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城南群山褶皱里，有一个与如今兰州市风格迥异的阿干镇，那里一片破败，成为满目沧桑的工业遗迹。

“阿干” 二字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鲜卑人的“阿哥”，其中涉及一千多年前慕容廆与吐谷浑的兄弟故事。

慕容廆（269 年－333 年）与吐谷浑同属鲜卑慕容部，慕容廆是慕容部酋长的嫡子，吐谷浑则是慕容廆的庶长兄，慕容廆接替酋长之位，以雄才大略著称，在辽东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推动了慕容部的崛起，后来成为前燕追尊的君主。

据《晋书・吐谷浑传》等记载，兄弟二人因牧场马匹争斗产生嫌隙，吐谷浑不愿与弟弟相争，遂率部从辽东（今东北）向西迁徙，历经辗转，最终在今青海、甘肃一带建立了吐谷浑政权。这一政权从公元 4 世纪初延续至 7 世纪末，存续近 350 年，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青藏高原的重要势力，在丝绸之路南线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据说吐谷浑部从东北向西迁徙途经这片山沟时，慕容廆曾后悔逼走了兄长，派人追寻劝返，吐谷浑断然拒绝，在西北另立门户。

阿干镇这个地名在这片山谷中已跨越千年，如今在阿干镇的山梁上，还能看到隐约的古道遗迹，老人们说那是 “胡人走过的路”。而山沟里破败的电影院、子弟学校，则记录着另一段热闹岁月 —— 当鲜卑人的牧歌早已消散，乌金开采的机器声曾在这里响彻山谷，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煤矿小社会。

鲜卑迁徙的烟尘与煤矿生产的蒸汽，在这片山沟里完成了千年的对话。“阿干镇” 这个名字，既刻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记忆，也印着工业时代的奋斗年轮，让这座寂静的山村成为兰州城南一部浓缩的地方史。

一、山沟里的 “工业火种”：在三线建设中崛起

1958 年，国家 “大办工业” 的号角吹响，地质队在兰州城南的阿干镇发现了优质煤层。这片原本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沟，迎来了第一批扛着铁锹、背着行囊的建设者 —— 他们中有从东北老矿调来的技术工人，有本地农村招来的青年，还有刚毕业的学生，在没有机械的年代，用镐头和箩筐在山里开出了第一条矿井（来源：《七里河区工业志》）。

1960 年，阿干镇煤矿正式投产，隶属甘肃省煤炭局，成了兰州地区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那时候火车通到矿门口，每天三列煤车往外运，烟囱里的烟就没断过。”82 岁的老矿工王德明记得，当年矿上最热闹的是 “井口食堂”，下井的工人升井后，能在这里领到两个白面馒头和一碗羊肉汤，“浑身黑黢黢的，就露着俩眼睛，坐在食堂里呼噜呼噜喝汤，那香味能飘到山脚下。”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 “重点企业”，阿干镇煤矿很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小社会”。矿区内建起了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电影院、澡堂，甚至有自己的供销社和理发店。每到傍晚，广播站里会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家属院里飘着饭菜香，孩子们在操场追逐打闹，下井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骑着 “永久牌” 自行车穿梭在生活区 —— 这条山沟因为煤矿，成了兰州城南最 “洋气” 的地方（来源：《兰州工业记忆》）。

最辉煌的 1980 年代，矿上有职工 2000 多人，年产能突破 30 万吨。那时候的煤矿工人是 “香饽饽”，工资比城里干部还高，逢年过节发米发面，夏天发降温茶，冬天发棉袄。“姑娘们都想嫁矿上的工人，我媳妇就是当年供销社的售货员，托人说媒才成的家。” 王德明指着墙上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 “先进生产者” 的奖章，“那时候走亲戚，说在阿干镇煤矿上班，人家都高看一眼。”

二、乌金冷却：从 “能源支柱” 到矿井关停

1990 年代，煤炭市场的寒风刮进了山沟。随着环保政策收紧、新能源兴起，以及小煤窑的无序竞争，阿干镇煤矿的日子越来越难：优质煤层逐渐枯竭，开采成本飙升，而煤炭价格却一路下跌。曾经供不应求的 “阿甘煤”，开始堆在货场里卖不出去（来源：《甘肃省煤炭工业改革纪实》）。

老矿工李福贵记得，1998 年冬天特别冷，矿上第一次停发了取暖煤，职工工资也开始拖欠。“下井的工人还在坚持，可澡堂的热水停了，食堂的馒头变成了玉米面的，子弟学校的老师也走了好几个。” 他说，最让人难受的是去供销社买东西，以前记账就能拿东西，后来必须付现金，“售货员说‘矿上欠着钱呢，实在垫不起了’。”

2005 年，矿井安全整顿的政策出台，阿干镇煤矿的几处老矿井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被强制关闭。2010 年，最后一条生产线停了工，矿区的大烟囱再也没冒出过烟。2012 年，破产清算的公告贴在了矿部门口，一群头发花白的老矿工围着公告看，有人摸着 “安全生产 3000 天” 的奖牌掉眼泪：“挖了一辈子煤，最后矿没了，家也快散了。”（来源：七里河区档案馆破产档案）

