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铭：一个榆林家族的百年往事

一

　　1952年，我出生在陕西榆林城里瓦窑沟上巷的一个四合院里，那个院子是我老爷(曾祖父)修建的。

何志铭出生的榆林老街瓦窑沟巷口和何家馍馍铺旧址

　　那是一座典型的榆林四合院，有十来间房子，有大门、二门，很是气派。瓦窑沟上巷巷口的西边，有一口四方井，这种井在城里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那时候城里人吃的都是普惠泉的“桃花水”，水从泉眼中流出后，经过地下水道与大街上的水井相通，老百姓就可以来取水。水满了，就从井中自然流淌出去，流到街巷中的明渠里，跟丽江古城颇为相似。从瓦窑沟上巷进去到我家，要走一段上坡路，院子里有一处空地，地上打着桩子，可以拴牲口。

　　有时候家里来亲戚，条件好一点的会拉着骆驼，骆驼可以拴在这里歇脚。我二姨夫三岔弯的高买子，每次来我家，都会牵着骆驼，那骆驼的背上搭着褡裢，里面装的铡碎的干草。

何志铭家四合院旧址上盖起的礼堂

　　榆林人说一个人“拴正”，其实指的就是把牲畜拴在桩子上，意思是十分“可靠”，后来也引申为做人端正、做事周全。

　　老榆林城人也确实配得上“拴正”二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讲究。别的地方在炕上铺席子，榆林城人不铺，觉得席子是乡下人用的。他们铺的是毛毡，毡上面再铺毯子，最上面还要铺一张油布。擀毡的手法传自于内蒙，铺油布的做法是跟山西人学的。炕上放着炕柜、炕桌、炕也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榆林城人家的炕，圈好以后要用细箩子把土箩一遍，然后跟沙子搅在一起，均匀地铺在炕上。等到半干时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再将菜油倒在上面，这时候炕会显出土黄色，再把红土和成糊状，抺在炕上，最后那个炕又变成了红色。

　　这种“红炕”看起来非常干净、透亮，甚至还能映出人的影子。

　　五、六十年代的榆林，生态环境特别恶劣，一到春天，肆虐的风沙刮在脸上，能听见“呼呼呼”的响声，生疼生疼的。因此，榆林人家里的窗户一般都是糊两层，里面一层是粗布，外面一层是麻纸。从外面看，好像就是普通的窗户纸，但实际上是戳不破的，因为里面那层粗布很厚很结实。要是拿指头弹，会发出敲鼓般的响声。

　　偶尔遇上调皮孩子，会拿碎石头砸窗户，可家家户户都不担心，因为根本打不烂。

瓦窑沟巷口对面小操场旧址又叫马号

　　在我家院子里，每天早上都能听见紧急的军号的声音。当时驻扎在榆林城里的解放军在瓦窑沟巷对面有一个小操场俗称“马号”，榆林军分区骑兵连每天早上都会出早操。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有剿土匪的任务，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号声，觉得还是很有年代感和历史感。

　　我记得那个骑兵连里的士兵都穿着土黄色的军衣，扛着枪，特别威武。跟在队伍中的马儿后边，“哒哒哒”地在街上走着，经过人群的时候，打一个喷嚏能喷人一脸口水。

　　我家院子的对面，远处还有一堆瓦砾废墟，每天的太阳从那里落下。我小时候在那看见一只狗骑着另一只狗，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不懂，就哭着问我妈这是咋回事么，两只狗粘住了，一直不分开，在那嚎叫得疼得呀，不行想办法让它们分开么。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能听见鸽子的哨声，在空中回荡，这个时候要是抬起头来，可能还会看到成群的鸽子从空中飞过，确实有那么一点“小北京”的感觉。

　　那时候家家户户烧烟煤炭，烟飘到空中以后散不掉，甚至连屋顶上的天空都给遮住了。到了九点十点钟后，黑云散去，天空方才慢慢出现一点瓦蓝的颜色。城里到处都是庄稼地，尤其是靠近城墙的地方,还有许多“黑水滩子”，就是下雨之后积起来的小水池，跟湖泊似的，长着芦苇荡，还有些稻田。一到下午，还能听到此起彼伏地青蛙“哇哇”的叫声。

