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陵湖畔猎猎罡风中，一块锈蚀的赭红色岩石上，几行秀丽的小篆刺破2200年的时光迷雾，也戳穿了帝王永生不死的迷梦。

2020年盛夏的扎陵湖北岸，海拔4300米的高原牧场罡风猎猎。当人们俯身拨开稀疏的牧草，一块岩石的天然切面上，几行秀丽的小篆突然刺入眼帘。

其中“皇帝”二字清晰可辨。

赭红色的岩面历经风雨侵蚀，37个秦篆却倔强地留存下来——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青海绝壁的“采药昆仑”四个字时，两千多年的历史迷雾被撕开一道裂缝。

五年后，当这处石刻的研究公之于众时，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方静卧在黄河源头的石刻，是破解昆仑地理之谜的钥匙？还是一场颠覆历史认知的骗局？亦或是另一个未解之谜的开端？

绝境现真迹，荒原上的惊人发现

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是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稀薄的空气中，藏野驴的蹄声是这片荒原最响亮的生命乐章，牧羊人的身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2020年7月考察队最初发现的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证明了这片土地并非与文明隔绝的蛮荒之地。离石棺葬一公里外，一面地势平缓的山坡引起了侯光良的注意。站在坡顶，扎陵湖的碧波尽收眼底，一块粗粝的岩石矗立在山坡上。

当考察队队员踏过稀疏的牧草走近岩石时，风雨侵蚀形成的赭红色切面上，几行文字赫然显现眼前。

石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37个文字分12行排列，每行2至5字不等。最令人震撼的是，其中竟出现了“皇帝”字样。石刻虽然饱经风霜，却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仿佛被时间遗忘在这片高原。

这块深藏在黄河源头的石碑，即将掀起一场关于昆仑地望、秦朝疆域和历史真相的激烈论战。

篆字藏玄机，石刻内容引爆学界争议

2025年6月，有专家发表研究文章，完整解读石刻铭文：

“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翳于这一年的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如果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就可到达此行的终点）。”

于是依据《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推算出，“廿六年三月己卯”正是公元前221年3月29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份。“五大夫”爵位从商鞅变法设置，沿用至东汉；而昆仑的“仑”字偏旁写作“阜”字旁，是秦代石刻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

更关键的是距离测算。秦朝一里相当于今415.80米，一百五十秦里约合今天的62.37公里。从石刻所在山坡向西60公里，正是黄河源头星宿海。这印证了《尚书·禹贡》中“河出昆仑之虚”的记载，暗示古人可能视扎陵湖以西为昆仑所在。

然而争议接踵而至。有人提出石刻中的时间不是“廿六年”而是“卅七年”。与此同时，有专家从历史地理角度提出尖锐质疑：石刻位置远超秦朝西部边界。

昆仑何处寻，千年地望变迁之谜

昆仑山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地理学上的重大谜题。于阗南山说、祁连山脉说、巴颜喀拉山说、冈底斯山脉说……历代学者提出的昆仑地望竟达十数种之多。

在先秦时期，昆仑更多地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理文化符号。甘肃积石山和四川岷山成为与昆仑联系最紧密的地标。著名学者蒙文通曾论证四川岷山就是古昆仑所在，而三星堆出土的神坛器物也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描述有关。

汉武帝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向。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这与汉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疆域拓展密切相关。张骞出使西域时，就肩负着寻找河源的任务，并认为黄河“河注中国”。

唐代是昆仑地望的第二次大变迁。随着唐太宗派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唐蕃关系日益密切，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推进到扎陵湖、鄂陵湖一带。积石山与昆仑山的地望，此时已拓展至阿尼玛卿山，成为汉藏之间的重要地标。

清代完成了昆仑地望的第三次转向。康熙最初以长白山为祖山，后来接受了汉文化的昆仑龙脉说，但将昆仑山推至冈底斯山脉。乾隆时期探索黄河源头至星宿海一带，在《钦定河源纪略》中写道：“唐人始有柏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穷至星宿海”。

那么，秦朝人认知中的昆仑山在哪里？这成为判断石刻真伪的关键坐标。

秦人西行记，穿越羌中的壮举还是虚构？

秦始皇对西部的认知边界，成为论战焦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最西仅到达陇西郡，这是秦国版图的西部边界。“导河积石”是重要地理标志，而“积石”一般认为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交界处。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详细记载了秦始皇重序天下名山的格局：“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

秦始皇大一统的国家标志之山，西部最远只到四川的岷山，与战国末期《禹贡》确定的长江源岷山、黄河源积石山吻合。从这一视角看，石刻所在的扎陵湖地区远远超出了秦朝认定的西部边界。

然而有人也提出不同见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朝疆域“西至临洮、羌中”的记载，指出“羌中”就是今天的青海河湟地区，属于秦朝版图。

