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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6月18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天微亮，枪声响。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服的男人倒在泥地里，后脑渗出血。他叫陈仪，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八天前，同一个刑场，另一位中将也刚倒下，他叫吴石，在情报系统浸淫多年，最后被定为“中共间谍”，成了白色恐怖下最重的处理对象之一。两人没有共谋，没有牵连，关在同一个地方，几天前后被枪决。 这不是巧合，是整肃，是警告。

两个名字，两条死路

北伐打到长江时，吴石在师部当参谋，之后一路调动，走进情报系统。抗战时掌握不少兵要机密，战后被调往台湾，官职不低，职位是“副参谋总长”，还有实权。他不是普通军官，是有资源有渠道的情报中枢人物。

1949年夏，吴石带家眷去了台湾，身份没变，但环境变了。岛内紧张，每天都有人被带走。情报系统混乱，多个系统交叉运作，谁听谁的，谁该清理，谁还能信，没人说得清。那年秋天，军统与保密局内部收到线报，说有人在岛内“传递军事情报”给中共，且位置极高。

起初没人信。国防部内部有反复排查，未发现线索。直到1950年年初，案子忽然有了突破。一份笔记本交到保密局桌上，字迹潦草但密密麻麻，里面写着多个名字，包括吴石。提供者叫蔡孝乾，曾是地下党“台湾省工委”要员，被捕后“配合调查”。 吴石的名字写在第六页，右侧标注了“北方情报由其递送”几个字。

军法处立案当天，吴石被软禁。家属被带走，办公室封门。三天后他正式被捕，罪名是“通匪”。押送时没有明文逮捕令，是内部军事命令。隔天起，国防部清查干部超过四百人，有人失踪，有人消失，有人突然调职。岛内开始私下传言——“情报系统有中共内线。”

陈仪的落点不在军事，也不在情报。他的位置太特殊，出身太早，经历太多，得罪的人也多。早年是浙江讲武堂的总教官，后来去日本读书，民国初年就在福建任师长。抗战时做福建省主席，打过台儿庄，腿被打穿，三个月没下床。战争结束后，他是台湾“接管长官”，在光复节那天，代表国民政府接过日本降旗。 权力、历史、荣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但他没有好结局。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作为台湾行政长官、警备司令，是第一责任人。台北一夜之间变天，数千人被捕或失踪。南京震怒，蒋介石电令他即刻回报。 不久之后，他被调离，转任福建、浙江等地，职务不降，权力被架空。

1949年，国民党全线崩溃，大军南撤。他留在舟山群岛，一边处理接防，一边观察局势。他不愿再打，向熟人透露“若能促成和谈，许多兄弟或可免死”。但岛内情绪激烈，任何“谈判”“联系”“通电”都被视为叛国。 这时，吴石案爆发，全岛肃整气氛加剧，陈仪也被锁定。

一张纸条，两场风暴

吴石案发后，调查范围从军情局扩展到政务系统。蔡孝乾笔记中提到的名字，一一对照，大多身份未明。但有一条线索引起军统注意：“舟山时期，曾有人提出应考虑与中共接触。”未署名，但交谈对象被写得很清楚：“总司令汤。”核实后，指的是汤恩伯。

汤恩伯上报这事，写了一份备忘，附上一张纸条。纸条短短两行，是陈仪手写，“如有可能，可劝军队勿再妄战，容地方谈判。”署名处只有两个字：陈仪。汤恩伯将纸条原件送至台北，交给蒋介石。之后，事情开始转向。

1950年4月，陈仪突然被命令调往台湾。航班是秘密安排，文件没有盖章。他落地后，被直接送入台北市郊的军法处看押，原因未公开。外界一开始以为是调查“二二八”旧案，等了一个月才传出消息：“涉嫌通匪，军事审讯。”

审讯过程没有律师，没有庭审，只有反复录口供。军法官询问那张纸条的内容与用意，陈仪回应：“那是给朋友的私人建议，不是叛国。”但审讯笔录中，被标注为“承认对蒋总统不满，有试图引导军队转向倾向”。案卷直接上报，不再补充。

吴石案还未结案，陈仪案又浮出水面。马场町的看守所里，两人隔着铁板墙关在不同小间，只有放风时才能远远看到。吴石瘦得厉害，整日不说话，木板床上一躺就是一天。陈仪脾气更倔，审讯回来，不吃不喝，拿笔只写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八天，两次开枪