　　冬天特别冷，春天风特别大，没有什么公路，都是烂土路，一出城墙往北走，全是沙漠，一望无际，走一天都不见一个人。房子都在沙梁里面半埋着，只见狗叫不见人。再往远走就是草滩、海子、戈壁。那种荒凉的感觉，放在现在觉得是一种美，但其实对于当时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来说，从人到生活全是苦的，没有一点甜蜜的感觉。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熬”，就是受苦，哪有现在的人活得这么轻松。冬天是往死里冻，到了夏天则是往死里晒。陕北人的皮肤都是黑的，为什么?自然是晒出来的。外地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陕北人，因为女的都是“红二团”，男的脸晒得都特别黑，紫外线强。不像是关中人，姑娘都养得白白净净。

祖父：何玉玺 祖母：姚凤凤

二

　　何仁是我老爷，是古塔乡松树峁村人，原本是个挑粪的，每天早上进城去担粪，到了晚上走四十华里，才回到松树峁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的第一个老婆去世，留下一个五岁的男孩，就是我的爷爷何玉玺。我老爷用挑粪的担筐一头担着儿子，一头挑着简单的破行李，就这样进了榆林城，慢慢开始在这里扎下根。进了城之后，他依旧靠挑粪、卖水养家糊口，后来又把收到粪再倒卖出去。生意好了一些以后，还有了自己的粪场子。再后来，他又在四合院里建起磨坊，有了磨坊就可以给人磨面，有了面粉，他又在临街的地方开了一个打饼子的馍馍铺子，家业逐渐开始有了起色。

　　后来他又找了一个姚庄的老婆，是个要饭的，刚好老汉(丈夫)也死了，是个寡妇，身边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姑娘，也是个猴(小)娃娃。我老爷和她成了一家人，两个娃娃自然也成了一家人，过去都是这么凑合过日子。你带个女娃娃，我有个男娃娃，你的老汉死了，我的老婆也死了，咱俩凑合成一家人。

　　女娃娃定了亲、后来结了婚，这就是我的奶奶叫个姚凤凤，单眼皮的女人。

　　我没有见过我的老爷，等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但我对爷爷的印象很深。他是个大个子木匠，也会干泥瓦匠的活，实际上算是个工头，给人盖房子，也干木活。他跟我奶奶的婚姻，放在现在来看就是“包办”的，没有什么感情。而我奶奶是个厉害女人，我家现在还有她的照片，看一眼她的眼睛就知道，这不是一般女人。

　　我爷爷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两个人经常闹别扭。后来我爷爷就“离家出走”了，去了横山(今横山区党岔镇)，在那里打工挣钱，逢年过节给家里面捎点钱回来。他把门面房铺子，四合院都交给我奶奶打理，我奶奶就带着我父亲还有我的二爸经营粪场、磨坊和馍馍铺，跟陕西泾阳的“安吴寡妇”周莹有点像。

　　后来我爷爷在党家岔耐不住寂寞，押明宝，一晚上赢了五六百块银洋，用榆林话说就是“赢结实了”。他相好的一看这种情况，叫他立刻拿上钱走，说:“既然你赢了钱，那就不能继续待在这个地方了，那伙人(指一起赌博输钱的人）非把你弄死不可。”

　　我爷爷没办法，只好背着铺盖毡卷向西走，离开党家岔，去了宁夏吴忠、银川一带。那时候榆林人出门讨生活，往西走就是去宁夏，对于当时的陕北人来说，宁夏是个好地方。

　　俗话说“天下黄河富宁夏”，这里盛产大米，那个米粒大得就像马牙一样，叫做“马牙大米”。我爷爷在吴忠开了个木匠铺，慢慢安定下来。等家人把他从宁夏叫回来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榆林戴兴寺

　　我父亲是家里老大，弟兄一共三人。他只在戴兴寺念过私塾小学，教书的老师就是寺里的道士，念的是《三字经》，他们调皮，把第一句话改成了“人之初，性本善，先生长个大驴蛋。”他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记忆力却很好，一生很乐观，教会我很多方言和谚语，例如:“百年换尽满城人”，“人有种种，地有埂埂”，“家国一理”，“人的名堂，树的阴凉”，都很有哲理。他后来跟着我爷爷学手艺，也做了一名泥匠，俗称“掌砖的”。榆林城有句话叫“木匠学泥匠，三天两后晌”，意思是说泥瓦匠的手艺容易学。

　　我父亲最擅长的是挖炕洞子。过去的榆林城家家户户都有土炕，用得时间长了以后就不“利洒”(“不好使”的意思)，烟不往上走，堵住了。他就会挖炕洞子里面的土，挖干净以后烟道就通了，火和烟能够顺利排出，做饭的效率也提高了。