石棺葬的发现证明，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古羌族人已涉足扎陵湖地区，对这一地区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这些认知可能成为五大夫翳西行的指引。

更令人惊讶的是，2002年湖南里耶秦简中不仅出现了“采药”一词，还有“琅琊献昆仑五杏药”的明确记载。这证明秦始皇对昆仑仙药的追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

车马越千山，秦人西行的现实可能

穿越青藏高原抵达扎陵湖，在公元前3世纪可能吗？

秦人的祖先本是牧马人出身，到秦始皇时代，马匹已成为部队重要装备。而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三千多年前的车轮残骸；青海青铜时代的卢山岩画、舍布齐岩画中也出现了车的形象。这些证明青藏高原先民很早就掌握了驾车技术。

人们对于车的认识有个误区，认为车必须行驶在固定道路上。青藏高原虽然海拔高，但很多地方地势平坦，适合车辆通行。高原上路无定路，但处处是路。

气候条件同样支持秦人西行。研究表明，秦朝时黄河源区的气候与今天区别不大。虽然夏季沼泽地况会增加出行难度，但总体而言，一年四季都可骑马驾车进入这一区域。

后勤保障也有迹可循。商鞅变法后，秦军多次与羌人交战，史书记载河湟谷地的羌人常被秦人掳掠或四散逃亡。面对秦始皇的强大军队，被征服的羌人很可能成为五大夫翳的向导，而“羌中”地区则可能成为这次采药行动的后勤基地。

迷雾重重，石刻背后的三大未解之谜

即便秦人能够到达扎陵湖，石刻本身仍存在诸多谜团。

第一个谜题是：为何如此重大的国家行为不见于正史？

这可能源于秦朝国祚太短，很多事件未及纳入正史记载。秦朝仅存续15年，史料记载本就有限，加之项羽入咸阳时焚毁秦宫典籍，导致大量历史信息遗失。

第二个谜团关乎石刻的真实性。

刻字的岩性是判断的关键，高寒地区的冻融等风化作用强烈，风化程度与保存状况是判断真伪的关键。唐代、元代、清代都有派遣专门队伍探寻黄河源头的经历，是否在这一期间留下石刻，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三个谜题指向昆仑神话的演变。

石刻发现地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而昆仑神话中的重要人物西王母，据考证其“国都”就在青海湖西畔的天峻县一带。她的疆域包括“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

神话与现实在此交织。天峻县西南20公里处发现了西王母石室，出土了“长乐未央”“常乐万亿”铭文的汉瓦当等文物，证明早在汉代人们已公认此石室与西王母有关联。石刻的发现，是否暗示秦人已接触到昆仑神话的原始地理概念？

文明之光，黄河源头的历史印记

无论石刻真伪如何，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史比想象中更为悠久。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活跃在青藏铁路沿线。

在唐古拉山区的沱沱河、可可西里，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边，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物——石核、石刀、砍砸器、刮削器等。在昆仑山下北侧70多公里的格尔木市青藏铁路三岔河大桥工地，发现了30多件细石器时代的文物。

扎陵湖与鄂陵湖作为黄河源头仅存的两个大湖，形成于远古地质运动。约在上新世末，喜马拉雅运动使青藏高原隆起，沿断裂带出现湖盆下沉，奠定了湖泊基础。

早更新世时，湖盆比如今大一倍多；到晚更新世，统一的湖泊逐渐“解体”，扎陵湖和鄂陵湖完全分离。今天在湖边仍保留着70多个小湖，这些湖与大湖之间被砂砾石自然堤隔开，记录着湖体下沉、湖面退缩的痕迹。

扎陵湖（藏语“错扎陵”，意为灰白色长湖）位于上游，湖面海拔4293米，面积542平方公里；鄂陵湖（“错鄂陵”，意为青蓝色长湖）在其东约9公里，湖面海拔4269米，面积608平方公里。两湖都是国内海拔最高的淡水湖，如同镶嵌在黄河源头的两颗蓝宝石。

在扎陵湖西岸，五大夫翳是否曾站在这里远眺星宿海？他是否相信那片水泊纵横的土地就是昆仑仙境？当他命令工匠在岩石上刻下文字时，可曾想到这些字迹将跨越两千多年时光？

两千年前五大夫翳刻下文字的那块岩石，今天依然静卧在扎陵湖北岸的山坡上。高原的风霜未能磨灭那些纤细的小篆，如同中华文明对昆仑的追寻从未止息——从秦始皇的使者到今天的科考，探索的脚步跨越时空，在这片苍茫大地上留下不灭的印记。

石刻的真伪或许永远成谜，但人类对未知的向往与探索，已经刻入黄河源头的每一道波纹、每一粒砂石，成为比青铜更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