1950年6月10日凌晨，马场町戒备突然加重。周围街道设岗布哨，路口停着黑色吉普，两辆军车从北门疾驰而入。吴石被叫醒，房门被推开的一刻，他正坐在木板床上，看着墙面裂缝。看守让他穿衣，他没说话，拿起那件灰色旧军服，动作不快不慢，扣子扣得笔直。

他没有再见家人，没有机会交代任何后事。走廊昏黄灯光下，皮靴踩地的声音回荡。军法处没有通知任何外界，连内部多数人也是事后才知道他已“执行”。行刑队三人，步枪上刺刀已卸，三发实弹、一发空包弹，照规矩配比。

马场町刑场当时是一块荒地，湿气重，泥地里积水未退。吴石被带至预设地点，双手反绑，立于一块小石板前。没有喊话，没有宣判。他站得笔直，目视前方。枪响那一刻，他微微向前晃了一下，然后直直倒下。

子弹穿过后背，血从衣缝渗出。士兵走近确认死亡，报告“已毙命”。尸体被暂时掩埋在原地，无碑无标识，连临时棺木都没有。

行刑不到十分钟，押解车又载人离去，像什么都没发生。事后军法处口头告知“吴案结案”，文件不归档，只备份一份给保密局。报纸没报道，公众无从知情。唯一留下记录的是一行编号：1950-0610，代号“清字一号”。

吴石死讯传入看守所时，陈仪正在坐在床边，脚边放着冷饭。他没有立刻反应，盯着墙看了很久。那面墙上钉着铁板，窗缝被焊死，整间牢房白天都要开灯。他把饭推到一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吃一口。

当天晚上，看守换班时他开口问了一句：“是不是刚才那个将军？”对方没回答。他也没再问。夜里牢房安静，只听得见水管渗水的响声。第二天早上，他开始收拾自己留下的东西——一只墨水瓶、一块旧手表、几封未寄出的信。

6月17日深夜，看守提前通知准备提押。按惯例，处决前一天会点交物品，换衣、签名、验身份。陈仪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服，找来一把小剪刀修整头发。他没说话，只在临走前留下两个字：“还家。”

6月18日清晨，风带着雨，台北城灰蒙一片。军车悄悄驶出，朝马场町开去。车上三人：陈仪，两名随行宪兵。副驾驶的军士翻着一张行刑名单，陈仪的名字被红笔划了三道。

抵达刑场时，地上还残留着八天前吴石倒下的血印未完全褪去。新挖的坑在旧址旁两米处。陈仪自己下车，没人搀扶。他背挺直，神情平静。走到行刑点时，他略作停顿，扫了一眼四周。

没有宣布，没有程序。三声枪响之后，他缓缓向前倒下。血从背部喷出，军服迅速染红。他的手指蜷曲，落地时触碰到泥水。行刑队确认死亡后，清理现场，掩埋原地。

行刑记录再次标记为“清字二号”，执行时间6时17分。家属未被通知，消息直至半年后才由熟人带口信至上海。他的遗体在荒野无主地埋了四十余年，直到1992年才被迁回杭州。

一线之隔，一生决断

吴石案，涉案人数超四百人，是当时台湾最大情报清洗案之一。他不是唯一的牺牲者，但身份最高。案发后，情报系统大洗牌，整肃持续到1953年。公开执行的人名单有限，多数下落不明。

陈仪案，被列为“通匪高官”第一案。判决过程几乎不走流程，直接命令执行。没有审判通报，没有文件公示，直到多年后档案开放，才确认执行时间为1950年6月18日。

两人同关一个看守所，隔了三步远的木门；同赴一个刑场，隔了八天的清晨。吴石死于一份笔记，陈仪死于一张纸条。案子一个是密谋，一个是动念。前者涉系统，后者动身份。都没有当庭证据，没有对质过程。

两个高官死在自己人手里，没有战败，没有叛逃，没有公开辩解的机会。他们的名字一度从档案里抹去，直到1990年代，才在部分记录中重新出现。

陈仪的坟头直到1992年才有碑，那年他的遗骨被迁至杭州南山公墓，碑上刻着：“陈仪先生之墓”。吴石的身份则由大陆认定为“革命烈士”，立有纪念铜像。 两人被不同的系统铭记，但都再没有机会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