　　我爷爷和奶奶生过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子，我的姑姑，但是死了，死的时候可能只有十六七岁。当时家里没有女娃，都是男娃，所以我这个姑姑生下来以后，家里都很稀罕。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大旱过后就是大疫，我姑姑没有活过那场鼠疫。那个时候的疫情特别厉害，有些村子甚至整村的人全死光。据我父亲说，有一户人家家里死人了，大家抬着棺材过榆阳桥准备埋掉，结果那个“死人”在里面把棺材板踢得“咚咚咚”地响，要出来，但是家里人没办法，只能把他活埋，因为有瘟疫，不敢让出来，出来就传染给别人。

　　老榆林城人讲究门当户对，一般城里人只找城里人结亲，不找城外或者乡下的。榆林城里的这些人，大多都有亲戚关系，谁是谁的婆婆，谁是谁的大娘，谁是谁的婶子，问个上年纪的老人，都能给你说得头头是道。特别是那些大商户，做生意的，都有亲戚关系，一遇到什么事情，相互之间都有照应。但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清朝末年才进的城，就开了个小店铺，算是小手工业者，要想结亲只能往城郊找，城里是很难找到的，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这样结合的。

榆林南郊流水沟村我的外祖母

　　我母亲是流水沟村的，出了榆林城向南走差不多十里路就到，我母亲15岁就嫁给了我父亲，也是经人介绍的，结婚之前都不认识，洞房当晚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我妈的娘家在榆林城还算有点名声，叫“张草纸家”，就是制作草纸的，姓张。

　　小时候我去外爷(外祖父)外婆家玩，院子里满墙贴的都是那种黄颜色的纸，在那晾晒，纸里还能看见夹杂着一些稻草。我外爷会这门手艺，把稻草放在石灰池子里沤成纸浆，然后捞出来，碾压成粉末，就可以做成一张张草纸。我妈晚年的时候手疼得不行，我问她咋回事，她说5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干活，冬天石灰池子里水冻了冰，就把冰打碎用手捞池子里的稻草，于是落下了病根。

　　过去，纸是很宝贵的，小时候我奶奶每次看见我们把写作业的纸扔在地上，都会一边唠叨说:“霉娃娃们不敢呀，哎呀这个纸都是有神神的，你撂在地上咋办呀?”一边把纸捡起来，藏在她睡觉的那个炕褥子下面，最后打铺撑用了。大家认为纸是孔圣人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乱扔，过去榆林大街上有砖砌的“惜纸炉”，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

榆林烽火台

　　我外爷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务裔”(榆林话，意思是“抱养”)的。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叫做十里墩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个黄土墩子，也就是明代时期榆林长城的烽火台。那个烽火台里面让人给挖空了，外侧的门上挡着一个棺材板子，我就趴在那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现放着一个红布口袋。回去以后我问外婆那个红布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外婆说是我外爷的遗骨。他去世以后就没入祖坟，而是拿个红布口袋一装，放在那个土墩子里。前两年我问我的一个表姐，才知道是因为榆林城有规矩，说这个上门女婿不能入祖坟。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鼓励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我妈一共生了十个孩子，存活下来八个，四男四女。这在榆林城都不算多的，有的人家甚至有生 15个孩子的。老榆林城有句古话，叫做:“疼大的，爱小的，苦命的二小子。”

　　我在男孩里面排行老三，所以父母对我很是疼爱。那时候医疗条件差，生孩子不去医院，不进产房，甚至连接生婆都没有，我妈受了不少罪。等我的弟弟妹妹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了，至今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妈在家里生孩子，炕上倒一滩沙，孩子生下来后先放在沙子上，她既要料理自己的身子，又要照顾刚落地的婴儿。大部分的家庭妇女都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好诧异的。

何志铭母亲三十岁时留影

　　我后来经常想，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片段是什么?应该是家里炕四周的炕围子，榆林城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那种，用黑色油漆刷出来的。我当时眼睛里看到的就是这，然后看见一个正盘腿坐在炕上梳头的女人，这就是我妈。

　　过去女人们梳头很是讲究，梳的发型叫“馍馍头”，头发全都盘在后脑勺。穷人家买不起金银制成的梳子，而是将羊骨头磨成锥子状。我妈拿骨锥把头缝劈开，头发就自然分成了两半，然后拿一根筷子，从一个黑色的麻油罐子里蘸点油，一点一点抹在头发上，看起来又黑又亮。那时候我妈估计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轻漂亮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人家，孩子都多，需要的口粮自然也就多。好在我家在瓦窑沟巷的巷口有间门面房，开了个卖烧饼、干炉、枣夹子的铺子。一个烧饼卖两毛钱、一个干炉卖三毛钱，还有狗舌头状的枣夹子，这就是我家的经济来源。做烧饼、枣夹子会用到枣，枣在开水里煮过后做成枣泥，当作馅儿用，分离出来的枣核上免不了还会粘些枣泥。