矿井关停后，2000 多名职工各奔东西。年轻力壮的大多外出打工，去新疆、宁夏的新煤矿继续下井；有技术的去了城里的工厂；年纪大的就留在山沟里，守着空荡荡的家属院。“当年热闹的电影院，成了羊圈；职工医院的听诊器，被收废品的收走了；连澡堂门口那棵老槐树，都因为没人浇水枯死了。” 李福贵说，现在走在矿区里，能听见的只有风吹过空厂房的回声。

三、两地生活：从山沟到城市的 “迁徙”

破产清算后，按照政策，职工们拿到了一笔 “买断工龄” 的补偿款 —— 工作 30 年的老职工能拿到 3 万多块，这笔钱成了他们 “二次谋生” 的本钱（来源：《甘肃省国企职工安置政策汇编》）。大部分人选择离开山沟，在兰州城区安家，而九州开发区成了他们的新聚集地。

“2015 年在九州买的房，首付就是买断工龄的钱，剩下的贷了款。”58 岁的张建国原来在矿上开绞车，现在在九州的小区里当保安，“每天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高楼大厦，总想起矿上的绞车房 —— 那时候盯着仪表盘，现在盯着门禁，都是‘看机器’，可心里的滋味不一样。”

在九州开发区，有近千名阿干镇煤矿的职工及家属定居，他们自发形成了 “煤矿家属区”。小区门口的早餐摊老板是矿上食堂的厨师，菜市场里卖菜的阿姨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大家见了面还能聊起矿上的往事：“还记得王师傅下井救过人吗？”“当年电影院放《地道战》，挤得都站不下。”

但仍有几十户老人留在了阿干镇。他们的房子是矿上分配的老家属楼，墙皮剥落，窗户透风，却舍不得走。76 岁的赵桂兰每天早上会去矿区的老操场散步，那里曾经是职工运动会的场地，现在长满了杂草。“儿子在九州买了房，让我去住，可我住不惯。” 她说着指了指远处的矿井口，“在这里能看见老矿，心里踏实。”

留在山沟的老人，靠种菜、捡废品或者子女接济生活。他们很少去城里，觉得 “跟不上趟”。偶尔有以前的工友从九州回来看看，会带些水果点心，大家坐在老槐树下聊天，说的还是矿上的事：“那时候下井前喝的羊肉汤，现在再也喝不到那个味儿了。”

四、山沟里的年轮：不该被遗忘的记忆

如今从兰州城区开车去阿干镇，半小时的路程仿佛穿越了两个时代。一边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一边是红墙斑驳、寂静无声的废弃矿区。只有那条锈迹斑斑的小铁路，还在山沟里延伸，像是在诉说着这里的过往。

那些在煤矿工作过的人们，不管住在九州的高楼里，还是留在山沟的老房子里，都带着 “阿甘矿工” 的印记：他们习惯了早睡早起，说话嗓门大，待人实诚，就像当年从矿井里挖出来的乌金，朴实而有分量。

2005 年，矿井安全整顿的政策出台，阿干镇煤矿的几处老矿井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被强制关闭。2010 年，最后一条生产线停了工，矿区的大烟囱再也没冒出过烟。2012 年，破产清算的公告贴在了矿部门口，一群头发花白的老矿工围着公告看，有人摸着 “安全生产 3000 天” 的奖牌掉眼泪：“挖了一辈子煤，最后矿没了，家也快散了。”（来源：七里河区档案馆破产档案）

矿井关停后，2000 多名职工各奔东西。年轻力壮的大多外出打工，去新疆、宁夏的新煤矿继续下井；有技术的去了城里的工厂；年纪大的就留在山沟里，守着空荡荡的家属院。“当年热闹的电影院，成了羊圈；职工医院的听诊器，被收废品的收走了；连澡堂门口那棵老槐树，都因为没人浇水枯死了。” 李福贵说，现在走在矿区里，能听见的只有风吹过空厂房的回声。

在九州的小区里，有老人自发组织了 “阿甘煤矿忆旧会”，每月聚一次，聊的都是矿上的故事。他们翻出珍藏的老照片：穿工装的年轻人在矿井前合影，职工运动会上的拔河比赛，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的人群…… 这些照片里的场景，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

而在阿干镇的山沟里，春天会开满野花，夏天有蝉鸣，秋天落叶铺满小路，冬天白雪覆盖厂房。这里的时间仿佛过得很慢，慢到能让人想起那些乌金沸腾的日子，想起那些在矿井里挥洒汗水的人们，想起那个曾经热闹非凡的 “山沟小社会”。

或许阿干镇煤矿的故事，只是中国工业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对于那些在这里奋斗过、生活过的人们来说，这里是他们的青春，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生命中最滚烫的记忆。正如一位老矿工所说：“煤矿虽然关了，但我们挖出来的煤，曾温暖过这座城市；我们流过的汗，曾让这片山沟热闹过 —— 这就够了。”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曾是阿干镇煤矿的职工，如果你记得这里的小铁路、电影院或是那碗热腾腾的羊肉汤，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这片山沟里的年轮，需要我们一起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