渚后来的“申遗”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伦福儒说：“对我个人来说，它（良渚）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地。不管它是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结果对我都没有区别，因为在我心里它已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

作为20世纪至21世纪的考古学领军人物，伦福儒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的看法。他们倾向于认为，虽然尚未发现系统性使用的文字，但良渚复杂的社会阶层和分工、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两万人以上且城乡分野清晰的城市、统一的社会信仰和礼仪，更佐以当时放之全球都属于领先地位的庞大水利系统，都证明良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形态。而国家就是文明，所谓的“文明三要素”并非充要条件。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界只认可殷墟以后的中国进入文明阶段。良渚的考古突破，改变了这一现状。占据世界考古学主流地位的欧美考古界，终于主动表达了对中华5000年文明的认可。

“在考古学界，文明的标准可能是过往基于两河流域文明总结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文明有不一样的表现，是完全正常的。”徐天进说。这也是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对世界文明的原创性贡献：良渚用自身的实证，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早期文明的判定标准。

2025年4月23日，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参加论坛的嘉宾在参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图/新华社

关于良渚，我们正在知道得更多

伦福儒曾在媒体上表态：“我敢打个小赌，不到10年，人们就会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范畴内讨论中国起源。因为我见到了非常成熟的考古项目，其中出土的精美物件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也许有的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过于谦虚，不敢直言‘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2024年冬天，87岁的科林·伦福儒于英国辞世，他留下的“10年赌约”正在成为现实。

在目前中国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我们对良渚的认知是最充分的。徐天进说，上古文明仿佛拼图，“古代的东西能留到今天就有偶然性，而我们今天的人能找到它，又有偶然性，是偶然中的偶然。找到了之后，怎么理解它？单独的碎片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掌握的证据碎片逐渐丰富，把认知的空白处逐渐填补，有些问题就会比较明朗。”

关于良渚，我们知道的很少；关于良渚，我们正在知道得更多。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和文博工作者，90年了，还在挖。随着各种新兴科技手段的加入，挖掘土方和挖掘真相变得更有效率，也更有想象力，这趟文明的探源之旅因此意蕴无穷。

在第一代良渚考古人施昕更那里，良渚，是12个点。对于牟永抗、王明达等第二代良渚考古人而言，良渚，是约40平方公里的一个圈。到了第三代，良渚，是世界遗产名录上被全世界注视的100平方公里，是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血脉传承。第四代、第五代……良渚的长度、广度和厚度，都会更值得期待。

王宁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良渚考古人的使命，是找遍良渚古城、水利这些框架性的大结构，把基础调查工作做完，就可以向历史交代了。再往后，就是第四代的事情了。”

但他还在挖地不止。这一次的反山发掘，已经挖了两年，跟他的前辈一样，目前才刚挖到汉代，良渚建筑遗留的红烧土，才刚刚冒出一点痕迹。得把这一层汉墓全部清理完，接着往下，才能挖到良渚地层——等把反山剩下这三分之二挖明白，他就差不多该退休了。

他们带起来的一支高科技、多学科的年轻考古队伍，会接过洛阳铲，继续挖下去。

2025年4月18日，科研人员在良渚古城南城墙遗址取土样 图/新华社

接下来，还有什么挖掘计划呢？

那是下一任考古队长要想的事情了。考古是一个虽有计划、但在发掘中会随着新发现而带来新计划和新变化的工作，也是一项科技不断更新的工作。前人不能规定后来者一定要挖什么、怎么挖。“要允许以后的考古领队，挖他们想挖的。良渚还会不断地挖下去，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虽然越来越多，但，还是太少了。”

王明达先生说过：留给后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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