　　记得小时候，我手里经常攒一疙瘩枣核，嘴巴里就来回地嚼那个枣核，嘴上糊的都是枣泥，那算当时的零食了。要靠一个馍馍铺子养家糊口有难度，我爸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全靠一身苦力，担着担子在前街后街来来回回地赶，担子上担的不是米就是面。时间长了以后有些弯腰驼背，但即便如此，全家人还是经常会饿肚子，吃糠咽菜是家常事。

何志铭出生的榆林老街瓦窑沟巷口

　　后来馍馍铺子停业了，城市居民都吃供应粮，每人每月平均28斤。每月买粮要起很早去排队，领到的粗粮多、细粮少，因为种类多，所以要拿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口袋装粮。粮食半个月就吃完，剩下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在庄稼地里刨过人家挖剩下的白菜根，还去种洋芋的地里挖遗漏下来的洋芋。有时候刚弄了半筐，照看土地的老汉气喘嘘嘘地赶来了，两脚上来把我的筐子踹烂，还拿柳条把我抽昏过去。

　　那时候所有人都缺吃的，白面吃不起，就只能吃“红面”，什么是“红面”呢?其实就是用高粱磨成粉后制成的面粉，那种面条一旦在锅里放得时间长一点，铁锅就会生锈，面也变成红色，因此被榆林人叫做“红面”。街上的公共食堂里，一碗粉浆饭卖二毛钱。我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饿得实在不行了，我爸就拉着我去那买了一碗粉浆饭，他自己没舍得吃一口，都给我吃了。还有一次，一个农村人来到我家，给我们倒下了两升小米，然后准备抱走我最小的弟弟，他当时只有八九个月大。

　　那时候我家的米缸经常是空的，孩子又多，其实是很需要粮食的。但等父亲回来以后，还是没有答应这件事情，他把米又原封不动给那个人装了回去，把弟弟要了回来。老榆林城人有个说法是，抱回来的孩子，一般都很难养大。果然，我的这个小弟后来活到四十多岁就走了。

何志铭的弟弟何志亮

　　我还记得，榆林城当年很多巷子口都开着豆腐坊，门口经常有人候着，手里拿个瓢，做什么呢?等着取店家倒掉不要的豆腐渣。豆腐渣算是豆腐坊里的厨余垃圾，可在那会儿这也是很金贵的。要想讨得一瓢豆腐渣，那也得和店家关系特别好才行。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拿豆腐渣充饥，但这个东西吃进肚子里不好消化，包括吃糠，经常会出现拉不下的情况。拉不下来怎么办?我记得小时候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奶奶拿以前柜门上的那种铜钥匙钩子，在我的屁股里钩，疼得人直叫唤，直到流血了才把大便弄出来。

　　我爷爷临终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我奶奶每天早上给他做一碗白糖鸡蛋汤。打两个鸡蛋在碗里，用开水一冲，搅拌均匀，然后放一点白糖就可以吃了。我爷爷每次都是端起来一口气喝完，把我爱得就站在旁边看，但是自己吃不上。我的好朋友路遥曾经说过:“人要是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那该多好啊。”这句话其实也是我童年时候的梦想，但因为家里太穷，很难有机会吃到什么好吃的。

　　不过我爷爷后来还是死了，入土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看。我没见过死人，就觉得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躺在那里了，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人是会死的。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爷爷棺材里盖得被子和衣服都拿剪刀给剪破了，还要倒上菜油在那浇。

　　后来我明白了，这么做是害怕有人借着埋死人的知晓，以后被盗墓贼偷走死人的衣服和被褥卖钱。

何志铭在榆林烈士陵园

　　我爷爷的坟就在榆林烈士陵园后面。那时候我家里喂着几只兔子，兔子喜欢吃那种兔草，一揪就会流那种白色的汁液。

　　我暑假就去烈士陵园附近割草，割完草到我爷爷的坟前坐一会，磕个头。那时候烈士陵园的墙很低，有些地方甚至快被沙子埋住了，我就爬上去看，发现里面埋的全是烈士，还有一望无际的墓碑，据说这些攻打榆林时牺牲的西北野战军战士。

　　到了冬季，气候寒冷，更是没有什么菜能吃。有些人家会把白菜放在地窖里面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跟冰箱一个道理，但是那都是奢侈品，普通老百姓吃不到菜。于是我们就在秋天的时候晒野菜，苦菜、灰条菜都有，晒干以后保存的时间能长一点，春天就有菜吃。

　　再就是腌酸菜。老榆林城人家家户户都会腌酸菜，一个人一缸菜，才能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把白菜洗净后煮的半熟，捞出晾凉后放进缸里撒上盐，经过几十天的腌制，酸菜就做好了。从头一年的腊月到来年四、五月这个时间段里，这就是一家人最主要的蔬菜了。

瓦窑沟巷广益当旁边小巷，笔者当年搬家酸菜缸打破的地方

　　1958年，我们家搬家，我父亲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一口缸，缸里都是腌酸菜。路上经过一个坡，在“广益当”上面，一不小心，缸从架子车上溜下去摔碎了，酸菜也撒了一地。我们顾不上多想，赶紧蹲下去拨拉那些沾上泥沙和碎石子的酸菜。这些掉在地上的酸菜也舍不得扔，拿回家以后放在水里洗一洗，就能继续吃。

　　榆林城外的乡下人笑话城里人，有句话叫“穿得好，走得快，肚子里装的酸白菜”，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别看你们城里人表面上各个都“能行”得很，实际上是“驴粪蛋，面面光”但我觉得这没什么，老榆林城人“爱好”，追求美好，在极度艰难的生活状态下寻找快乐。就跟当年的苏东坡一样，虽然一辈子被贬到这贬到那，但是还是非常热爱生活。

正面房子是叶芝兰家旧址

　　我有个邻居叫叶芝兰，住在后水圪坨上巷的黄家四合院，她的父亲是叶孙长，榆林城有名的画匠。有一天，叶芝兰端来一脸盆鱼肉，让院里跟我一般大小的“小土匪”们一起吃，这是我第一次吃鱼。

　　那个年代的榆林人，根本不敢吃鱼，一是怕有腥味，再就是怕鱼刺扎喉咙。所以人们就把鱼肉喂给猪吃，然后再去吃猪肉。鱼肉是什么味道?大家是不知道的。叶芝兰是以前的大户人家，人漂亮，也见过世面，她做的那一脸盆鱼肉和猪肉，那种炖在一起的美味，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四

榆林后水圪坨巷原九号院子的雕花照壁

　　大概在我五岁左右，我家在瓦窑沟上巷的那个院子被征走，建起了党校礼堂。现在那个礼堂还在，那里原来就是我家子。后来，我爷爷在后水圪坨上巷9号院买了三间南房和两间西房，我们全家搬了过来。这个院子当时还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黄，住在里院。一家姓杨，住在外院。

　　黄家在榆林历史上算是比较显赫的人家，他家祖上出了一个人叫黄午亭，是老同盟会员，在日本留学和孙中山、于右任、以及杨虎城是好朋友。黄午亭曾经和井岳秀、王军余等人一起，组建了国民党榆林中学党部，民国时期还曾经担任过绥德县和清涧县县长。

　　按理说，这个院子应该算是“县长大院”。但是到我们搬家过来的时候已经衰败了。黄午亭的儿子黄谱，他个子很高，脸很长，还长了一对大耳朵，精神不太正常，外号“黄疯子”。我小的时候见他架了个很长的梯子，用白灰在北房里的后墙上写了“普渡众生”。四个大字，被人举报，写了反标。

榆林后水圪坨上巷笔者爷爷买的南房和小西房

　　有一天，我趴在他家玻璃窗上往里看，发现他被人用白布从头到脚捆梆起来，像是一根硬棒，吓人一大跳。他“嗷”地叫着，似乎想要喝水，于是我跑进屋内给他倒了一碗水，但他全身都被捆着，我也有点害怕，吓得把碗一扔就跑了，搬到后水圪坨上巷以后，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

少年何志铭

　　我家离贾盘石上巷，中间隔着一个万佛楼巷，于是就在贾盘石上巷的四完小念到四年级，然后在三完小念了五、六年级。四完小是初小，三完小是高小， 高小毕业在当时就算高学历了。

　　六十年代的榆林，孩子能念书念到高小，已经是很不容易、很奢侈的事情。一般女娃娃基本都不念书，没有那个条件，到了年龄出嫁了就完事了。男娃娃念书就是念到小学毕业，只要会认字、会算数就可以了，不要被人给骗了就行。

　　我是9岁才开始上小学，穷就尽量不让上学，实在不行了，再不上娃娃就完了，家里才把我送到学校念书，第一天上学，我穿的黑棉袄上有个补丁,我妈说“笑烂不笑补”衣服不怕破，只要补上就是好衣服。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在瓦窑沟上巷住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惹大人生气，被我三爸教训了一顿。他踩个闹秧歌时用的高跷，把我一把抱起放到房顶上，我下不来，就在那哭。我三爸说:“你再调皮就在房顶上一直待着。”我说:“我要下来，害怕死了，把我摔死咋办呀?”我三爸才上去把我抱下来。

何志铭小时候玩耍的拐拐巷

　　搬到后水圪坨巷以后，我是“娃娃头”“孩子王”。万佛楼一带，北至贾盘石巷，南至镇远门，就是我的“势力范围”。巷子里的孩子都爱争某一个区域的“所有权”，这个巷子是我的，那个巷子是你的。你不能来我的巷子，要是来了就得小心点，弄不好就得打架。打架就难免要用到砖头瓦块，头破血流是家常便饭，我的脑袋从来就没好过，总是缠着纱布。

　　我手下还有好几名“大将”，跟着我“征战沙场”。年纪小的孩子也有崇拜我的，但是他们只配在后面跟着我们乱跑，打架是不敢的，“接见”都没时间。你想想，七八岁的娃娃能挨得起砖头吗？挨不起，一砖头拍上去就拍死了，完蛋了，都是十岁以上的孩子才敢打架。

　　为什么要争地盘?因为当时我们接受的就是“战争教育”，所有人都告诉你，马上要打仗了，要做好战斗的准备。电影里放的是战争片，例如《扑不灭的火焰》，玩的游戏是斗地主、打老爷，煽动阶级仇恨，看的小说是《七侠五义》，书里面的人物可以飞檐走壁、撒豆成兵。

　　孩子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学，每天手里拿着弹弓和棒子，脑袋上和身上都是伤。我那时候还专门画过万佛楼那一带的“势力范围地图”，从哪到哪怎么走，“敌人”来了在哪里堵他，哪个巷子容易遇到埋伏，要特别注意，里面标注得很清楚。

　　为了居高临下掌控全局，我几乎不在地面行走，都是在房顶和院墙上，每天动不动就上房顶了，特别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一天我在房顶上“侦查敌情”，同在一个院子里住的老太太嫌我把房顶上把瓦踩坏了，恨得指着鼻子骂:“你狗的快下来，看摔死摔不死你”。

　　我之所以是“娃娃头”，其实还跟口才有关。因为小时候我看书最多，肚子里装的全是故事。例如小说《烈火金钢》我讲八路军是如何跟鬼子、汉奸周旋，讲史更新和猪头小队长在夹墙里拼刺刀的故事，能吸引不少小孩。

　　我这个爱看书的习惯，跟我大哥有关系，他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毕业后回到榆林当了教师。他从西安带回来好多书，但当时不敢让我看，因为在那个年代，书是有“毒”的，怕小孩看书看得“中了毒”就把书锁在抽屉下的柜子里。我到了晚上悄悄从抽屉底下伸手进去拿书。

　　那时候是冬天，房子里没电，就一个灶火，我就映着火光在灶火旁边看书，有时看着书人睡着了，火把头发烧着了，最后还是把那一柜子书都看完了。中国作家写的《三家巷》《苦斗》《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外国作家写的《牛虻》《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鲁迅的郭沫若的。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得最多，所以讲起来也比较顺手。

　　我还喜欢看《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而且发现里面还有榆林话。才知道榆林这个地方还挺古老的，至少明代就有了。书里面还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每次一看到这部分速度就慢了，平时看别的书都是很快的，青春期嘛，觉得神秘得很，这个男人和女人是咋回事，这个娃娃是从哪来的，看傻了都。

　　定慧寺上巷18号，我家那时候有两间房子，但是家里只有一个15 瓦的灯泡，所以就在隔墙上面挖了一个洞，灯泡就放在那个洞上，两间房子都能照到光线，特别昏暗。要是换成 25 瓦的灯泡能好很多，但是灯泡上面贴有封条，那是街道办的人贴的，怕我们偷电。

　　我妈就怕我看书，说:“你不敢看书了，把眼窟窿子看坏了咋办呀？人家招工不要眼睛不好的人，你就一辈子在家待着。”家里不让看书，我就跑到外面看，巷子里有个电线杆，上面有个灯泡，我晚上就站在巷子里的电线杆下看书。有时候晚上上了炕，我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拿一面镜子让可以反射到灯光，照亮书上的字，就这样把眼睛看坏了。

何志铭小时候夜里在路灯下读书地方，现已换了水泥电杆

　　后来赶上部队招兵，人家一检查，我视力不行，就被刷下来了。我背过身在那哭，我妈说“你哭也没有用，早知道别看书就好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书让我对生命、死亡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

五

　　我家在后水圪坨上巷时，我二爸和三爸分别从横山、鱼河搬家回到榆林，我爸是老大，只好把后水圪坨上巷的房子让给了他们，我家搬到了定慧寺上巷我舅爷的破房里，现在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当时十来口人就住在两间大约三十平方的房子里，一到下雨天房子就漏水，房里地上没有砖，全是泥坑，放着大盆小盆接雨水，人在家里面还要打伞。

　　定慧寺巷离南城墙很近，那时候榆林的城墙都是烂的，没有现在这么新，娃娃们就在城墙上下玩。我一天能爬三回城墙，早上九点一回，中午十二点半一回，晚上五六点一回。

　　爬城墙是为了去城外的大坝头水库里耍水，那个大坝头就在凌霄塔东边，过了农历四月初八就开始下水，一天游三回，我的好水性就是在这里练出来的。

　　后来到西影工作以后，经常有人嘲笑我说:“陕北人，早鸭子，你还会游泳?”我说我给你试一下，我一下子能游很远，关中人看到以后都快羡慕死了。除了大坝头，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榆溪河玩水，但这里的水很深，我有一次不小心差点淹死。

　　那大概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在榆溪河玩水的时候被一个闸门的漩涡给吸住了，怎么使劲都游不上来，当时我就想:“这下完蛋了，要死了。”最后附近有个人看见不对,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把我的头发一把抓起，从水底把我给救起来了。到了岸边，他把我整个身子倒着提起来，肚子里的水全都吐出来，这才捡回一条命。

何志铭小时候捡炭埋积在窗前的地方

　　我们那时候穷到什么地步?家里做饭生火要用煤，这些煤都是我们小孩在外面捡回来的。捡一回煤，鼻孔里全是煤灰，擤一下全是黑色的鼻涕。一个寒假下来，捡的煤够家里烧一个冬天。

　　我那时候穿的是白板皮袄，没有布做的衣服，因为买不起布，榆林人都穿这种皮袄。我还带着十来个小孩一起，自己拿木头做了个小推车，上面放个麻袋。

　　娃娃们的脸黑黢黢的，风一吹鼻涕流下来，拿手一抹，手脏了就在衣服上擦一擦，擦得又黑又亮，真的是衣衫褴楼、饥寒交迫。我们一般是在榆林城南烈士陵园附近的秦庄梁煤矿捡煤，捡的是人家从煤矿里运出来的、掉下的煤渣，而且很难捡到。娃娃们之间还会互相抢，孩子里面又有孩子王，你不是这拨人里的一员，有时候就算是捡到一块好煤，立马就有人来抢，要是不给，就会被揍得满脸都是血。

　　那个煤矿上有个我的邻居，跟我同住一个院子，叫郭老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小孩里面的头儿，管我叫“嘎子”“何嘎子”，就跟小兵张嘎一样。

　　每一次我去矿上捡煤遇到他，见他穿个黑皮夹克，正在矿上工作，他为了照顾我，特意夹了一块大煤，“啪”一甩扔到我跟前，那块好煤就到手了，大块煤我又不敢拿，怕被抢，只能捣成碎块块装上，剩下一半拿不走，就找个沙坑埋起来，再扎一根树枝在旁边当作记号。

　　这样，第二天来了还能找到。结果第二天来了一挖，煤都没了，被别人挖走了。那人不但挖走了煤，还在里面埋了一泡屎。唉呀！把我气得哭了。

我的大哥何志刚

　　我大哥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但因为家里太穷，我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我大哥一走，家里等于少了一个劳动力，他要是不走，家里还有个能挣钱的，经济负担小了很多。就因为这件事、两个人吵架，但最后我大哥还是去西安念书了，他也是我们家里念书念得最好的一个，我也非常羡慕。

何志铭离开榆林在老街东风照相馆拍照留念，时年十九岁

　　我1971年去西影，坐得是卡车上面放着长条椅子，三天才能到铜川，再改坐火车到西安。那个年代榆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和骆驼，我们都没见过火车，所以感觉新鲜得很。物资的运送主要靠人背、担挑，我父亲一根扁担走四方，白天遇到坏人或狗、狼可以防身，晚上要休息就在地上挖个坑，扁担放在上面，再用千草一盖，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我大哥还是幸运，他不用担父辈们肩上的担子。

　　我的儿时，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念过书。1968年，初中招生的时候，我在钟楼下面的墙上看见公布名单，大红纸上面上写着我的名字。

　　当时我是被录取到榆林师范上学，报名费三块，我回去跟我妈要钱，我妈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那咋办?我妈说你先去上学，把钱欠着，你就说你是何志刚的弟弟，看人家咋回复你。何志刚就是我大哥，他当时被分配到榆林师范学院当老师。

　　我那时候胆子小，脸皮也薄，我说妈我不好意思，我不敢说。最后就辍学了，跟着我父亲当小工，做起了搬砖头、砌泥包之类的营生。拉一车砖挣两毛钱，那时候的南门坡很陡，拉一车砖头朝上走是很吃力的。有时候我们会给上坡的人推一把架子车，挣个一两毛钱。南门附近沿街搭着帐子、都是卖“花货”的，有纸烟、瓜子、花生、还有羊杂、粉浆饭和醪糟，几分钱或者儿毛钱就能买到。

　　在毛织厂工地上，我往脚手架上扔砖，干一会儿手就被磨烂了，最后自己做一个木铲子，铲上放一块砖往上面扔。破砖的本事也是那时候学来得、我可以不用任何刀具，一脚可以把整砖踏踩成两半，而且是齐齐整整的。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一进他家门，看见屋里有个火炉子，炉子要用砖垫起来，但他们不会“搭茬”，就是交错着砌，有得茬才会砌牢，我就上去一脚把砖踩成两瓣，把他们吓了一大跳，说我怎这么厉害?我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干啥的，本来就是榆林城里的长上工地的楞小子，还能连这都不会吗?

　　有一段时间，我母亲建议我也当个木匠，就跟我爷爷一样，但是我不想学，因此跟我母亲吵了一架。她把我赶到我二哥上工的地方，让我妹子监视我，跟着二哥拉大锯，拉大锯算什么工作？来来回回、没完没了、死气沉沉的，我不喜欢。有一天，我在拉大锯的时候睡着了，“啪”的一声，二哥一巴掌把我打醒了我，还唾我一脸口水，说我不成气。

　　后来我父亲又带着我去横山的高镇，二哥在那里揽下了糊顶棚的活，我们从榆林城出发到响水镇下车，步行到横山高镇，路上翻了一座又一座山，把人累得半死。我父亲还一直在那说:“快到了”！翻过几座山，他又说：“快到了”！但是，总也到不了。走到了韩岔，晚上，我的脚肿了起来，走不动了，就在车马店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那个车马店里还有好几个歇脚的放羊老汉，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讲述着“打兰州的战役”，我就在那也跟着一起听。

　　去高镇的途中还路过魏家楼一座小庙，我跟我父亲刚跨进庙门准备在里面休息一下，就看见庙堂里面有个人被铁链锁着，那人像个猿猴，一丝不挂、披头散发、浑身黝黑、分辨不出年龄。看见我们进来就从草堆里使劲挣扎、嚎叫，想要摆脱铁链子。我俩被吓得不轻，走到附近的村子里一问，才知道这个人精神不正常，家里又没有钱给他看病，只好把他锁在庙里。

何志铭的父亲

何志铭被西影招工走时推荐的街道二分社旧址

　　1971年，陕西省城附近很多单位在榆林招工，我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成为了一名食堂的帮厨。当时我心想，管他干什么，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但是因为眼睛不太好，我父亲担心会被刷下来，还拿着两瓶酥油找人说情。最终我得到了榆林街道办二分社的推荐，从此就离开了故乡。

　　我们家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直到清光绪年间才进了榆林城，至今已有六代人。榆林人说三代就成了“干板”，这个“城干板”指的就是住在榆林城内的人。城外的人说起“城干板”，往往带有一丝贬义，而“城干板”们也看不起乡下人。在我看来，“城干板”是老榆林城人的一种精神。

　　明清以来的榆林城，其实是一座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城里住着很多人，这些人大多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穿着还算体面，听得都是跟江南丝竹弦乐一样的榆林小曲，不管是吃饭、穿衣、待客、做生意，都是很有讲究的。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再苦难时期也从未改变。